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建立城市政权：1946～1948年
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把满洲各城市的管辖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到1946年春天，国民党在南满集结了大批军队，迅速攻占了沈阳、长春、鞍山和吉林。然而在中共军队集结的北满，中共在苏联军队撤离不久后于1946年5月28日接管了哈尔滨，这是中共管理的第一座大城市。为了对付国民党及其盟友的抵抗，共产党设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城市的管理。他们能把城市管理好吗？事前几个星期忙于对干部进行城市管理训练的陈云率队进入哈尔滨，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在最初几周中，陈云实际上肩负市长的责任，负责城市的全面管理。在准备工作阶段，陈云和其他共产党干部强调，军队必须遵守纪律，这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使他们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还注意训练具有各种不同专长的干部担负城市管理的领导工作。他鼓励过去在该市工作的重要工作人员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幸运的是，哈尔滨在接管中未遭受严重破坏，市政服务几乎立即得以恢复，共产党被当地民众接受。
1948年11月2日共产党占领了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陈云又肩负起这里的城市管理责任。他借鉴管理哈尔滨的经验，采取基本相同的做法。他强调提供基本市政服务的重要性，包括供电、供水和电话线路畅通。在保证市政基本服务方面他们又取得了成功。在沈阳采用的政策和做法成为共产党军队接管其他城市的模式，在管理沈阳中受到训练的干部此后又参加南下工作队到其他城市建立新的秩序。
东北经济及其对共产党军队的支援：1948～1949年
1948年6月，共产党基本占领了整个东北，东北局开始在陈云的指导下实施东北地区全面的经济计划。除了建立经济秩序外，东北局还直接担负着为南下部队提供补给的责任。为了确保当地百姓和部队的粮食供应，每个省政府的主席都亲自抓本省的粮食生产和分配。此外，还减少了对苏联的粮食出口。为了支付从苏联和朝鲜进口的军需和机器，陈云和他的计划制定者们重点抓了煤、木材和食盐的出口。他们请苏联帮助恢复鞍山钢铁厂和其他工厂的生产，并要求苏联归还大部分已被运走的日本人的机器设备。为了保证工厂运转，陈云等人对原工厂管理、技术和行政人员的做法是：只要他们忠于职守，不反对革命，一律继续留用，让他们放手工作。虽然农民贫富悬殊，但决策者决定，在战时条件下不打算立刻改变土地政策。由于1948年东北的经济在战时条件下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因此为南下解放全中国的大军成功地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武器和基本生活必需品。陈云还努力做工作，使人们不要对共产党接管后生活会突然大幅度改善抱有过高期望。
1949年初陈云利用在东北的最后几周参观工厂，熟悉工业问题，然后前往北京接受新的任命。他从东北到达北京正好赶上参加1949年5月11日到6月2日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宣布成立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于是陈云开始负责1949～1952年期间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等工作。1950年10月任弼时逝世后，他成为党内第五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
陈云继续阅读各种书籍和报告，但是他本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其经济问题的处理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他肩负的责任愈来愈重大，从江西苏区到西北边区，然后到东北，陈云学会了如何整顿混乱的市场、如何克服物资短缺、如何适应一个给定区域之外的市场。待他来到北京时，他对处理经济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基本方略：当物资供应短缺时，必须用市场机制结合行政控制来抑制通货膨胀；当物价飞涨时，应视可能将其他物资投放市场以缓解物价压力；在有些情况下，当基本物资供应不足时，政府必须对某种商品的购销进行控制；在与外部经济交往时，必须扩大出口，在掌握一定数量的外币后，确定进口的优先顺序；在工业方面，必须充分利用技术专家和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应建立工人的生产责任制。
恢复国民经济秩序：1949～1952年
1949年，陈云面临许多棘手问题：军队仍需要给养，国民党在共产党接管的城市里进行破坏活动，交通运输设施因遭到内战破坏而变得严重不足。工厂缺乏原料，有时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新税收制度尚待建立，政府开支远大于收入，约900万官兵以及政府雇员等着领薪饷。或许最为糟糕的是，公众对通货膨胀惶惶不安，因为随着国民党滥印钞票用以支付战争费用和货物短缺日益严重，通货膨胀正失去控制。
陈云深感自己对国民经济肩负责任之重大，当时全国几亿人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工作中的失误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严重影响。他想首先获得准确的数据，进行细致的计算；他想从国家角度观察有关问题，例如资源的利用、工厂的位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他想对现有的外汇进行控制，确保重点项目；他想制定标准化的国家税收制度，使国民收入具有可预测性。他持务实态度，但他的分析是全面而透彻的。他爱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当时他采取的主要办法是：(1)利用市场力量控制物价。在短期内对一些物品进行配给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在货物供应不足时，应当把库存物资拿出来投放到市场上，直到物价下跌。(2)确立对货币的信心。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有必要对投机者和坚持使用外汇和金条的人加强行政控制。(3)开发足够的收入来源以平衡预算，使人民对经济充满信心。(4)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和改善运输设施，增加物流。(5)发行公债，为各种开支筹措资金，吸收多余资本，而不是多印钞票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随着中共接管全国，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发生在中国的商业之都上海。