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首次合作破裂怪苏联，并非蒋介石（下）
（续前）根据苏共领导人的世界革命观念，共产国际六大明确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过“严重危机”和“局部稳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战争和革命的时期”，最终将“把一切国际革命力量推动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崩溃”。因此，它公开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保卫苏联”的任务，强调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祖国”，苏联的利益是各国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所有对苏联构成战争威胁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也就是中共党人必须的立场。
这个从列宁“帝国主义论”推演出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当时逐渐走上稳定的政治局势并不合拍。但是，1929年西方国家爆发的一场经济大危机，似乎又再次唤起了世界革命的希望，推动中共党人继续向左转。1929年中苏发生武装冲突的中东路事件，1930年中共党内“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都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
1929年，张学良和东北当局强行收回中东路主权，与苏联发生激烈的外交和军事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共根据莫斯科的口径，公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不去维护自己国家民族利益，反而损害本国利益以帮助敌国，这是中国民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陈独秀当时批判中共的左倾路线是：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
1930年中共出现的“立三路线”，则可以看作是中共党人接受“第三时期”理论，企图在推进世界革命中崭露头角的一次冒险行动。李立三们把蒋冯阎的军阀中原混战当作革命高潮到来的契机，认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主要不是主观力量的具备，而是取决于客观形势。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而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必然是世界革命首先爆发的地区。因此，他们制定了夺取中心城市，全国总暴动，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以“掀起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推动世界革命总爆发，还要求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为响应中国革命流血牺牲。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斯大林愤怒地改组了中共领导机构，代之以留苏学生为主体的新的中央机构。
立三路线结束后，莫斯科转而推动中共重视军队和根据地问题，客观上也是因为城市对共产革命的排斥，革命动员非常困难。随着国民党政府统治秩序逐渐稳定，中共党内“自首叛变之风平地而起”，首脑机关在城市无立足之地，不得不来到本来是作为革命辅助力量的农村根据地了。
王明、博古为首的海归派领导人，一无经验，二无资历，其权力的法理基础来自莫斯科，所以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莫斯科的指示。这些海归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和红军游击战争更加隔膜，习惯于从书本和莫斯科那里找到答案，乐于制造种种革命高潮到来的虚幻景象，并把自己也蒙蔽其中。他们不明白，毛泽东也好，其他草莽出身的共产党人也好，所以能经营下来一片根据地，恰恰是不能完全采取索求无及的苏维埃政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全盘苏化”到达了最高水准。而“苏化”得最为完全，失败得也最彻底。《“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通过大量史实说明，这个失败绝不仅仅是海归派的失败，而是整个苏式革命的失败。理由如下：
首先是背离了中国民族革命目标的严重外化。中国苏维埃革命是来自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理由，相比国民革命统一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从来是应者无多。“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风潮高涨，各阶层人士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本是给困兽犹斗的共产革命一个调整策略的转机。但中共自己是不可能从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观念中自拔出来的，仍是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把抗日作为夺取政权的策略口号。所以，中共仍然拒绝与其他反蒋抗日势力合作，排斥中间势力，坚持抗日必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就在瑞金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基于苏联十月革命推翻本国政府的观念，把外敌入侵当作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这就严重脱离了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反给人以捣乱后方的口实。所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南方腹地的江西苏区宣布对日宣战，不可能博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从外部环境看，中国苏维埃区域所以能够存在，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落后，交通条件有限，对各省交界处的山区，中央及地方政权往往无力顾及。加上国民党派系复杂，各省割据势力强大，且内讧不断，战争频繁，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外交困，无暇集中力量对付出没于各省交界处的中共武装割据。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运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逐渐解决了党内派系纷争，这就开始有了集中兵力剿灭位于长江流域地区苏维埃共和国的可能。如果说过去受到各方制肘的国民党屡屡在围剿中共武装的作战中失利，一旦其中央政府稳定下来，大致解决了自身分裂的问题，清除掉中心区域附近的中共苏区，注定了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内部阶级斗争，更是“注定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
导致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内部原因，是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造成了民心背离。中共的土地革命，是以消灭地主乃至富农为手段的，因此其分配土地虽然容易赢得贫苦农民的欢迎，但其乱捉乱杀的情况，也容易造成众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恐惧。何况，中共的土地政策常常朝令夕改，中央苏区在江西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因政策变化导致的土地重分就不下三四次。由于频繁地查阶级和重分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划成了地富分子，或被罚做苦役，或被肉体消灭，这种情况不仅使富裕农民人人自危，贫苦农民也无法安心生产。
二是残酷的内部肃反削弱了红军战斗力。苏区的肃反始作俑者是中央苏区1930年肃AB团及其对“富田事变”的镇压。几年时间在中央苏区因此被害者，就有76000多人。这一肃反惨剧，虽然发生在苏联大肃反之前，但是和苏联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苏式阶级斗争的杯弓蛇影，使各个苏区在1931年到1932年都相继开始了类似的肃反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肃“改组派”，成千上万自己同志惨遭杀害，大批干部死于非命。
苏维埃的共产体制有超强的社会资源提取能力，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极端手段征粮征兵。但涸泽而渔的战争动员，只适用于游击性的掠取资源，并不宜于固守一地拼消耗。然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之难以脱离固有的“国土”，跑到外线作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国民党政府集中重兵围剿中央苏区，可以层层筑堡困死红军。原本就被历次战争耗光了有限的战争资源的苏维埃共和国，到这时再也没有可能挫败国民党的进攻了。苏区青壮男子几乎抽空，粮食极度匮乏，连最高领导人也要饿饭，社会到处弥漫着恐慌情绪，大批农民“反水”，逃兵现象已难以控制。到夏秋以后，苏区已再无存在的可能了。
