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日 星期三

鲍罗廷称孙中山是喂不饱的老狼

国共首次合作破裂怪苏联,并非蒋介石(中)


(续前)苏俄在东方战略的最大成功,是在联络吴佩孚、陈炯明等人不果之后,最后与号称拥有10多万党员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结成了联盟。孙中山有以革命领袖自居的资望,有强烈的要统一中国的意愿,深信“中国统一必借外力”。他为寻求国际援助,不惜使用各种策略手段,还与日人订立了有损国权的《中日盟约》,允诺出让满蒙利益,但总是四处碰壁,成功无期。孙中山并不看好苏俄的制度和政策,与苏俄的结盟,只是在政治上一再受挫后,为了取得苏俄军事援助,冒险采用的策略手段。可以说是四处碰壁后的“逼上梁山”之路。所以他在联合宣言中,坚持要苏方承认中国不实行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而苏俄只要能在中国掀起反帝运动,也并不在意这个结盟条件。可见,这个联盟看起来,更象是一个国际的革命独行侠和一个国内的革命独行侠的联盟。两者的关系,“本质上仍旧是一种利害关系,其最初相互利用的成份明显大于其观念上的一致性”。

列宁主义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在中国很快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这一方面是苏俄有“强烈的介入意识和得天独厚的介入条件及其实力”,另一方面是中国有其生长的政治社会土壤。苏俄的强力介入,在中国造就了两个深受列宁主义影响的政治实体,一是苏俄通过共产国际建立了中共,一是孙中山效法俄共改造了国民党。

中共无疑是苏俄输出革命的直接产物,最初生长不能不依赖于俄国人的扶持。既便桀骜不驯如陈独秀者,也是主张“一切均借俄助”。道理很简单,没有俄国人提供经费,中共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且中共成员俱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惯于纸上谈兵,并不懂实际的革命运动。即使书斋中的革命,也是很不到位的,充满着向往的热情,缺乏对比、分析的研究功夫。所以,中共的早期活动,从宣传纲领到行动方案,都是在俄国人的指导下。在俄国人的撮合下,中共借壳国民党,几年时间就从百多人的小组织发展为六万余众的全国性政党。在这个扩张过程中,中共不仅接受了苏俄提供的金钱支持,并且学会了一整套革命话语概念和组织动员民众的技术。所以,在国共分裂后,中共还能够开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力革命。当然,这也是在“俄助”下才能进行的革命(该书作者曾做过“俄助”财政的专题研究。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1-2期)。

中国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起事在前,却不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在先。孙中山认为是方法不当,组织松散无力,决心“以俄为师”,以俄共经验改造国民党,把俄共的革命意识形态和集中制的组织模式全盘移植到国民党来,实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苏共组织方式显然与欧美民主政党体制大相径庭,国民党中多有欧美知识背景的人,对俄国人没多少好感。但国民党是以孙中山为政治轴心的政党。早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就有打手摸宣誓效忠他个人的帮会做法,所以孙中山对接受苏俄的集中制没有多大障碍。在苏俄的大力援助下,国民党采取“容共”政策,接受了“反帝”的口号,建立了黄埔军校,创建了一支有“主义”的党军,一跃成为最有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

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是立足于他的民族复兴立场的。他既要接受苏联援助,又不想开罪列强各国,在反帝的态度上往往首鼠两端。这让苏俄方面很是有些恼火。苏联顾问鲍罗廷曾愤愤地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孙中山是很讲实际的政治家,只是在他的联俄政策与其他列强国家发生利益冲突之后,才有了激烈的反帝表现。1924年10月平息商团事件后,孙中山才改变过去“外交纯恃内政”的观念,接受了共产国际把中国黑暗落后的根源归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宣称中国纷乱迭起的原因“不在内政”,“而在外交”。但他很清楚宣传口号和外交行为的区别,并不采取实际的激烈行动。且不说国民党内一直有怀疑和不赞成孙中山联俄反帝政策的保守势力,即使是国民党内最激进的势力,也是有既定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所以,国民党的反帝姿态主要是为实现国家统一而采取的策略手段——对外是为争取列强支持而使用的“以夷制夷”的谋略,对内则是以民族主义宣传民众的革命动员手段。这与苏俄和中共奉行的“工人阶级无祖国”的世界革命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另一方面,苏俄方面是把国民党看作是包含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以中共党人加入的国民党的所谓“党内合作”方式,营造成为影响其决策的内部党团,进而采取离间政策,制造左中右,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这是列宁主义的阶级革命思维和作法。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由于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政治目标不同,发展越快,分裂越快。在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失去轴心,群龙无首。中共反客为主,争夺党政控制权,共产国际甚至还企图改造国民党为“工农政党”,从而引出了一系列严重事件。孙的继任者,无论是蒋介石、汪精卫,对联俄联共都有过积极的表现,胡汉民等甚至还提出过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但最后的分道扬镳仍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国际和中共对蒋介石等人的认识,也是先左派,后中派,最后是新右派和杀戮共产党人的反动派。

