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下）

　　四、两个坑方士故事的比较

　　司马迁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主要的史料有秦国政府的编年记事、奏事诏令、石刻文字、少数律文等等，这些史料比较可靠。(26)同时，司马迁也从他所见到的典籍所载的历史故事中，选取了一部分内容写进去，使叙事更加丰满。不过，这些历史故事的问题比较多，又没有年代，不但需要作可信度的鉴别，而且需要作年代的排比。

　　《说苑》所载的一些历史故事，也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的史料来源之一。(27)《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坑方士的记事，应当就是以《说苑·反质》所载的同类故事为底本，再加以改造写出来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我将《说苑·反质》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两个坑方士故事的前两节上下并列，通过对照比较来做一分辨：

　　(1)《说苑·反质》

　　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

　　(1)《史记·秦始皇本纪》

　　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2)《说苑·反质》

　　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说苑》、《新序》的编辑成书在西汉末年，但是收入其中的历史故事相当古老，我们的这个看法，也得到出土文献的佐证。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汉墓发掘，墓主据说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死于文帝十五年。墓中出土的汉简，有一部分与《说苑》和《新序》相关。这就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收入于《说苑》与《新序》的历史故事来源，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史记》的史料来源。参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胡平生、韩自强编著：《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帀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可以看出，两个故事应当来源于同一底本。《史记》(1)的文本，以《说苑》为底本，增加了三部分内容：谴责秦始皇贪权严刑，不听劝谏的内容；引用一条秦律，叙述方士的苦境。《史记》(2)的文本，也是以《说苑》为底本的，增加了两部分内容：将焚书和文学的事情牵连进来，与求药和方士的事情混在一起；将为秦始皇求药的著名方士们，一一指名道姓加以谴责。

　　已如前述，《说苑》坑方士故事的第三段，才是整个故事的主体和中心，该故事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不过是为了引出这段故事的铺垫而已。这一段故事，是一段对话，一个典型的游士们擅长的游说之辞，一个典型的编造的天方夜谭。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在虚构的“阿东之台”，秦始皇亲自登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落痛骂被捕的侯生“而车裂之”。后面侯生的长篇宏论，都是空洞的说教，秦始皇悔恨释放侯生的情节，也是民间故事的俗套。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时候，对于这一段过于张扬的编造故事，没有采用，仅仅采用了作为故事引子的前两部分。(28)不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在采用《说苑》故事的前两部分加以改造后，另外增加了一条相关记事，这就是公子扶苏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文字：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这段文字，本来并没有说秦始皇坑埋儒生，因为正好添加在坑方士故事的后面，巧妙地成了秦始皇坑埋儒生的画外说明。关于这段文字的史料来源，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与《说苑·反质》所载的坑方士的故事没有直接的关系。结合《史记》编撰的手法和笔者实地考察的结果来加以考虑的话，这段文字的来源，可能与陈胜吴广起义“诈称公子扶苏、项燕”有关，(29)也是一种秦末开始流传的历史故事，而这个历史故事是有史实根据的。(30)

　　五、《诏定古文尚书》——坑儒故事的初版

　　考察整个西汉一代的典籍，见不到焚书坑儒这个用语。《史记·儒林列传》概述焚书和坑方士这两件事情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大体概括《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事而来，被坑者仍然是术士。

　　扬雄是活跃于西汉后期的政客文人，王莽篡汉建新以后，他曾经上《剧秦美新》文给王莽，对比秦之恶与新之美。在这篇名文中，他历数秦的种种不义暴行，对于秦始皇极尽攻击之能事说：

　　至政破纵擅衡，并吞六国，遂称乎始皇。盛从鞅仪韦斯之邪政，驰骛起翦恬贲之用兵，灭灭古文，刮语烧书，弛礼崩乐，涂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涤殷荡周，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业，改制度轨量，咸稽之于秦纪。是以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31)

