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一个外国人心目中的陈云（下）

　（续前）“大跃进”与“反冒进”：1958～1962年

　　当毛泽东开始号召加快发展速度之时，陈云继续反对冒进，强调平衡发展。他说，在制定政策时，90%的时间要用于调查研究，获取可靠信息，10%的时间用于做决定。毛泽东提出在工业生产上15年赶上英国。此前陈云说需要50年时间才能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1957年1月，陈云被任命为直属政治局的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后说，建设规模应与国力相适应，如果超出了国力范围，很难退回来，则势必出现经济混乱。1957年11月，当毛泽东批评反对冒进的官员时，陈云因健康原因获准休息。1958年，他休养后返回中央，但仍称自己健康状况不佳而只工作部分时间。


　　1958年1月和2月，毛泽东对陈云“反冒进”提出了批评，陈云被迫进行自我批评。在外界压力之下，他讲了违心的话。他说，动员群众可以扩大灌溉面积，开垦新农田，改善耕地，植树造林，进行不需要预算拨款的投资。陈云一直主张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官员更多的灵活性，但是他认为这样做之前要进行认真的考虑、计划和准备。毛泽东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权力下放。毛泽东打招呼说，不论是谁，只要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会被定为右倾分子。然而，陈云1958年10月却明明白白地说，要完成毛泽东规定的1959年生产2500万吨钢的指标需要多生产1亿吨煤；即使能生产那么多，运输也是个问题。

　　1958年8月，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会上宣布，当年已生产了380万吨钢，需要在最后几个月里再生产700万吨才能完成年度指标。会上毛泽东打电话给陈云要他负责完成年度指标，少1吨也不行。陈云知道，完成指标的最好办法是多多生产那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劣质钢的东西。陈云还评论说，1959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是5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超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投资。

　　到1958年11月，在农业收成和钢铁生产方面暴露出的灾难严重到使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后退几步，做些调整。12月，陈云与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讨论了质量问题。他重复了自己的一句名言：应当“小心谨慎”地前进。知道毛泽东对他有怀疑，为了避免误会，他给毛泽东送去一盘他的讲话录音带。

　　生产出的钢铁很多都不能用，纯属浪费资源，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1959年1月，知道了这一情况的毛泽东准备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到2000万吨，为此征求陈云的意见。陈云回答说，生产2000万吨也很难完成。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陈云，因为就在其他官员不敢讲真话时陈云敢于直言。毛泽东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上陈云建议不要公布钢铁生产指标，因为还有一些问题，但事后没有人向他报告此事。1959年4月毛泽东问仍在休病假的陈云当年能生产多少吨钢，陈云回答说，他将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提出建议。经过非常认真的研究和与冶金专家磋商，陈云在5月11日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们可以生产1300万吨钢。在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结论。年底的结果是中国生产了1387万吨钢。

　　1959年6月当毛泽东再次推动“大跃进”时，陈云称心脏病发作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准假休息三个月，他没有参加该年的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结果遭到毛泽东的攻击。陈云在外休养到1960年年中，但从1960年夏季他开始到农村调查农业生产情况。他说，如果干部不敢直言存在的问题，那是很危险的。陈云参加了1961年1月召开的九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八字新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会议的基调低沉。新文件《农业六十条》使公社组织的权力分散，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夏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陈云到家乡青浦县调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他的见闻。毛泽东邀请陈云一起讨论。陈云提出给农民留更多的自留地，小猪和母猪应当给各家饲养，农民不应种双季稻，应当种一季水稻和一季蚕豆。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公开批评了党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问道“为什么只有陈云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表示了他对陈云的赞许。他请陈云讲话，但是陈云意识到，如果他公开发表讲话，势必与毛泽东的政策发生冲突，所以谢绝了发言，说是还没有完成调查研究。1962年2月21～23日在中南海西楼举行的规模小得多的会议上，陈云对经济问题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比“七千人大会”上的讨论详尽得多，同时对今后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了意见。刘少奇在西楼听了陈云的讲话后，请他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阐述自己的观点。2月26日，陈云对200名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发表演讲。他说，粮食不够吃，庄稼、牲畜、化肥和农具的状况都不如从前，基本建设投资超出了国力范围。接着他提出了具体建议。在这类会议上很少有鼓掌现象，但是陈云讲话后热烈的掌声持续了1分多钟。同事们都感到松了口气，陈云讲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对陈云的建设性意见也很赞赏。

　　经过对农业继续进行调查后，他开始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和农村工作负责人邓子恢讨论农业包产到户的可能性。1962年6月24日，陈云回到北京。但是在向毛泽东提出这个想法前，他首先与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林彪进行了讨论。周恩来非常谨慎，说是如果毛泽东同意他就支持，其他人都表示支持这个想法。然后陈云去找毛泽东提出这个想法。当时毛泽东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几天后他说陈云作为政治局常委找他是应当的，但是接着对陈云、邓子恢和田家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支持将瓦解农村集体经济的修正主义。听到毛泽东的反应后，陈云写信给毛泽东，因病要求不参加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在北戴河会议和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力宣传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接着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薄一波谈到陈云在“大跃进”运动中的作用时说，陈云的小心谨慎、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对事实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的态度，与“左”的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很不协调。当权者有时对其观点置之不理，停止其工作，但是古人说得好：“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当国家面临困难时，他们又请陈云出来。而他毫不在意，总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努力去解决面临的问题。

　　陈云似乎对毛泽东的情绪有准确的判断，知道何时和以何种方式直述意见，何时只能暂时告退。因为陈云管理经济工作负有盛名，而且他总是私下而不是公开地向毛泽东表述自己的意见，同时因为他没有个人政治野心，所以他能够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比其他人更大胆地指出来，并提出能够得以实施的解决办法。