关于这段国共由合而分的历史,人们最感兴趣的一般是在“分”上。对于国共破裂的经过和责任,近年来大量解密的俄国档案证明,苏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无疑应负主要责任,陈独秀不过是被他们推出来的替罪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中间地带”的革命》认为国共破裂的根由从结盟之日就已经存在了。由于共信不立,苏俄对国民党的渗透力量越深入,遇到的反作用力就越强,结果当是可想而知。

从“西山会议派”、廖仲恺被刺案、“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到兴兵北伐,国共矛盾一步一步激化。北伐战争掀起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高潮,也造就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敲响了国共破裂的丧钟。到北伐战争打倒长江流域时,联盟中积累已久的各种矛盾全面发作——共产国际的令出多门,朝令夕改;中共的进退维谷,动辄得咎;国民党的派系交恶,党军相伐;工农运动的无法无天,自掘坟墓;外交的四面树敌,内政的左右失调等——联盟破裂的种种败象,彻底暴露无余,根本无法转圜。共产国际为了维持合作局面,在国民党领袖之间纵横捭阖,大搞权谋,更是促使了破裂的及早到来。

关于这段国共合作历史,研究著作已有不少,披露了许多史实。现在很少有人还会认为,当北伐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时,后方以工农群众为名发动“痞子运动”抄没他们的家产、斗争他们的亲属,是“天然合理”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能够胜出一筹的,不仅有史料的丰富,更是有史观的发微。该书阐发了苏俄输出革命对中国政治生态产生的深远影响,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发人深省。

1.苏俄输出革命所以产生“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效果,这是因为苏俄的“集中制的政党、秘密的群众工作、军事的或暴力的革命,军党合一,以党治国或专政”,这些具有鲜明专制色彩的经验,只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东方国家才有“极大的市场”。

2.国民党引进苏俄党军一体的体制,是“在中国埋下了独裁专制的种子”。孙中山想以党魁身份,通过党治形式来实现高度集权,即所谓“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并为此改变了三民主义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天赋人权”诸说。国民党接受了苏俄“以党治国、以党统军、以党统政”的方法,既为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整合了军事力量,也为以后的军党一体、党赖军存、以军统政的军事独裁打开了绿灯。

3.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去意识形态化,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资本主义是要维护世界自由竞争体系的,资本垄断不能突破这个底线。从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表明,西方世界已经多少认识到,“殖民地多少不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利润的主要因素”。如果沿着这个理路再进一步探究,苏俄提出的中国社会性质是所谓“半殖民地”,也是很可商榷的。实际上,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并不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而称为是“条约国家”。所指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与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国家政府被这些条约牢牢地束缚着,主权是不完整的。当然,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无疑是实现民族独立的象征。但也要看到,这里客观上也隐含着迫使传统中国接受国际社会规则,实现从朝代国家向现代国家制度转型的时代要求。所以,争取国家主权完整的正途,当然首先应是内政的修明,外交斡旋有力,革命可能是最无奈的选择。