　　扬雄博学多才，“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他曾经校书天禄阁，有机会阅览宫廷所藏秘籍，是一位通晓历史的大学者。(32)在这篇文章中，他站在崇儒尊经的立场上，对秦始皇焚书的暴行作了强烈的谴责，并没有说到坑儒的事情。对于秦焚书时儒生们的反应，也只是说到他们纷纷疏远秦政权，藏书闭口不言而已。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直到新莽时期，不但没有焚书坑儒的用语，也没有坑儒的故事流传，(33)否则，扬雄绝没有不用来攻击秦的道理。

　　从现有的文献典籍来看，焚书坑儒，是东汉以来的用语和观念。《汉书·儒林传》说：“及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大体沿袭《史记·儒林传》，文辞略有不同而已。《汉书·五行志》数落秦始皇的暴行说：“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已经将“杀术士”，改为“坑儒士”了。《汉书·地理志》又向前进了一步，数说秦始皇：“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不但改了词，而且将“燔书坑儒”连接成一四字词汇，从此成为汉语的常用词汇，成为数落秦始皇文化暴行的标签用语。

　　《汉书》经班彪、班固父子多年编著，至班昭时才最后完成。(34)班彪活跃于光武帝时期，班固活跃于明帝、章帝时期，班昭活跃于和帝、安帝时期。我们知道，班彪、班固、班昭都是崇尚儒学的人，算是正统的官方历史学家。《汉书》的编撰思想，可以用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将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基于官方认定的儒家经典——五经的教义叙述出来。(35)这种编撰思想，不但反映了班氏一家的正统思想，更反映东汉初年尊经崇儒的历史风潮。(36)正是因为如此，《汉书》对于史书体例的选定，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对于历史事实的认定，大体都用经学思想作标准来加以裁决，相对《史记》而言，变动的地方很多，多是些曲从教义的倒退。

　　在这段话中，御史大夫桑弘羊先是攻击诸生，继而攻击孔子，紧接着说“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贯通文意来看，“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当指焚书一事，“坑之渭中而不用”，当指坑儒。那么，这一段话，是否可以作为西汉中后期已经有焚书坑儒的传言的证据呢？笔者以为是不可以的，理由如下：

　　1.盐铁会议，召开于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是《史记》成书以后的事情。桑弘羊的这段话，是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坑方术的记事，或者是基于如同《说苑·反质》所载的同类坑方士故事所作的个人发挥；2.这段发挥，是桑弘羊不能对文学贤良的辩论作有效的反击，词穷之下攻击文学贤良的话。他不但对文学贤良进行人身攻击，而且把孔子扯进来加以攻击，进而化用秦始皇坑埋方士的故事，将方士换成儒生，恶狠狠地以恨不得杀了文学贤良的话撒气，是情绪性的不实攻击之辞；3.前面已经谈到的，坑方士的故事，是汉代的方士们编造的自我吹嘘的故事。对于这种故事，其他各派人士大多抱着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司马迁将其用来告诫汉武帝与方士们。桑弘羊将其用来攻击贤良文学。贤良文学们也没有想到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如同东汉的儒生那样来美化自己，所以淡然无视而没有加以任何反驳。

　　受史书体例的限制，《汉书》没有专门叙述秦始皇历史的部分，不过，班固对于秦始皇是极其关注，而且是极尽攻击之能事的。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中，明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直接称秦始皇的名字为“吕政”者，班固是第一人。这件事情，是他为了丑化秦始皇，不惜歪曲事实的污点之一，集中地体现了他对于秦始皇的成见。(37)《汉书》崇儒尊经，“燔书坑儒”一词出现在书中，当是体现“旁贯五经”的编撰思想的结果，同时，《汉书》是“综其行事”的史书，叙事要有史实的根据。正如前面已经讨论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确实的焚书记事，却没有确实的坑儒记事。坑方士的故事，不足以构成坑儒的堂堂正正的史实根据，为了确立焚书坑儒的说辞，必须另有被认定的坑儒的历史故事。这个被认定的坑儒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卫宏所讲述的故事中找到踪迹。

