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1980年11月28日至1981年1月25日，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现场。在审判张春桥时，前上海市负责人徐景贤和陈阿大出庭作证。

　　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地。“文革”期间，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都与上海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不仅这3个人，江青早年也在上海从事演艺工作。所以，上海对“四人帮”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他们在上海保留了自己的亲信和势力。因而，对“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审判，成为继对“四人帮”抓捕、审判之后，1980年代又一个重大审判。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进行公开审理，作出判决。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王秀珍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陈阿大、马振龙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永嘉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地位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的马天水因患精神病，未定刑。

　　至今，这次审判已经过去30年，但在现时这次审判仍值得回味。


　　消息泄密，从失魂落魄到困兽犹斗

　　1976年9月28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马天水接待了张春桥的秘书萧木。萧木此来，向上海市委常委一帮人传达了张的谈话。当时在场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6个常委。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式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张春桥还说，“要有打仗的思想准备”。

　　10月7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被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让徐景贤等人没想到的是，马天水一去不回、再无消息。之后，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反复与北京方面的各路人士进行联系，均被告知不清楚。尤其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马天水的秘书也在北京，在接到王秀珍的电话时，反复说自己“老胃病犯了”——据说，这位秘书并没有胃病。

　　气氛压抑而神秘。上海的一帮人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10月8日，王秀珍接到张春桥妻子的电话说，他们给张打了一夜的电话都没有打通。原定张的儿子去北京，现在也不知道去好还是不去好。

　　惶恐之中，上海市委的一帮人跑进市委学习室开会。通过分析，徐景贤等人认为，可能有人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三人下手了(当然，他们没想到是，江青也同时被逮捕)。此时此刻，上海的一帮人立刻感到张春桥的指示确实有“先见之明”。他们开始密谋，准备武装暴动。

　　10月8日下午，他们派往北京的“自己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打来电报。电报中，有“我娘心肌梗死”几个字。这几个字，恰恰是缪前往北京之前他们彼此约定的暗号。意思是，北京方面出了大事。“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一下子乱作一团。随后，在公安部工作的“内线”祝家耀打来电话，祝只说了三句话：“人都集中起来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至此，徐景贤等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四人帮”被抓捕。

　　在市委学习室，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同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谈过了，现在我们有带枪的民兵2500人，已在各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还有31000人分散待命。”朱永嘉则提出，要学习法国大革命，“打一个礼拜不行，三天五天也要打，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朱同时提出了“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和“一月革命风暴万岁”的口号，以此煽动群众。

　　10月8日晚，徐景贤下达了命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人待命。请民兵指挥部立即加强对电台和报社的保护。”接着，全市立即调动公安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枪支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同时确定了两个临时指挥点。

　　一场叛乱，眼看即将开始了。


　　“老家伙”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就在上海的一帮人蠢蠢欲动的时候，10月9日，中央果断召集徐景贤和王秀珍进京。这一举措，导致上海武装叛乱的计划全面流产。

　　在紧要关头，叶剑英元帅说，处理上海“四人帮”的余党需要“老家伙”，“做上海的工作，要派一个有经验的，确切说有地方经验的，‘压得住台’的老家伙去”。经过协商，中央决定，由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3个人前往上海。苏振华任第一书记，倪志福任第二书记，彭冲为第三书记。选择这3个人，主要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尤其是苏振华，是一位老革命，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

　　10月18日，3个人乘专机抵达上海。此时的上海，还控制在“四人帮”余党的手里。为防万一，临行前他们没有通知地方，而是通知了海军方面，要求海军派遣专人前去机场接人。

　　据回忆，这个时候，出了一个颇为惊险的插曲。飞机抵达机场，并没有出现事先约好的海军官兵队伍。此时，偏偏有两名军人急步匆匆来到了机场，他们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之后进入了贵宾休息室。这两个人，一个是上海警备区的领导，还有一个是上海市委警卫处的负责人。

　　苏振华等人在飞机降落以后，久久不敢露面。他们不知道当时地面上是否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大家都不敢随意走动，准备迎接最严峻的局面。

　　大约十多分钟以后，满载着海军官兵的车队飞快地开来。领队的是上海海军基地的司令杜彪和政委康庄。在他们的陪伴下，北京来的一行人缓缓向机场外走去。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即将走出机场时，贵宾休息室走出来的两个军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来到苏振华面前，举手敬礼问：“请问各位首长，你们到上海是有事呢，还是路过？”

　　苏振华一行人不敢久留，急忙登上汽车，开走了。这件事容易引发联想，后来，有当事人揣测说，尽管苏振华等人赴上海这件事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应该还是走漏了风声。

　　事实证明，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三位书记的工作是到位的。不久，他们就解除了上海“四人帮”余党对上海的控制，及时摧毁了上海“四人帮”在当地的帮派体系。


　　法庭上的交锋，公审“四人帮”余党

　　“文革”结束，深得民心。此时此刻，深受其害的人们纷纷提出，要对“四人帮”主犯及其同伙进行审判。1980年12月，审判“四人帮”主犯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上海方面就开始着手准备对其余党进行审判的工作了。

