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毛泽东间少有的也是最后一次正面冲突

周恩来与1956年反冒进——记中共中央争论经济建设方针（1）


　　1956年，中共高层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要求超速实现工业化的激进发展方针，一种是主张积极而稳妥的平衡发展方针。前者号召批右倾保守，首倡人是毛泽东，后者提出反急躁冒进，主导人是周恩来。在新中国历史上，这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少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面冲突。

　　关于这次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中国学者早有专门研究，后来又有几部传记和经济史著作，增加了一些新史料及原因分析，但总体看来不够系统、完整。① 本文依据大量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重新梳理了这一冲突的来龙去脉及其中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增加了对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国际背景的考察，即苏联政府和专家对中国制定二五计划和确定建设方针的影响，以及对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的主张能在党内争论中取得上风所起的客观作用，以便对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形成的复杂过程，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背景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主张反“右倾保守”

　　1956年新年伊始，社会主义高潮便在中国大地迅猛发展起来。1月15日，北京市长彭真欣然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随后几天，天津、上海等118个大中城市，纷纷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全部完成。②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国有化，是中共建国的基本目标之一，但原来的设想并非一蹴而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期，中共领导人的头脑还是冷静的。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承认，中国情况复杂，经济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③ 10月27日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④

　　然而，农业合作化意外地取得成功改变了人们对工商业改造的最初设想。如何将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平稳地引导到合作化的道路上，这确实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心中无数。当年苏联推行全盘集体化，从1929年开始到1936年全面完成，用了7年时间，而且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国家不得不使用暴力镇压，甚至动用了飞机、大炮，结果近200万户富农被剥夺或驱逐到边远地区，死者近千万。⑤ 南斯拉夫在40年代末强行推动集体化，也导致农民的全面反抗，后来不得不解散合作社。⑥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合作化速度不仅比苏联快，而且农业生产连年增长，社会秩序稳定。协助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逄先知写道：“对毛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⑦ 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自信，他开始把眼光转向工商业改造。

　　1955年11月16—24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并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改造进程大大提前。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说法是：“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⑧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再次号召全党要消除顾虑，加快改造步伐，并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⑨ 会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迅速传达、讨论和学习《决议（草案）》，并在1956年1月中以前提出规划和进一步措施。⑨ 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说，到1957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公私合营达到90％，手工业合作化也要求达到70－80％。(11) 于是，各地区和单位领导人相互攀比，争先恐后。很快，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便卷入了群众运动的洪流。(12) 原来设想15年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来压缩到两三年，最后仅用一两月就完成了。形势发展之快，再次令毛泽东感到意外。他后来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13) 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在他看来，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前赴后继奋斗的目标，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然而，与毛泽东的心情有所不同，当全国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之时，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感觉却并不轻松。

　　对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周恩来隐约地表露出有些忧虑。1956年2月6日，他在全国政协二届十七次常委会上提出：“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14) 在2月8日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提醒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对于毛泽东1月25日所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周恩来也作了限制性的解释。他说，“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不论从地区或部门看，都还会有不少尾巴”，“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周强调：“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15) 显然，从这时起周恩来就对这种超速发展方针持谨慎态度。

　　在推动提前完成所有制改造的同时，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如何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问题了。他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高潮》序言中写道：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毛泽东提出，现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已经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是体现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面了。(16) 11月30日、12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建设速度，并且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中心。毛泽东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12月5日，刘少奇召集中央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并要求以此作为中共八大的主题。(17)

　　毛泽东批评中央失职，国务院自然难脱其咎。周恩来当即在中央座谈会上做起检查：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周恩来多少有些自嘲地说，“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18) 12月2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不得不以反对保守主义的精神重新进行全面规划。周恩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以后，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周恩来要求，各部门都要考虑，需要扩大多少，于1月15日前提出来。文教、卫生、政法也要提出计划。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19)