　　卫宏是活跃于东汉初年的儒士，(38)他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讲述了一桩坑儒的故事如下：(39)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坑儒事件的初版。从秦始皇坑士故事的源流上看，已经是一改再改的第三个版本了。对照前两个版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版本是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坑方士故事为底本，有意图地改造而成的。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这是交代坑儒事件的历史背景，起源于焚书引起的不满，将事件与求药和方士完全割裂。这个背景，《说苑》的故事完全没有，《史记》也没有，至此而坚定明确。(40)

　　“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这是交代被坑埋的人等和人数。《说苑》和《史记》的故事都说是四百六十人，这里增长到七百人。七百诸生被征召拜为郎的故事，完全不合秦代的制度和历史，反映的都是东汉时代儒学昌盛的事情。

　　“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命就视之”。《说苑》和《史记》的故事都说，方士们是交由御史审判后定罪被坑埋的。这里改写成秦始皇预设圈套欺骗儒生，便于突然袭击坑埋他们。这种编造法，实在是幼稚得很。北宋程大昌《雍录》载：“议瓜之说，似太诡巧，始皇帝刚暴自是，其有违己非今者，直自阬之，不待设诡也。”(41)批评得非常中肯。在这个故事中，被坑的不但有诸生，连博士也包括进来了。因为是事后的编造，所以情节更生动具体，《说苑》的故事没有坑埋的地点，《史记》笼统说是“皆坑之咸阳”，这里具体改造为“骊山陵谷”。地点在秦始皇陵南部的山谷中，远离咸阳数十公里，已进入秦骊邑境内。当地有温泉，地热种瓜，不合季节结果的事也编了出来。(42)

　　“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这是详叙如何坑儒的细节，诸生明确为贤儒，他们被骗到这里，先被预先设置的机关伏弩射死，再被填土掩埋，静静地死去。因为前面说了骗人来看瓜，看瓜的时候如何突然被坑埋，故事实在有些不好交代，于是增加一个“伏机”的细节。

　　卫宏所讲述的这个坑儒故事，纯属编造，而且是太不高明的曲意编造，稍微有点头脑和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用耗费更多笔墨来辨识。我们感兴趣的是，当时为什么有人要编造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光武帝本是儒生，创建东汉王朝后，息马论道，建太学，立五经博士，掀起尊经崇儒的热潮。明帝即位，亲自讲经，诸儒问难于前，冠带缙绅环桥门而观，史称经学“盛于永平矣”。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义五经异同”，亲自裁决经义，由班固纪录成《白虎通义》一书。(43)在这种政府主导学术的风潮之下，不仅经学的文本教义有了朝廷的钦定，对于解释经学教义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定。为了按照官方的教义规定解释经义，经师们也对传文中相关的历史作相应的修改。

　　卫宏在光武帝时期作过给事中议郎，建武期间，曾经受诏校订《古文孝经》呈上。(44)卫宏也精通《毛诗》和《尚书》，著有《毛诗序》和《古文尚书训旨》等多种著作，是著名的经师。《诏定古文尚书》，当是他受诏校订的另一部著作，是朝廷裁定的古文经书之一。卫宏为该书作序，他对于有关经学的历史，自然是按照官方钦定的调子讲述。《诏定古文尚书序》中的这个故事，可能不是卫宏自己编的，而是当时已经流传开来，为官方所认定的故事。换句话说，焚书坑儒，作为一种官制的“历史事实”，在东汉初年已经被认定和确立，《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载的这个故事，就是被认定和确定的官方版本。

　　对于上述的论断，我们可以引用东汉初年学者王充的认识作为证明。王充在《论衡·谢短篇》说：

　　秦燔五经，坑杀儒士，五经之家所共闻也。

　　五经，东汉初年被立为学官的五部儒家经典，即《诗》、《书》、《易》、《礼》、《春秋》。(45)五经之家，研讲这五部经书的经师们。由这句话可以看出，在东汉初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儒家经师们的共同认识，他们众口一词，一致认定这件事情。王充在《论衡·语增篇》又说：