　　“文化大革命”前期和最初的向西方开放：1967～1973年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遭到红卫兵、康生和“四人帮”的批判。然而1966年秋天，他被允许与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这年10月，他写了一封检讨，说是夸大了“大跃进”中的问题。当他听说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时，他立刻销毁了机密文件，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搬到郊区的一个秘密去处。1969年4月召开的中央九大上，他受到批判，又作了检讨。10月，他被送到江西，但没被从中央委员会中除名。他的妻子于若木在科学院工作，因为写大字报称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和寄生虫，被撤职和开除党籍。在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因1957年“反冒进”、夸大“大跃进”中的问题和提出包产到户而作了检讨。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受到批判没有参与正常工作。但是为什么陈云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干部那样受到严厉的惩罚呢？为什么还让他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呢？或许当毛泽东想以社会主义改造为起点向前推进时，感到有必要批判任何一个“反冒进”的人，但他还要留着陈云，以帮助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严重经济问题。事实上，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和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当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明显地从苏联集团转向市场经济国家时，就已经请陈云研究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1972年4月陈云回到北京，参加了对1945～1949年在东北与之密切共事的林彪的批判。1973年年中，当陈云接受委托负责分析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可能造成的影响时，他要求向他提供有关问题的重要信息，例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主要部门生产的消长变化以及它们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对问题进行研究并与专家磋商后，他写出了一份综合报告，提出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建议。


　　改革开放：1978～1979年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陈云虽然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但并不负责日常具体工作。1977年3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有人提出是否应当允许邓小平回来工作的问题时，陈云表示支持让他回来。他还积极推动对受到错误批判和得不到必要医疗的老干部予以平反。

　　1978年11月10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下一年的经济计划。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注意，从而改变了这次会议的重心和性质。陈云说，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他特别提到了彭德怀、薄一波等61个“叛徒”、被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那些人、像陶铸和王鹤寿一样被关押在南京监狱而被定为“叛徒”的那些人，以及邓小平和参加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群众等案件。他还说，对于那些摧残党员的没有根据的批判，康生负有重大责任，应当受到谴责。12月15日工作会议结束之前，陈云又在东北组作了一次发言，这次是谈经济问题。他说，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30年，食品供应依然紧张，如果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就会造反，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就会带领农民到城市讨饭。工业品的进口应当有先后顺序，各省应有少量资源供自己支配，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缩小计划与现有资源之间的差距。

　　工作会议之后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方向。会上，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他委员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三中全会取消了对干部进行调查批判的专案组。关于干部的一般性问题由中央组织部处理，涉及干部是否忠诚的复杂问题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主任由陈云担任。全会结束时，陈云称赞此次工作会议在时隔多年之后允许这样畅所欲言的讨论，指出这是一个健康的党组织所需要的。他说，和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对取得内战胜利至关重要的全党团结一样，在这次全会上达成的团结将有助于新战斗的胜利，实现国家稳定和四个现代化。

　　1979年初，陈云说在华国锋主持下编制的十年计划制定得太匆忙，没有认真准备，指标订得太高。他主张有一个三年调整期，邓小平和政治局其他成员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压缩计划、减少预算赤字、确定进口优先顺序、确保在大幅度扩大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之前使农业生产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等工作方面，陈云发挥了关键作用。

　　陈云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在调整阶段，他们支持相同的基本政策：扩大市场，增加外贸，推行农村改革。虽然陈云此前在20多年里职位一直比邓小平高，但是他支持推举邓小平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有胆略和魄力，健康状况比陈云好，既有党的领导经验又有军队领导经验，掌权治国举重若轻。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就互相认识，邓小平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两人配合默契。邓小平1953年担任过短时间的财政部长，长期任党的总书记，对经济问题有粗线条的了解，而陈云则负责更具体的经济问题。

　　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和陈云仍像以往一样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安定，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内增强市场的作用，下放权力给地方，反对官员贪污腐败。不过在1982年调整阶段取得巨大成功、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后，邓小平希望经济增长得更快，更愿意扩大沿海地区的自由，更愿意增大市场的作用。而陈云在管理经济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严重短缺时期和过高目标造成的悲剧，他感到从长远看，最好是扎实而稳定的增长，不要急于追求快速增长和快速市场开放。陈云没有公开反对过建立经济特区，但他从未去过特区。他承认需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但从笔者读到的材料看，他从未会见过外国资本家。20世纪40年代末期陈云曾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因官员腐败而失去人民支持的下场，所以他对反腐倡廉特别坚决。曾与陈云密切共事的人，如邓力群和胡乔木，坚决支持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9年6月邓小平和陈云两人一致认为必须为恢复秩序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邓小平和陈云之间尽管存在分歧，但他们都非常尊重对方的能力，从不公开互相指责，为改革开放同心协力地工作，直至逝世。

　　在事件发生多年之后对领导人作出历史结论比事件发生当时对他们作出结论容易一些。现在看来比较清楚，1988年邓小平放开物价时，自1952年起一直习惯于物价稳定、担心通货膨胀的中国人尚缺乏心理准备。对于中国到底能适应何种速度的政治改革这个问题，现在要作出判断尚为时过早，不过在1986年时中国可能还不具备邓小平当时准备推行的政治改革的条件。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武汉、广州和深圳时，又主张大胆推行改革。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一些问题，但现在来看，中国总的来说是从快速发展中受益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陈云都持谨慎态度。然而，改革开放政策显然获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和陈云两人，一人主张快速推进，另一人则小心谨慎地考虑到经济问题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成功。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