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毛泽东纳谏记

　　在毛泽东的党外朋友中，黄炎培是非常特殊的一位，因为1945年他访问延安后，写了一篇与毛泽东谈话的“窑洞记”，把毛泽东宣布的以民主为手段，防止执政后政亡人息的决心，传达到了国统区广大群众，为中共夺权取胜，助了一臂之力。因此，建国后，黄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外，拧不过周恩来的劝说，还就任了政务院副总理。

　　到1950年4月，也就是渡江之后才一年、毛泽东入主中南海才半年，他老人家真是宵衣旰食，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建立的是联合政府。所谓联合政府，就是给民主党派中的几个头头脑脑在政府中安几把交椅，让他们也过过官瘾。可是也有人不识相，不知道怎样做花瓶，怎样捧场，偏爱管闲事，甚至于为民请命。这里说一个民建主委、副总理黄炎培为民请命叫他老人家纳谏的故事。

　　黄炎培写给毛泽东、周恩来、陈云、薄一波两封长信，反映关于苏南征粮等项工作出现的偏差，提出补救办法。黄炎培向毛泽东等人的报告说：他的家乡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指征收上一年，即国民党政府未征的公狼——李），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语”。

　　为此，5月12日，毛泽东发出电报《关于让陈丕显报告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的电报》。这件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电报，叫他告诉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可以不来，但请叫陈丕显同志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

　　毛泽东怀疑黄炎培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因此要求陈丕显“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

　　苏南三个县农民的问题因为有黄炎培可以“通天”反映给毛泽东，上达天听。仅仅川沙等三个县就“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再说，川沙是黄炎培的家乡。王华斌写的《黄炎培传》是这样介绍的：“长江三角洲，以肥沃和富有著称。三角洲西起太湖，东至东海之滨，是历史上也是现在重要的鱼米之乡，粮食、棉花、蔬菜历来高产，素有金三角之美誉。”川沙、南汇、奉贤——现在是上海浦东地区的属县，这一片中国最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竟然发生这么严重的灾荒，更见出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毛泽东对于黄炎培的汇报，是表示怀疑的，所以对陈丕显说：“是否属实，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至于“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就带有明显的不怡之感。

　　过了3天，5月15日，毛泽东复信黄炎培云：“任老：粮税事，我告陈薄后，已有复信，兹附上请阅。如有意见，请再告。原件尊处可抄存，然后还我。此祝健康！毛泽东。”陈指陈云，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陈薄的复信内容不详，问题主要在于毛泽东另外电令陈丕显派员调查报告实情。

　　又过了4天，19日，毛泽东又给陈丕显电报《关于调查川沙等三县征粮情况》。原来是毛泽东收到苏南区委15日“给毛泽东的三、四月份综合报告。报告谈到苏南各城市近期出现的物资滞销、生产缩减、不少私营工商业歇业、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还谈到为帮助苏南农村四十多万灾民解决口粮、种子、肥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从写作时间上计算，这个报告是在苏南区委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指示前发出的，不是回答毛泽东交代的任务，是由陈丕显写的一种例行报告，却证实了黄炎培反映的情况，而且灾民不是二十万，而是四十万。毛泽东一方面告诉陈丕显，已将他们的报告“转给黄炎培”，但是“仍请你对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派专人去（或你自己去）作一次调查，对于黄炎培所说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种等项作一切合情况的答复。”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还要陈丕显派专人甚至于亲自去调查，是因为“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种等项”，毛泽东有所怀疑，要求陈丕显“作一切合情况的答复”。总之，共产党解放了农民，不顾农民受灾，是死是活，都要马上“征粮”，还要“重征”。毛泽东首先不是关心苏南农民遇到的重大灾难和困难，而是怀疑黄炎培反映的情况的真实性，只是苏南没有发生“抢粮”的“群众性骚动”而已。

