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笔者准备进一步考证毛泽东1920年6月——“得金”前后——的生活用度与开支情况时，偶然收到一篇华盛顿的《观察》电子报寄来的文章——《毛泽东的第一桶金——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 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上述听众的问题：
“毛泽东挪用留法勤工俭学捐款即使是事实，但你能说他是为自己吗？”
这篇文章说，依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资料，毛泽东从章士钊处募得 “两万银元”的时间在1920年6月，但是，此后湖南已无勤工俭学生赴法。况且：
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346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1576人中占有22％，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学生，而且新民学会就有18人之多，歌颂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没有发现一个人提及他雪里送炭的恩德，或者这帮家伙全都忘恩负义了？
据此，作者认为，毛泽东至少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将“两万银元”分“一半”给了留法勤工俭学生，而是全部挪作他用了。那么，毛泽东究竟将这笔巨款 用于何处了呢？该文作者举证，它既没有用于毛泽东等人此后开办的“文化书社”、“自修大学”，也没有——像他对章含之所说——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更没有用来发动秋收起义。
首先，于1920年8月开办的文化书社的资本，是同人“集股”而成：
1921年4月编印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了至1921年2月27日为止，全部文化书社30位个人股东连同大公报馆合计投资股本金692大洋另六角三分五厘细目。其中，最大股东姜济寰三次入股228大洋，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200元。毛泽东1920年10月17日投股一次，交纳光洋10元。
作者证明，即使是毛泽东所投的“光洋10元”，也是从杨开慧死去父亲的“奠仪”中抽取的。因此，毛泽东个人，是没有投资这项事业的。而他于1921年8月创办的那个有名无实的“湖南自修大学”，则是利用原“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的。其经费数额为“每月的400元银元”。
至于中共建党和“秋收起义”的经费，则是另有来路。该文作者说：
查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168页，《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说此话否定了章行老的钱进入党的活动开支的可能性。
该文还引用杨奎松教授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说明了1927年中共诸项活动的经费来源，也是共产国际：
“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运问题得援款近5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援款1万元”。 原来老毛在湖南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用钱都是苏联给的，三个月共得了6万元。
的确，自1920年6月以后，毛泽东完全结束了先前朝不保夕，囊中羞涩的生活。不仅大操大办各种事业，而且出现大举借贷、“饱食终日”的景况。1920年11月，他到湖南的醴陵、萍乡作考察游览期间，给留学法国的罗学瓒的信中说道：
“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须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要出游一次。”
这已经很有一点现代“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味了。据说，此后毛还办过一些企业，但都由于“经营不善”，而“赔掉了”。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
中共成立以后，他还有一段寓居船山学社的描述：
“我回乡即寓船山，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饮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至于毛泽东所患之病，大致是“腹泻”。在毛的传记中，此病从韶山时代起，就多次反复。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罗一秀，就是死于痢疾。而它也竟成伴随毛艰苦革命斗争的一项顽疾。毛泽东“以毒攻毒”，用“火”（吃辣椒）攻“寒”，又落下习惯性便秘，使之成为伴随其后半生——领袖生涯的“密友”，也为其专断与残暴性格“助纣为虐”。
到此为止，我认为，毛泽东所得留法勤工俭学捐款的去向，已经大致有了一个眉目。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毛泽东自1920年6月以后，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如，1920年9月，毛泽东应聘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即校长）。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21年夏天。1921年春，毛泽东还处理了父亲遗留的田产，对其“高利贷”事业有一个了结；并将弟弟毛泽民也安置到长沙，在一师附小管理总务。一般来说，这也是一个“有油水”的差事。毛泽东“肥水不流外人田”，也由此可见一斑了。毛泽东离开附小后，他又被聘为一师的国文教员……这些职务，基本是够他维持一个中小知识分子的体面生活的。
关于“龙伯坚回忆”的悬疑
不利于“毛泽东得金私用”的历史记载，还不仅是这些。譬如，还有李锐先生在《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书（以下简称“李本”）中引述的龙伯坚的回忆：
“据龙伯坚回忆，章士钊同杨昌济是同乡至交，两人同在日本和英国留学。于是毛泽东找到章请求帮助。章也没有钱，因为这不是几百、几千元，而是要几万元。章打电报给谭延闿，只说要钱，没说明原因，谭给了三万元。章悉数给予毛泽东和蔡和森。他们将钱分成一千六百元一股，分给赴法会员。毛自己拿了一股，作为回湖南活动的经费。章晚年定居北京，毛泽东每年春节赠送二千元，戏称分期偿还这笔款子。”
查龙伯坚，湖南攸县人，1900年生，1923年由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毕业。五四运动时期，曾主编《新湖南》周刊，并任湖南学生周刊联合会总干事。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查封后，他曾请毛担任《新湖南》的主编。毕业后，龙伯坚曾任谭延闿部队的军医处长。所以，他有可能是知道谭延闿这笔资费的去向的。况且，文中所述“三万元”、“一千六百元一股”、“毛自己拿了一股”，这些描述都很具体，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
不过，以上引文，也有几个值得商讨的地方：
其一，它没有说明，谭延闿这笔钱是何时给章士钊的？
如果毛泽东的“得金”时间，是1920年6月，则蔡和森不可能在转交现场；而谭延闿这厢，自1918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直皖军阀激烈的“拉锯战”中。拉锯之地，就在湖南的中南部一带。直到1920年6月11日，皖系军阀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谭延闿重新主政，他是不可能有资金赞助这批带有“逃亡”性质的学子去念书的。
其二，所述龙伯坚的回忆，没有引号。这就使人无法区分，上述内容，哪些是龙的证言，哪些是作者综合——包括章含之版本（以下简称“章本”）在内的——其他各种说法作出的推断。如果它是综合各种说法作出的推断，那么，毛泽东们从留法勤工俭学中得到的筹款，就不只章士钊从谭延闿处得到的一笔“两万元”，而是有多种来源，其中可能也确有“按股分红”的事情存在。而毛泽东除在章处得到的“两万元”外，至少，在此前，还得到过一笔“一千六百元”的捐款。
其三，此处所说的“三万元”与“章本”所说“两万元”是什么关系？
更重要的是，这些对毛“有利”的证据，尚不足以解释，对于留法勤工俭学“筹得巨款”这样一件大事，为何在毛泽东的生前，不见于任何“正史”记载？不仅正史没有，就是连史料，也不见蛛丝马迹：在新民学会的史料中没有，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史料中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就是拥有绝对丰富资料，记载颇详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直到毛去世之后，章含之出版《我与父亲章士钊》之后，毛泽东曾接受章士钊筹集捐款两万银元的事情才公之于天下，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以下简称《年谱》）也才得以弥补了一个重要的缺憾，这是为什么？
《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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