4.孙中山接受反帝口号,近交远攻,是为了利用外力统一中国。但他借助的外力,却恰恰是对中国有领土扩张野心、专制传统深厚的两大恶邻——俄国和日本。与孙中山的革命功利主义不同,苏联在这一时期向中国输出革命,耗费了大量的金钱物力,并非完全是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苏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极大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宣言中强调说:“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苏共领导人为在东方社会打入一个颠覆资本主义世界的楔子,可谓不遗余力。有学者根据近年来公布档案材料统计:从1923年至1927年,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过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苏俄向中国等东方国家输出革命,虽有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追求,但在扩张性上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不分伯仲。所以,在中国当时的舆论中,日本为“黄色帝国主义”,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

问题在于,苏俄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化的热情,固然“能够大大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但也不可避免地要脱离中国社会实际,注定会离他们的目标越来越远。当国民革命进入了高潮,在民族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双重纠结下,国共各有所图的联盟也就走到了尽头。

问题还在于,国共合作的短暂联盟虽然破裂了,但是通过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的国民革命,苏俄革命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广泛传播。国共都是在苏俄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最为相近的两大革命党。通过这些革命党人,给国人灌输了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观念,这是列宁主义的最大成功。此后,“革命”、“反革命”、“反动派”、“反帝反军阀”、“左倾右倾”等具有鲜明苏俄意识形态的话语,继续沿用下来了,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党争派斗的通行语言,影响极为深远。

二、斯大林的地缘政治学和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人脱离了苏式的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轨道,转向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争取民族独立,在全国建立了取代北洋政府的南京政权。中共则开始了以推翻国民党政府,阶级斗争,建立工农政权为目标的苏维埃革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由于在中国革命上的失败,遭到托洛茨基等人的党内反对派的激烈抨击。如书中所言,斯大林“即使是为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中国革命也一定要继续下去”。

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顾名思义,是完全照搬了苏联的革命模式。《“中间地带”的革命》书中将其称之为“全盘苏化”的革命,确是有其道理的。这场革命不仅其革命理论、革命目标、革命内容是苏联的,其具体方针的制定、策略手段的运用,也是来自苏联。更为关键的是,苏联为这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苏维埃是人是物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来自苏联的大量经费、各种技术和人力物力的支持,可以想见,这场革命根本不会存在。

从移植苏维埃革命的角度看,传统党史讲的所谓“三次左倾路线”,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实可以解读为“全盘苏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推进路径,把失败当作高潮,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第二个阶段根据莫斯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以“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推动世界革命的到来;第三个阶段是完全执行莫斯科意志,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坚持阶级革命的目标,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红白政权的对立。而苏维埃共和国的流亡,实际上宣告了这场流血数载、伏尸千里的“全盘苏化”革命的失败。

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政敌托洛茨基,都是根据俄国革命经验设计出来的,以同样的历史发展路径规划中国革命的路线。首先纠结不清的问题是,国共分裂后的中国革命,究竟处在哪个革命阶段上?是俄国的1905年,还是俄国的1917年?革命是高潮,还是在低潮?

斯大林把中国革命分为逐步递升的三个阶段,认为:“广州时期”是以反帝为中心“全民族联合战线”,近似俄国的1905年革命;“武汉时期”资产阶级害怕而脱离了革命,近似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苏维埃时期”是小资产阶级也退出革命阵营,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继续革命,近似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有着超越常人思维的高度。其革命的线路图是:革命越深入,革命阵营就越分化,革命力量越小,革命就越纯洁,革命形势越激烈,革命就越彻底,而越分化、越纯洁、越彻底,就越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国共分裂即标志着中国革命已进入了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

按照这一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组织发动了全国各地的武装暴动,把中国革命推到工农专政的苏维埃革命阶段。这场革命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消灭小资产阶级。红色暴动照搬了苏俄革命红色恐怖的经验,口号是“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所到之处“大烧大杀”。被消灭的不仅仅是地主富农,还包括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店主、商贩甚至中农。从上述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可以看到这个悖论的源头和其逻辑的延伸。红色暴动的盲目乱烧乱杀,使自己失去了同情者,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农民群众“反水”,对此许多当事人都有惨痛回忆。后来把这种行为定性是“盲动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中国,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免会把一切稍有余粮剩米者都看成是敌人。显然,这种做法和国民革命过程中许多同情中共的青年人的理解是不一致的,许多知识分子党员感到困惑,不少人也因此退出了中共。但这恰恰更进一步印证了莫斯科的意见: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因而天生对革命就是动摇的。