《“中间地带”的革命》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苏维埃革命在1934年前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悬殊，更来自中共自身政策的过多失误。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博古们执政，即使换上了对共产国际不是那么惟命是从，军事战术也更加灵活的其他人，也同样挽救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命运。博古们的教条僵化只是加速了这场失败的到来时间而已。
《“中间地带”的革命》是从绝地求生的逃亡角度解读红军长征的。这更可以反映长征真实的险境——漫无目的，随机应变，艰难险阻，命垂一线，几经灭顶之灾而侥幸逃生。
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时约8.7万人，未及湘江部队已逃散2万多人，湘江血战后又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不得不放弃到湘西落脚的原定计划。红军转向川黔边境，试图建立新根据地，但在中央军和川军的夹击下，仍不能立足，又被迫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中央红军只剩有1万多人了。两军会师后，双方很快为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南下与北上，都与抗日无关，只是求生存的选择。北上的目的是到苏蒙边境，打通国际通道，依托苏联的帮助再打回来。北上之行路途遥远，地理环境更加生疏，危险性并不小于南下。但毛泽东深知让张国焘挟数万强兵控制住中央，中央必将丧失掉实际领导地位。故他毫不犹豫，力劝中共中央领导人，逃出张国焘的控制范围，哪怕北上损失更大。用他的话来说，只要能保存这数百干部、数千战士，就是胜利。（张国焘的回忆大致相同。他说：毛泽东主张到宁夏去，如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央和一部分干部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可再起。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第226、227页。）
毛泽东是幸运的。在北上途中，中央红军偶然得知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和一支红军的消息，于是马上停止北上外蒙边境，转向到陕北，最终得以落脚，结束了危机四伏的长途跋涉。而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加上陕北红军，兵力也只有1万多人。
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是一个幸运的偶然，更为幸运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张浩紧接着也到陕北了，故中共中央首先沟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个意义实在太大了。不仅使长征途中在遵义改组的中共中央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奠定了党内斗争胜利的基础；也使中共中央第一个得知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的策略方针，以及共产国际关于改变中国苏维埃革命方针的重要指示。
这些来自莫斯科的重大方针原则的变动，对处在绝对劣势的中国党无异于及时雨。包括海归派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可以摆脱过去那些僵硬和激进的方针原则，从实际需要考虑问题了。
从长征的生死线走出来中共党人，在共产国际“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的新策略思想下，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统战方针，调整了阶级政策，甚至表示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提出民主共和国和联蒋抗日的策略思想。他们在实际上很快就放弃了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退回到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政策上来了。
中共施展纵横捭阖的策略手段，最大的成功是与负责陕甘地区剿共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立住了脚跟。万余人的红军和张杨率领的十几万剿共军队不仅和平共处，而且还形成了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的战略设想。中共为此不惜准备接受张学良入党。张学良则是想通过中共得到苏联的援助，实现打回东北的愿望。双方就此一拍即合，红军的给养和被服，也因此得到了张学良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只能重新承认中共中央的权威地位，和同样在西南的红二、六军团，按照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商定的计划，集中到西北地区来。
然而，正如《“中间地带”的革命》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近十万之众会合到了甘肃北部，表面上力量是集中了，实际上的生存危机却更为严峻了。一方面，西北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难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原本分兵几处的国民党，这回得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剿了。而原本秘密和中共中央合作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却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迫下，不能不转而与红军重新处于战争状态了。中共和红军这个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按照与苏联约定好的计划，实施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作战。因为，一旦红军能够获得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就可以迫使拒不合作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按照中共的意愿进行妥协了。
1936年10月下旬，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行动迅速而失利，红军主力被分割为河东河西两部分，再度陷入被围剿的困境。中共中央不得不准备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经山西、河南、陕南，一年以后再打回到陕北或甘北来。这条长征路线，不是抗战方向，无法再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沿途几乎全都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势力范围之内。此一计划一旦实施，“不仅抗日和联蒋均成泡影，而且红军和大批干部还能否保持下来，都将成为问题”。
就在中共和红军即将陷入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候，历史再度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变化。早已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和全部随行官员。幸运之神再度眷顾了中共和红军。
张学良等贸然发动事变，内称“一二·一二革命”，是希望借助中共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在西北地区率先打起抗日大旗。但是，苏联对华的既定方针是要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抗日，故它激烈谴责西安事变，并责令中共中央要力促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样，中共中央虽深得事变之利，却只能按照苏联的意思行事，不能公开站在西北三位一体的立场上公开支持张杨。张学良原本就是性情中人，既不能实现联苏抗日，蒋介石又承诺愿联共抗日，张即甘冒受罚的风险，亲送蒋介石回京，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共产国际很快指示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放弃苏维埃制度的问题。中共在“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条件下，宣布放弃苏维埃革命，接受改制和改编。国共两党经过十年的血战，终以中共公开做出原则性重大让步，再度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
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原题：“道可道——试析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的理路”，摘自《中国当代史研究》（三），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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