　　传语曰：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传语，对于经书的解释，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既用义理，也用史实。由这句话可以看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已经写进传语，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所讲述的坑儒的故事，应当就是当时为了解释经书而写进传语中的诸多历史故事之一。

　　六、结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对焚书坑儒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作出一个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确切结论了。

　　一、焚书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史记·秦始皇本纪》对于焚书的记事，准确、可靠，史料来源于纪录秦王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奏事》，所以相当可信。

　　二、坑儒是伪造的历史，而且是一个三重伪造的历史。《说苑·反质》所载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故事，是西汉初年的方士们编造出来的，动机在于自我吹嘘，游说权贵以博取禄利。

　　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二个版本。司马迁为了告诫方士行欺瞒必将自取灭亡，采用了《说苑·反质》故事的部分内容，加以改造写进了《史记》，他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没有作严格的鉴别。

　　四、《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载的秦始皇坑埋儒生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三个版本。这个故事，是东汉初年儒学的经师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加工编造出来的。

　　五、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学的经师们，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从此以后，焚书坑儒成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化史上重大的文化标志、汉语的常用词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达两千年之久，实在是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历史是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不过，往事的残断传达到今天，已经是多重的镜像，不仅有自然的失真，也有人为的改动和歪曲。历史学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求真，尽可能逼近历史的真相。两千年来，秦始皇一直蒙受着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坑埋儒生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自信为他作了实事求是的辨明。

　　历史学的工作，当然也要涉及善恶对错的判断。采纳李斯所献的焚书政策，是秦始皇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过错。不管出于任何考虑，站在任何立场，用销毁文化典籍的政策来追求巩固统治，除了得到迅速灭亡的现实结果而外，还将得到毁灭人类文化的永久的历史骂名，可谓是反智愚民，蠢顽之极。

　　另一方面，依附于政治权力，在禄利的追逐中舞文弄墨的儒家经师们，他们不但将古典儒家典雅的文化精神变成僵死的教条，而且不惜伪造历史以谋求私利，他们既是阉割文化的变态者，也是伪造历史的造假者，可谓是曲学阿世，卑劣可鄙。

　　历史学工作的另一项价值，是要追求美。在去伪存真，扬善贬恶的基础上，用美丽的文辞和多彩的形式重新复活历史，当是历史学家的追求。坑儒是伪史的事情清楚以后，重建秦始皇与方士和儒生间关系的历史，当是一项可以着手的工作。不过，这牵连到秦始皇历史的重建，为完满地完成这个工作，我们还须将《史记·秦始皇本纪》解构，将其史料来源、编撰手法和编撰思想作一彻底清理，然后，我们再在解构的基础上补充新的史料和研究结果，与司马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编撰和复活秦始皇的历史。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学是联通古今的知识系统。从更长远处想，坑儒是伪史的事情清楚以后，孔子与秦始皇间的人为的隔阂就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消解，这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可以携手共进，共同为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他人不可取代的贡献。

　　当然，这些都是本文的续篇又续篇的工作了。

　　注释：

　　(26)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料来源的详细论述，我放在本文的下篇《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重写秦始皇的历史》中。

　　(27)刘向在《说苑序奏》中说，“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书，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缪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八篇，七百八十四章，号为《新苑》，皆可观。”在这段文字中，刘向将他据以编撰《说苑》的文献作了概括性的交代，“中书《说苑杂事》”，当为中书令所藏书，“臣向书”，刘向私人藏书，“民间书”，民间所藏书，“诬校书”，其义不明，存疑待考。我们知道，司马迁曾经作过太史令和中书令，刘向所见的这些书，司马迁大多是看到过的，收入于《战国策》，《说苑》和《新序》中的历史故事，正是他编撰史记的《史料》来源之一。

