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日记里的知识分子史

　　卡夫卡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这样一段写于20世纪初期的话用于20世纪末期的中国，似乎也切题应景。《读书》杂志前编辑赵丽雅（笔名扬之水）写于1991至1993年的日记现结集为《读书十年》（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史。日记里看不到太多悲情的废墟，却流溢着一种与政治生活（包括政治关切）保持疏离感的文化生活之美。《读书》无疑是文革结束后这三十年来最能凝聚华裔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而作为该刊编辑之一的扬之水，自然是1980年代以降知识分子公共生活的见证人之一。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这个理想主义刚刚幻灭而拜物教式的世俗社会尚未崛起的空档，扬之水的日记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窥测那段幽暗岁月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窗口。


　　这是一个互联网尚未兴起而人际交往仍是主导性的交往模式的时期，在扬之水的日记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相互探访，约稿、催稿、邮寄杂志、赠书，各种形式的聚会，编辑部宴请作者，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交流（比如张中行、赵萝蕤、徐梵澄等人），主办三联书店读者服务日等，呈现出当时知识界最日常的生存状态。扬之水对这些文化空间和生活的描述极其简洁，甚至有意偏斜在对日常生活史的记录，比如她最细心记载的是在各种宴席上的菜名。当时知识分子讨论的各种话题（无论是政治性的还是非政治性的）都几乎沉默在她的叙述之中。因此试图通过这册日记整体地把握1990年代初期不同代际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这册日记的价值或许不在于个体与时代在政治激荡之后的心灵史的历史记忆，也不在于对国计民生的如实记录，而在于将生活在那样一个废墟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史的社会结构呈现了出来。一个交流频密的时代，往往隐喻了个体性的交流的匮乏或者说表达空间的收缩。这正如1992年3月22日，扬之水到上海约稿，五点多钟跟朱维铮聊天，一聊就是三个多小时，接着朱学勤来访又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朱说：“随便聊聊，陪你度过一个寂寞的晚上。”“寂寞”一词，也许隐秘地透露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吧。

　　或许正因为此，当扬之水来到上海，纷至沓来的各种聚会，与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餐叙、闲谈，让扬之水有应接不暇之感。从日记的零星记载，亦可见当时上海资源的匮乏，住宿极端紧张，交通也不便利，而从北京来上海购买了软卧的她与其同事，硬是被安排到硬座车厢站着，唯一的理由就是她们不符合铁道部的乘车规定：非十四级以上行政级别者一律不准坐软卧。扬之水眼中的上海知识界的生态也极有史料价值。1991年10月7日记载：“继往愚园路，访施蛰存先生。与黄裳先生极宽敞的居室相比，施先生的寓所甚觉逼仄，大约三代人同居一处。先生六十年代即已失聪，故与之谈话颇感吃力，近乎大声叫喊。请他为《读书》写稿，他说怕给《读书》惹麻烦，还是不写为好。”1992年3月24日记载：“往王元化先生家。王先生待人亲切和善，谈甚洽。一位白发皤然的老妪始终坐在旁边，却不知是何身份，原以为是夫人，后听说他娶的是一位少妇，那么这一位就不知谁何了。后来方从朱学勤处得知，这一位确是王夫人，名张可，原在戏剧学院执教，是一位很腼腆很拘谨的女性。尝为学生讲说莎剧《温莎的风流娘们》，但‘娘们’二字无论如何说不出口，最后憋出一句‘女同志们’，引得全班哄堂。”


　　扬之水的日记里凡是涉及到外出旅游或组稿的，都是巨细无遗地记录，但是在北京的日记却是极为简单的，大都是类似鲁迅日记那样的“流水账”式的基本事实的记录。这可以解释为一旦作者外出旅行或出差暂时脱离了日常性的编务生活，就对这生活世界有一种重新发现的新奇感。不过，即使在这些重复而单调的日记中，却也经常可以读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从日记可见，徐梵澄、赵萝蕤、张中行等数位是扬之水交往最密切的老一代学者，扬之水的为人处世也明显可见上述人物潜移默化之影响。日记中记载的这几位学者在私下闲谈中的知人论世之言，也尽见知识人的真性情。比如在1993年6月30日，扬之水应约访问徐梵澄说起陈寅恪的诗，言读下来“总觉得一派悲慨愤懑之气，发为满纸牢骚。”与陈寅恪相熟的徐梵澄说，“精神之形成，吸纳于外。以寅恪所生活的时代，不免悲苦、愤慨集于一身，而痛恨政治。世代虽变，但人性难变，故所痛所恨之世态人情依然。寅恪不满于国民党，亦不满于共产党，也在情理之中。其诗作却大逊于乃父。缘其入手低，——未取法于魏晋，却入手于唐。又有观京剧等作，亦觉格低。幸而其学术能立，否则，仅凭诗，未足以立也。”反观自己，徐梵澄认为其“一生没有匡世救国的心，不过求学问，求真理，一日不懈此志罢了。”


　　赵萝蕤是扬之水经常拜访的女学者，早年是燕京大学西语系重要的女学者，《一滴泪》作者巫宁坤就是她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回的，其先生陈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诗人）不堪凌辱，1966年9月3日在家里自缢身亡。1991年12月28日，赵对来访的扬之水谈起对当时某知名作家的评论：“我只读了他的两本书，我就可以下结论说，他从骨子里渗透的都是英国十八世纪文学的冷嘲热讽。十七世纪如莎士比亚那样的博大精深他没有，十九世纪如拜伦雪莱那样的浪漫，那样的放浪无羁，他也没有，那种搞冷门也令人讨厌，小家子气。以前我总对我爱人说，看书就要看伟大的书，人的精力只有那么多，何必浪费在那些不入流的作品，耍小聪明，最没意思。”这段闲话透露了赵萝蕤对人性和文学的基本理解，其对做人为文气象格局的强调，充分地呈现了民国大学培养起来的一流教授的人格与识见。很显然，扬之水虽然为人低调务实，不事繁文缛节，但在为人处世上深受徐、赵两位学人的影响。


　　扬之水身处中国知识界最核心的位置，却丝毫没有自得和傲慢，也没有文人常见的矫情与愤激。她与身处的时代保持着一种距离，正是因为这种不经意间的疏离感，让她留下的文字反而有了一种相对可信的价值（相对于对1980年代的激情叙事与1990年代初期的悲情叙事）。扬之水在叙述与一个学者发生笔墨之争的故事时，悠悠然写道：“其实我和他们不同。他们是怀抱挽救世态人心之志的伟君子（这是令人感佩的）。我不过是抱定一本心爱的《读书》和自己的几本破书，默默做一点点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已。世界不能少了他们这样的读书人。而我这种爱读一点书、却不是读书人的人，原是可有可无的，无须乎去‘标榜’。自己读书，别人不读书，未必就读书一定是高尚的，不读书是卑鄙的。人生原有多种选择。如果读书不是一种纯粹的兴趣与爱好，而只是一种志向，那么作为人生的选择，它与选择从政、选择从商，也都是一样的，哪里又有什么高下之分？”寥寥数语，将某些知识分子好名逐利自以为是的心态勾描无遗，也尽显作为一个多元主义者的扬之水的书生本色。或许这正可解释1980年代以降《读书》杂志能够长期吸聚各色知识人这一文化史、社会史的重大现象，因为主持杂志的编者不偏不倚，更无偏见和定见，保持着散淡而审美的平淡心。即此可见，《读书十年》（二）的文化价值与其史料价值一样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唐小兵，《南都周刊》阅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