　　反“右倾保守思想”成为1956年初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当时是受到党内一致拥护的。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中共领导人开始都是积极赞同的。除了认同毛泽东的权威和希望迅速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外，这里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问题。大家都相信这样一个道理：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相信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必定推动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讲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胜利，又给我们提供了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的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我国自然不应该再拘守原来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而是要适当地把它扩大和加速了。”(20) 这种看法在当时中共领导层无疑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首先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后来被毛泽东大加赞赏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口号——“多、快、好、省”，就是首先由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提出的。(21) 据现在看到的材料，首先完整地使用“多、快、好、省”的提法，是1955年12月14日薄一波在全国农具工作者会议上作的报告——《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22) 此后，“多快好省”的方针逐渐宣传开来。对于经济建设而言，“多快好省”的要求，即希望以高速度、高质量、低成本来取得多成果，当然是一个理想的方针，而且周恩来等人当初提出这个口号的用意，很可能就是为了以“好”和“省”去制约“多”和“快”。但在实际宣传和执行中，由于主旋律是反右倾保守，由于热火朝天的社会氛围，人们注重的只是“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只讲数量、速度，不讲质量、成本。于是，这一方针后来事实上成为高速甚至超速实现工业化的代名词。《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明确地把反右倾保守的口号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并列提出，从标题到内容，充满了逼人的气息。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社论并肯定“写得很好”。(23)

　　反右倾保守造成了逼人形势，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普遍发热。早在1955年1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传达下去后，许多省、市领导人就开始动起来。山西、江西、山东率先提出1956年就要完成1957年的指标，其他省、市随后跟进。浙江省委更加激进，提出要总结亩产“千斤粮、万斤薯、百斤棉”的增产经验加以推广。(24) 各地加强了在农业生产上反右倾保守的宣传，从省、县直至农业合作社，都在提高自己的增产目标。如山东省许多农业合作社提出的增产目标“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25) 头脑发热的不只是地方负责人，还有中央的各业务部门，急速修改、提高的也不只是农业指标，还有各种工业指标。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门召开了21个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远景规划对1967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做了大幅度修改：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0000亿斤），棉花1亿担，钢2400万吨，原煤3.3亿吨。与1955年夏北戴河汇报的指标相比，粮食增加3500亿斤，棉花增加4400万担，钢增加600万吨，原煤增加5000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26)

　　如果说远景规划中的高指标还只是造成了一种“跃进”的气氛，那么，1956年年度计划的修改则直接影响到当年的经济工作。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即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额增长12.4％。这已经是十分惊人的增长，但由于反右倾保守的压力和追求高速发展的热情，各省市和各部门还纷纷要求追加投资。据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要求的投资总额已达153亿元，后来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了1倍以上。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其中建成项目455个；1956年初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项目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分别追加到800个和500多个。于是，便出现了周恩来所说的“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混乱局面。(27)（未完待续）


　　注释：

　　① 较早的专题研究论文有熊华源的《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史唯的《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林蕴晖等人所著《凯歌行进的时期》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也有专门章节讨论这个问题。后来对此过程比较详细的论述可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房维中、金冲及主编的《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和林蕴晖的《奠基创业——中国20世纪全史（第7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②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6日、22日。

　　③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8页。

　　⑤ 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有关苏联集体化运动的大量俄国档案文件，可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6、12、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⑥ 详见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 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⑧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182页。

　　⑨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82－783页；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⑩ 吉林省档案馆，1—11／1—1955.161，第102－104页。

　　(11) 《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第9页。

　　(12) 各地改造的具体情况参见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5年12月10日、15日、20日、21日、23日及1956年1月7日、13日、24日；上海市档案馆，B163－2－279，第1－11页；C48－1－113，第11－15页。

　　(13)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458页。

　　(1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4页；熊华源：《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第9－10页。

　　(15)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191页。毛泽东的讲话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3－224页。

　　(17) 《刘少奇传》，第777－779页；《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6－1217页。另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第8－9页。

　　(18) 《周恩来传》，第1217页。

　　(19)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29页；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3卷，未刊，1991年，第242－243页。

　　(20)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7页。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76页。

　　(24) 《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8日、12月13日、12月14日、1956年1月16日。

　　(25)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2日。

　　(26)(27)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1、527－528、531－532页。

　　沈志华，《史林》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