“文革”回忆：造反派挨整的日子到来了

　　1968年底的一天，军代表通知我晚上开一个会，要我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并要我正确对待。事先既无舆论准备，也无任何铺垫。抱着正确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很坦然地去了会场，到会的有四五十人，清一色的“百万雄师”成员，多数是公司的基层政工干部。我找个地方坐下，军代表宣布开会，有人突然大叫一声：“徐正全站起来！”既然要正确对待群众，姿态当然要放高一点，我并未抗争，默默地站了起来。又有人喊：“站到中间来！”得寸进尺了，我仍然一声不吭站到中间去了。有人开始发言，头一句就是：“徐正全是工安的坏头头！”我一听，心想什么意思，不是听意见吗？怎么一来就批斗开了？于是问军代表：“今天开的是什么会？”军代表装没听到，有人不耐烦了，迫不及待地过来按我的头：“头低下，你还不老实。”

　　会场外早就有以张治能为首的二三十个我们的造反派组织九八纵队成员围观——不是我布置的，都是自发来的。一见会场气氛不对，一群人一齐冲进会场，大叫：“搞么事，搞么事，凭什么批斗徐正全？”一面对按我头的人推推搡搡，全场一下就乱了。军代表站起来，铁青着脸叫了一声：“散会！”我们的人一窝蜂拥出会议室，众人把我送回宿舍，陆续又来了一些九八纵队的队员。

　　我对大家说：“今天只是个开始，造反派挨整的日子又来了。大家各自安心上班，天大的事，我一力承担，何况我们又没干坏事，问心无愧。冲会场不是办法，让他们搞，看他们能搞出什么花样。军人比工作队愚蠢，工作队整我们还躲在幕后，他们是直接出面指挥。军人太迷信强权了，整人连一点借口都不找。”我见大家都很伤感，有人还掉泪了，就叫大家都回宿舍去休息。

　　大家走了，我想了很多，从现实来看，整造反派的大政方针是肯定的了，这个大局我们改变不了，而且只能是束手待毙，总之是在劫可免，在数难逃了。军代表要整我们，那是要执行上级的部署，不是个人思想。可保守派群众又哪来那么大的气呢？我开始反躬自省：造反派最遭诟病的是打人，我扪心自问，除了王积增是我同意教训一下的外，我没叫任何人去打过任何人，而且我还特别开会宣布过不准打龚友明、徐鹤初这样的人，尽管他们在造反派中民愤是最大的，但他们曾经是劳动模范，就凭这一条，站错队也是可以谅解的。何况这些人确实也没挨过打。龚友明最初组织“职工联合会”（“文革”初期当权派操纵的武汉工人保守组织，1967年初消亡）时，要求参加我们在公司外的一些活动，我都是同意的，只是要求他们不打职工联合会的旗子。只有一回，参加一冶结构厂的一次批判大会，他们打了旗帜，会议中间被别人发现，把他们赶出了会场，我事后还给他做了解释。保守派中绝大多数是老工人，我历来对老工人是很尊重的，也没侵犯过他们的利益。公司革委会成立后动静最大的举措是对生产、生活秩序的整顿，比方调整和清理宿舍、施工现场，规定用餐只准在食堂内，不许在宿舍进餐，开大会不许擅自离场早退等等，都是我主导进行的。强制性的规定难免得罪人，但也多半针对年轻人和我们自己组织的人，老工人纵有违犯也多半是劝阻。除了有几次开公司大会有的老师傅躲在宿舍下象棋被我掀了棋盘外，我也没得罪过谁呀。
　　现在出了一种反常现象，你越注意团结和尊重的人对你的仇恨越大，你真得罪了的人反而对你好一些。说实话，“文革”中我对不住的人，除了被我们组织打过的人之外（这些人不会超过十个人），我最对不住的就是陈增汉和戎宝福师傅了。我带头抄了戎宝福的家，他不过是个一般干部，无辜被抄家，但事后他对我们并无怨恨，相反还参加了“新一冶”造反组织。活动不是很积极，但后来当权派规定要人人表态退出群众组织并写大字报声明的时候，多数人都只几句话，表明退出某某组织，最多加上一句响应党中央号召之类。可全公司就戎宝福一个人不同，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大字报，详细写了“新一冶”对“文革”的贡献，他对“新一冶”这个组织的认识过程和参加的原因，最后才写道，他现在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并不是这个组织不好，而是这个组织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才退出这个组织。我公开保护过的龚友明对我们最痛恨，而被我伤害过的戎宝福却对我们最理解。这种反常现象，我一晚上没有想通。要说是因为观点不同，也站不住脚，我们之间究竟有那些观点根本对立，又怎么个对立法，竟然对立到以命相搏，我搞不清楚。双方除运动初期外，各自的观点就没有理清过，更没有在思想上交过锋，怎么就会闹得你死我活？七想八想，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多年后睡醒了一点，回过头一想，这种反常现象原因很多，重要的一条是，一旦大事当头，多数人是唯强权是从，只有少数人能以是非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样一种民族劣根性，“文革”不失败，才叫怪事。“文革”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十七年愚民政策、强权政治的一种报应，这种报应毕竟还是“家事”，不改弦易辙，哪一天外敌入侵，亡国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才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可能是单位军代表操之过急，以为只要对我一开斗，对全公司造反派的整治就可以顺利展开，没成想一试水就遭到了反弹。于是军代表装成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也照常去公司机关大院上班，没有人过问我，这样一晃就到了1968年的12月13日。这天下午开全公司大会，就一个内容，军代表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徐正全进公司学习班反省交待问题。”实际就是进牛棚，那里已经有十多个人了，主要成员就是我前文介绍的那些内定的牛鬼蛇神。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整造反派的大势已经明朗，何况还有上级指示，我当然只能束手就擒。同志们也知道大势已去，只能被迫接受这种局面。

《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徐正全著，中华文化传播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