共产党的部队是1949年5月进入上海的。7月中旬，陈云被派往上海去调查和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当时通货膨胀已使人们对国民党货币失去信心，但是当地商业界人士并不接受共产党的人民币，而是坚持使用银元或外币。为了树立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陈云向银元的流通宣战。在他到达上海之前，投机商已把银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宣布，买火车票、纳税或市场交易，只收人民币。广播电台和报纸不停地发布禁止使用银元的命令。但这一切措施被置若罔闻，银元照常流通。于是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投机交易中心——上海证券大楼。不出一个月，银元的使用就基本停止了。为了解决上海的通货膨胀问题，陈云搜集了23个基本行业的情况，掌握了经济的基本信息，然后不仅向市场上投放某些物品，而且禁止政府单位囤积某些物资。
上海工人希望领到工资，但是有些纺织厂因为缺乏原料不能开工，陈云便安排产棉区把棉花运往上海。在新公路和铁路开始修建前，他清点了可能利用的船只，其中许多被用来装运粮食和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其他物资。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由于需要物资供应部队，对物价的压力进一步增大，特别是在东北。陈云在支持“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的同时，努力使经济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
考虑到中国1949～1952年期间面临着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用任何标准衡量，陈云及其同事制定的控制通货膨胀、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控制国家预算等政策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取消行政区和高岗问题：1953年
内战时期，当包括数省的一个地区全部被共产党控制时，就建立一个大行政区以实现整个地区的全面协调。全国陆续共建立了六个大行政区。但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逐渐削弱了大行政区的权力。从1952年开始，中央取消大行政区的建制，大行政区的许多领导人被调往北京。由于国家承担的责任迅速增加，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机关的规模随之扩大，这些责任被分配到更多的下属部门。部门之间的分工不是很明确，部门和个人之间的争斗有时很激烈。一些地方官员对北京从他们地区调拨物资和财政收入意见很大。
1953年初高岗开始在北京工作，主管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稿是在陈云的领导下拟就的，新税制部分出自薄一波之手，是薄一波在陈云手下工作时写成的。毛泽东对这部分非常不满意，并对新税制未充分征求他的意见就在1952年底颁布感到不满。1953年2月8日深夜陈云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上午。会后陈云病倒了，一直休养到夏季。
从1953年6月14日到8月13日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税收和国家预算问题成为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分歧最严重的辩论焦点。薄一波起草的新税制从两方面受到批评：一是对资本家太仁慈，二是未给地方政府留有足够的管理财政的灵活性。到8月初，因为意见仍然分歧很大，毛泽东建议周恩来邀请陈云和邓小平参加会议帮助解决这次会议遇到的难题。于是陈云对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作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他承认，各地区应有更大的灵活性，但他也强调需要通过国家预算为军队、工业和建设提供资金，给农业地区提供足够的帮助，从而使农民从剪刀差中解放出来。他说，即使薄一波的错误再严重，也不至于严重到像高岗所说的那样是“路线错误”。陈云和邓小平的分析改变了会议的调子，使激烈辩论的问题得到解决。会后对税收政策进行了修改，加大了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成分，地方政府得到了储备金和处理自己预算的较大的灵活性，但对国家预算的责任并没有大幅度减小。
是年秋季，从华东调到中央任组织部长的饶漱石伙同高岗夺权、企图扳倒刘少奇和其他人的阴谋真相大白。高岗还找过邓小平和调到北京来的其他原大行政区领导人，希望他们配合。高岗因曾与陈云在东北共事，就与陈云联系，建议设法使他们两人都当上党的副主席，但遭到陈云的拒绝。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只有高岗一人坚持轮流主持。高岗、饶漱石此前还找了军队负责人彭德怀和林彪，并到各大行政区寻求其他行政区领导人加盟。情况已经很清楚：高岗有很大的个人野心，这种野心有使党分裂的危险。虽然高岗以前的某些行动得到过毛泽东的认可，但他的野心不仅使其他人而且也使毛泽东开始感到不安。12月17日，陈云和邓小平找毛泽东讨论这一问题。毛泽东对他们的担忧表示赞同，派陈云秘密赴杭州(林彪当时在杭州)、上海、广州和武汉，就高岗阴谋夺权问题给那里的主要负责人打招呼。在1954年2月举行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陈云在讲话中强调了积极的方面和团结的重要性，而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高岗。高岗后来被开除出党，自杀身亡。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稿是在李富春的主持下写成的，1953年陈云休病假时李富春在高岗手下工作。但是计划的第五稿即定稿以及前三稿都是在陈云领导下完成的。参与制定计划的官员都意识到国家贫困、工业化和基础设施水平低、粮食缺乏以及技术水平低下，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共产党掌权后所激发出的美好理想的实现。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在当时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如何为人口迅速增长的城市保障粮食供给。1952年底陈云回到老家青浦县后看到农民很难完成粮食指标，认识到不能把公粮标准定得太高。另一方面，他和其他领导人又想调拨资金开始基本建设，结束中国的贫困。1953年10月2日，陈云对粮食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包括人口日益增加的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产区因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而对其他农作物生产的影响，例如棉花产量减少又会影响纺织业。他承认，由于粮食供应不足，造成市场不稳。他指出需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工商业者的关系、各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论述之后，他承认“粮食统购统销”会导致一些问题，但为了确保城市的粮食供应和工业生产的发展，确保市场的稳定，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陈云的“统购统销”建议被大家所接受，同时也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秋季公粮征收推迟一个月，以实施征购制度。