　　果然，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怎么办？于是毛泽东郑重其事地把陈丕显叫到了北京，要他亲自和黄炎培去谈。这样就有了下面这封《给黄炎培的信》：

　　任之先生：

　　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此致

　　敬礼

　　毛泽东一九五○、六月七日

　　不过，我们读了上面的介绍，可以断定，黄炎培的反映，主要方面是与事实基本符合，仅仅只是部分问题“未尽符合”而已。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往昔教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不存在问题了，应该派陈丕显登门感谢才对，但毛泽东强调的是“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祥询之”。

　　毛泽东对于黄炎培反映的问题，有一个处理的三步曲：第一步是叫陈丕显派员详查，第二步是去电叫陈丕显自己去调查，第三步是几天后又把陈丕显叫到了北京，让他当面向黄炎培解释“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的情况。毛泽东如此认真急迫郑重其事，表达了对黄炎培的批评与监督的不太满意。

　　黄炎培为民请命，惹得龙颜不怡如此，说来这还是毛泽东刚刚主政中南海的故事，这对于理解以后他的作为就找到逻辑发展的脉络了。

　　其实，黄炎培反映的问题，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5月28日，他针对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1950年新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给周恩来写信，指出，该决定“未规定不许各级层层摊派负担……是否又有层层加重的危险？是否有去一电叫各地不要层层加重之必要，请酌办。”但，对于夏征公粮决定本身是否合理、是否“重征”、各地情况不一怎么处理、可否减免等问题，毛泽东并没有介意。附带指出一点，南方有的地区，1950年还要追征（重征）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公粮。

　　到7月11日，毛泽东在当时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程潜的一封信上，关于解决湖南夏荒问题的批语，给中南局、湖南省委写信说：“所称再拨二千万斤赈米一点请即研究，如有必要宜即照拨并宜速办。”这一次批示比较痛快，也许湖南是他的家乡，也许这种夏荒情况不是个别的。

　　毛泽东在处理苏南征粮事件的时候，不能不想到7天前他下达的指示。在渡江后第一年之内，南方大部分农村地区“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出现了许多群体事件。中共打天下以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为号召，可是毛泽东对于“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并不关心同情。他唯一关注的就是“征粮”和“镇压反革命坏分子”、“镇压反革命暴动”，把任何群众性的事件都归结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此事见7天前，5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中加写的话》。如果用现在的概念表达，不过是过重的征粮引发了群体事件而已。

　　作为民主人士，黄炎培不断地热心地给毛泽东反映情况，当然都是存在的问题。于是毛泽东给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写了下面这么一封信：


　　漱石、丕显同志：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毛泽东
　　（1951年）一月十日

　　毛泽东要借黄炎培的眼睛和嘴巴，来堵住各方面反映农民困难的嘴，把事实上的农民困难，重征公粮，转化成“地主告状”的政治问题。因此，黄炎培下去“巡视”之前，要给他读文件，和他谈话，提出注意事项，回来之后，要听取他的汇报，同时，毛泽东还先给黄炎培预计要去“巡视”的地方下指示，做安排，因此黄炎培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可想而知。

　　黄炎培在蒋介石治下可以大声疾呼，可以明顶暗抗，但是在毛泽东治下，他小心翼翼地为民请命，上达天听，却讨得龙颜为之不怡。不过，整个说来，毛泽东那是教导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怎么也得做做样子，所以还是纳了黄炎培的谏，只是不那么痛快爽快，可以说是不得不隐忍纳谏

　　毛泽东从登基开始，对反动派不行“仁政”，对于农民，又何曾实行过“仁政”？

　　三年后，当梁漱溟说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的话时，龙颜震怒到失态的地步，竟然在怀仁堂大庭广众之前表态：“我声明：确是‘拒谏’。”对比之下，他为了报答一篇《窑洞对》的旧恩，对黄炎培真是做到低首下心，百般逢迎，当然值得一记。

　　（以上引文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

李昌玉，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