　　(28)司马迁采用《说苑》故事编撰《史记》的事例很多，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修建阿房宫。《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始皇修建阿房宫的记载，与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一样，同样来源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不过，司马迁处理这两份史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于修建阿房宫，他基本是全文摘录，但是添加了重要的说明，“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所以，考古学家根据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写成的记载去找阿房宫，找不到也很自然，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不可靠，而司马迁添加的说明是更为重要，更值得重视的，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司马迁的看法和实况。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处理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坑方士的故事时，慎重得多。这种慎重处理史料的方式，还可以见于他采用收入于《说苑·正谏》的茅焦说秦王迎母的故事。收入于《说苑》的故事详细而夸张，与坑儒的故事非常类似。司马迁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时也仅仅采用了这个故事的引子，对于其精彩动人的大段说辞，一概没有采用。关于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特别是《秦始皇本纪》时是如何处理历史故事的问题，我将另外撰文论述。

　　(29)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曾经“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宣称起义是在扶苏和项燕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其理由，因为项燕是战国末年领导楚军抗秦的大将，扶苏是楚国母系的秦国公子。参见藤田胜久：‘秦始皇と諸公子について’、人文学科编：“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第十三号”、2002年；藤田胜久：“项羽と刘邦の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第三章、讲谈社、2006年；并参见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四案(二)“扶苏与他的母亲”。关于联系扶苏和项燕的关键人物昌平君的事情，请参见李开元：《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昌平君列传》，《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张楚政权建立以后，一直尊崇扶苏，不但视他为楚系的王子，也视他为反暴的仁者。陈胜吴广起义时，鲁国的儒生们纷纷持孔氏礼器前往投奔，孔的第八代孙孔甲是其中之一，他曾经担任张楚政权的博士，与陈胜一道死于战事。将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考虑的话，扶苏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故事，可能就是参加起义的儒生们制造出来的故事，不久得到广泛的流传。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巧妙地插入在坑方士的故事后面。

　　(30)根据《史记》的记载，扶苏死于上地，今陕西省绥德县有扶苏墓，始皇陵东上焦村有仅埋铜剑的公子陪葬墓，都是可以印证的遗迹。然而，今河南省商水县西南也有扶苏村，俗称扶苏故城。1980年春，有关部门曾经对扶苏城作了发掘调查，据商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商水县战国城址调查记》(《考古》1983年第9期)，扶苏城属于战国晚期以来的古城遗址，可能是陈胜的出生地阳城故址。扶苏城遗址北城墙残存，城内出土刻有疑似“楚”字带孔方砖一块，另有四片戳印大篆文“扶苏司空”的陶片。扶苏城东南150米处有相传扶苏墓一座，至今尚在。今年8月，我专程前往淮阳、商水一带考察，可谓是大开眼界，不但确认陈胜的出生地阳城就在商水，而且再一次复活了秦末的一段历史。真正的扶苏墓不应当在商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商水的扶苏墓确有自己的历史渊源，这个历史渊源就是上述陈胜吴广起义“诈称公子扶苏，项燕”的历史事实的延续。由商水的发掘调查来看，陈胜不仅在大泽乡起义时声称扶苏和项燕还活着，张楚政权建立，建都陈县(现淮阳)后，陈胜仍然打着扶苏的旗号，并且将自己的故乡阳城改名为扶苏，传说还建有祭祀扶苏的建筑。以孔甲为首的儒生们，来到陈县以后参加了张楚政权的建设，他们继承了大泽乡起义的传统，继续制造扶苏的传说，并且将这些传说实实在在地溶化到张楚政权的制度和文化建设中，商水扶苏城和扶苏墓的历史，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这里。在这条历史线索的发展脉络上，以孔甲为首的儒生们将扶苏塑造为保护儒生的仁者形象，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3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78页。