苏联的援助对制定五年计划十分重要，因为苏联拥有中国极为缺乏的资金和技术。1952年陈云陪同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人去莫斯科，讨论苏联援助问题。斯大林一方面对他们说很快就给予援助，另一方面又迟迟不把援助具体化。这种情况和其他变故使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推迟到1955年才公开宣布。
陈云认识到地方官员和中央各部委对于他们为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对中央政府没有给予他们要求的一切帮助是会有意见的，只有让他们了解国民经济的整体需要他们才会消除各种牢骚，因此在计划的每一个稿中陈云都加入一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概述。通过周密地指出各方面的困难，他赢得了地方官员和中央各部委的理解，从而使他们接受了这个计划。把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大国的经济纳入一个全面计划，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并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最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从而开始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社会主义改造：1955～1956年
经济要取得较快的发展，可以通过给予私人企业较多的自由和实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不是集体耕作，到20世纪80年代，这已经成为一个清楚而明白的道理。但在50年代这条途径还没有经过验证，而苏联在经济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苏联原先是一个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工农业方面都取得了发展。因此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想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认为集体所有制比个人所有制先进，国家所有制又比集体所有制先进。毛泽东相信应当继续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来实现这些目标。
陈云在公开场合支持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1955年3月他说，社会主义改造应当稳步进行，不应“冒进”。1955年7月，他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可以保证国家的粮食征收，有利于大规模兴修水利，合理使用土地，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和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网络。但是他认为，应当在变化前进行精心的准备。作为一位曾经具体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他看到如果忽略了关键问题，就会欲速而不达。毛泽东亲自抓农业集体化，批评了那些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的同志。他矛头所指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就是陈云。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要把小企业合并成合作社，大企业重组为国家企业。按照1954年的估计，这个过程要用数年时间。1954年，当15%～20%的零售商店变成国家企业时，陈云说，改造的速度太快了，在一些地区，农村集市已经失去了活力，应当停止合作化的步伐，甚至应当后退一些。他知道企业的成功运作需要技术熟练和经验丰富的人员，他鼓励企业家继续与政府合作。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1955年10月4～11日举行)上说，不仅农业的改造应当加快，工商企业的改造也应加快。10月29日，毛泽东召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开座谈会，陈云坐在他旁边。毛泽东指定曾主张放慢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陈云负责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动员全国加速改造进程。1955年11月24日，陈云说希望1957年年底之前完成主要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62年基本实现国有化。然而毛泽东指示，社会主义改造应于1956年1月前基本完成。1956年1月，约25万名急于表示已放弃资产阶级立场的企业家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以表达他们对企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喜悦之情，其他城市跟着举行了类似的游行。手工业者实现集体化的比例1955年末为25%，到1956年4月增加到90%。
为了确保这一新体制的顺利运行，1956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新宣布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应在6个月内不发生任何变化，同时也不必为变化设定最后期限。总之，当陈云负责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时，他总是尽量放慢实际变化的节奏，力求减少混乱。（未完待续）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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