莫斯科在大革命失败后即明确认定,中国革命一败再败,就是因为党的领导成份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要大量吸收大批“工人分子”入党,并充当党的各级领袖。在莫斯科的直接安排下,中共六大完成了领导集团的改组,但50%以上的工人成分,并未能带来革命的成功。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对此不胜感慨地总结说:六大代表暴徒一大堆,在75个代表中工人占了41个;36个正式和候补中委,工人占了22个,17个根本不够格,后来14人都成了叛徒。由阶级出身决定革命性的荒诞不经,可见一斑。

中共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理论上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但工人阶级在中国不仅数量少,认同共产革命的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产业工人,基本是跟着国民党走的。能够肆无忌惮地执行“烧杀政策”的底层人物,大概也只有流氓无产者可以来得。老实巴交的工人农民,都很难有这样的狠劲。这或许是革命需要通过“烧杀政策”,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来由。

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也清楚,要想像俄国革命那样,靠组织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一哄而起夺取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组织暴动的意义就在于制造革命,即“靠少数人暴动,刺激底层民众跟着起来造反”。但要制造出革命来,必须具有两项条件,一是社会本身要动荡不安,直接威胁到贫苦民众的生存基础;一是要有相当的外界的利益诱惑和理想刺激。1920-1930年代的中国,由于内外战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社会动荡、阶级分化,饥民遍野、匪患频乃的现象,到处可见。中共要找到革命的人力资源并不困难。但仅有穷人并不够,中共还必须要能够提供给穷人看得见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因此,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和宣传共产主义,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动员手段。也因此,几乎没有哪个革命的领导人,会承认革命处于低潮。因为这意味着,群众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也就不可能被动员起来。

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暴动,是最能说明中共当时是怎样定义“革命高潮”的了。广州暴动是全盘按照俄国十月革命方式组织的一次城市暴动,由苏联人提供金钱装备,制定行动计划,并且由俄国派来的专家直接在幕后指挥。它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派系内讧,在守城的部队大批被调离之际,成功地占领了广州,并马上公开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但不过转瞬之间,起义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就让回师的国民党军队给打败了,数以千计的起义者或被卷入到这场事件中来的普通人死于非命。

广州是中共长期经营的重要城市。广州尚且如此,在其他城市,中共的力量比广州又差很远,自然更没有暴动成功的可能。因此,中国共产革命的武装暴动,其实只能是上山下乡,落草寄身,在更落后更广大更偏远的农村去寻找它的落脚点。但由此也产生了中国革命草莽化的一系列新悖论:一个离开了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一个不在现代文明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现代革命运动,一个以在偏远农村开展的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受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的以推翻自己国家政权为目标的世界革命力量……这一切问题发生,一切成败得失,都在这不经不典中。

托洛茨基的参照系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他明确认定国共分裂后不存在革命形势,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趋于稳定,中共应停止武装暴动,采取合法运动,引导群众争取民主自由,重新进入政治生活。待革命形势降临之际,再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行动。

托洛茨基的主张得到了中共前领导人陈独秀等的赞同。斯大林整肃了托洛茨基派,在苏共中正式形成了一言堂制度,也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权威地位。陈独秀和一批观点相同的人被打成“托陈取消派”,开除出党。这批人中并不乏理想信念之士,不乏牺牲精神和活动能力,但没有了莫斯科的经费支持,在现实政治的舞台上已难再有作为。莫斯科对中共组织生存的重要性,可从中国托派的情况得到一个反证。

这一时期,苏联国家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质上和逻辑上都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与其他党内反对派的理论相比,斯大林的“一国”主张,无疑更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接受。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不再像列宁时代那样不惜一切代价推动其他国家的革命,开始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逐渐脱离了世界革命的轨道。共产国际开始由世界革命指挥中心转变为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未完待续)

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原题:“道可道——试析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的理路”,摘自《中国当代史研究》(三),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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