　　当时，被列入余党名单的骨干分子总共有40多名，而首次进行法庭审判的有9名。他们是原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原上海革委会常务委员、公交组负责人陈阿大；市总工会副主席叶昌明；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财务组负责人黄金海；原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副书记戴立清等9人。

　　庭审前后，出现了一些戏剧化的情节。据称，中央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就召集马天水到北京开会。在现场，中央派人将相关消息告知马天水，马听后脸上立即浮现出一种怪异的表情。他双目无神，站在当地久久不动，喉咙里发出一种令人不解的怪叫声。“四人帮”主犯被抓这件事情，显然已经将其从精神上完全击垮。在交代问题期间，他甚至提出，要求对“四人帮”进行宽大处理。关押期间，由于种种原因，马天水得了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了供述和申辩的能力。

　　为此，有关方面请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对其进行精神鉴定，结论是情况属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庭决定不对其进行审判。之后，法庭又与市委进行联系，市委批复说，可以只在《起诉书》中揭露其罪行，暂缓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

　　1982年6月2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徐景贤、王秀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7月2日，上海市检察院分院对陈阿大等6人向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为了确保反映人民的意愿，在审判之前，从工业、财贸、科技、农民、妇女和民主党派中选出了20名人民陪审员。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的12名审判员一起，共组成了8个合议庭。

　　7月13日，法院正式开始审理“四人帮”余党的案件。在审判中，徐景贤表现出很深的城府和足够的狡猾。据当时的法官王文正老人回忆说，在预审的时候，只要是次要的罪行，徐景贤都很快地交代细节并确认罪行。但是，牵涉到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会找出一些理由来进行开脱和回避。

　　徐景贤最大的罪名，是策动武装叛乱。在回答法官提问的时候，他一再表示，有些事情是被迫的。还有一些事情，是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为避免被“一网打尽”而采取的防御措施。

　　面对法官的讯问，徐景贤强调称，上海的武装叛乱属于“叛乱未遂”。至于叛乱本身，在1976年10月10日那一天已经结束了。因为那一天，他和王秀珍已经被中央召集到北京。除此之外，徐景贤说，1976年10月12日，他已经以书面的方式向中央领导人递交了“自首报告”。关于这个“自首报告”，法官没有异议。但是，对抵赖策动武装叛乱的行为，法官当庭出示了其他几名当事人的证词。徐景贤知道无法赖掉，承认“是事实”。

　　在问到他迫害上海第一市委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二人的问题时，徐景贤对此予以否认。他说，自己曾经对陈丕显等人进行过污蔑，也是想将他们打倒。但是，对于诬陷材料的来源，他表示不清楚。徐称，材料都是专案组提供和汇报的，自己没有责任。对此，审判长张增祥问道：“你当时是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专案组的材料怎能不知道，你必须说出道理来。”徐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专案组不是我管。”

　　这时，法庭传唤证人出场。这次出场的证人是原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曹荻秋专案组的副组长，此人名叫盛龙涛。盛说，徐景贤等人在夺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后，处心积虑迫害陈丕显和曹荻秋，他们在全市组织批斗大会，要陈、曹二人认罪。如果不认罪，就实行体罚，有时还动手进行毒打。

　　法庭就此追问“这是否属实”。徐说：“基本属实。”

　　与徐景贤有所不同。同样曾为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王秀珍在庭审的时候表现非常配合。据当事人回忆，王秀珍被隔离审查后，曾经被要求为“四人帮”主犯作证。从牢房里出来的王秀珍惊讶地发现，等待她的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字以及铁青的面孔，而是一间整洁的房子，里面还摆着一溜沙发。在面谈的时候，工作人员面对王秀珍，也比较文明客气。这，都是当年的这个“文革闯将”所没有想到的。他们当年是习惯了“砸烂一切××狗头的”。所以，她非常配合地作了证人。

　　在此次庭审的过程中，面对主审法官的一个个问题，王的交代细致而认真。当法官王文正问她为什么如此疯狂地迫害他人时，王秀珍说：“不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以及他们在上面和下面的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以及我们这些人是上不去的。”王秀珍的这番招供，其实是当年大批造反派的内心话语。这段话，让人感慨的，不仅仅是人性的善恶，值得思索的余地和空间很大、很多……

　　1968年，王秀珍伙同徐景贤在全市电视大会等会议上，诬陷陈丕显、曹荻秋是“叛徒”。致使陈丕显长期遭受迫害，曹荻秋被长期折磨惨死。这件事情，在法庭上引发了大量的攻守交锋。其中，王秀珍的这番谈话最有代表性，也最能给人刻骨的感受。

　　1982年对“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审判，是北京大审判的继续，是对“文革”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思和总结。当时，在如何进行这场审判的问题上，曾经有过各种声音。有人上书中央，要求采取“张学良式的”方式进行审理。也有人提出，干脆在天安门开大会将他们枪毙。还有人提出，通过开公判大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对此，邓小平认为，一切应该按法律办事，绝不能采用“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四人帮”触犯了国家的刑律，就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进行审判。

　　只有法治，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法治，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在它的面前，没有特权，没有一手遮天。上海大审判从程序和思路上保证了罪犯的权利，他们得到公平的审理，也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大事之一。

舒榆，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