　　(32)《汉书》卷八七《扬雄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514页。

　　(33)《盐铁论·利议》中有一段话，似乎涉及焚书坑儒的事情，原文如下：大夫曰：嘻！诸生闒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逾之盗，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于鲁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颜眉，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

　　(34)班固卒时，《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由其妹班昭完成，见《后汉书·列女传》。

　　(35)关于《汉书》的编撰及其编撰思想，请参见吴怀琪：《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124页；也请参见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8页；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11页。

　　(36)参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9-476页。

　　(37)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庄襄王子异而不是吕不韦的问题，我在《秦始皇的秘密》第一案中作过探讨性的叙述，请参见。这里想要说明一点，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点，在于《史记》中两个献有孕之女的同类历史故事(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给考烈王，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给子异)是如何交错演变的，以及这类历史故事是如何制造出来，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问题，对此，我将另外撰写论文作学术论证。班固不遗余力地攻击秦始皇，除了崇儒尊经的思想渊源外，也与班固的出身有关。我们知道，班氏祖上是楚国人，秦灭楚后被强制迁徙到雁北，与秦之间有宿怨过结，不可不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照于此，司马迁祖上是秦国人，代代仕于秦，对秦自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在对待秦和秦始皇的态度上，班固与司马迁是迥然不同的。正是因为这样，《汉书》完全接受经学和谶纬的谬说，不顾历史事实，宣扬汉是直接从唐、虞、夏、商、周发展而来的，将秦和新莽并列，否认其存在的正统性，参见《汉书·王莽传赞》。现行版本《史记》的原本，可能是班氏家的私藏本，《史记·秦始皇本纪》，班固肯定是作过手脚的，史记的其他部分，也有班固作过手足的痕迹。关于这个问题，我放在本文的续篇《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重写秦始皇的历史》中论述。

　　(38)关于卫宏其人，参见《后汉书·儒林传》。

　　(39)《史记·儒林列传》正义引颜师古说。同一故事，有多个版本，《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文作《诏定古文官书》，文字稍有不同。孔颖达《尚书正义》引作卫宏《古文奇字·序》，文字也稍有不同。据《后汉书·儒林传》所附《卫宏传》，卫宏是《古文尚书》大家，有《古文尚书训旨》等著作，他受诏定《古文尚书》，当合情理。不过，考虑到同一故事，当时已经流传开来，卫宏在自己的不同著作中反复引用，也是可能的。关于卫宏上述相关几部著作的详细考订，请参见徐刚：《卫宏〈古文官书〉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

　　(40)卫宏《古文奇字序》叙述坑儒的背景说：“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七百人。”在这里，他结合古今文经争论的需要，将从古文到篆隶的变动，作为坑儒的背景。由此可以看出，经师们在编造历史的时候，是可以紧密地结合现实需要而随意变更的。引文见《尚书正义》，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79年版，第115页。

　　(41)见梁玉绳：《史记志疑》，“秦始皇本纪坑儒条”，第181页。

　　(42)梁玉绳《史记志疑》秦始皇本纪坑儒条曰：“唐先号其地为愍儒乡，天宝中为旌儒庙，在新丰县温汤西南马谷。而此纪称坑之咸阳，夫咸阳渭北也，马谷渭南也，岂马谷中七百人自为一戮，而咸阳四百六十余人别为一戮耶？”梁先生已经看出两个坑儒故事之间有难以调和的问题，不过，他没有看出两个故事之间的演变关系。今坑儒谷遗址在西安临潼区西南十公里之洪庆村，2004年7月，笔者曾经亲自前往实地考察，确信所谓的坑儒谷，不过是唐代以来附会出来的遗址。

　　(43)参见《后汉书·儒林传》。

　　(44)许冲：《上说文表》曰：“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上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87页。

　　(45)关于经学内部的古今文之争，以及古文经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事情，参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449-459页。

　　作者简介：李开元，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李开元，《史学集刊》(长春)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