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北平“和平解放”真相（下）
（续前）（四）“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其他地区的敌人”，毛泽东开始安抚傅作义
毛泽东撰写的公函和新闻稿发表后，引起傅作义强烈反应。2月4日，林、罗、聂致电中央，提到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林等建议：“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林等认为：“以敌我现有之情况，我军有绝对把握做到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凭战争解决问题……但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2月5日毛泽东复电认同他们的说法：“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罗荣桓年谱》，第694-696页）
因此，在舆论上对傅作义进行打击之后，出于减少压力的考虑，毛泽东开始安抚傅作义。
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据说会见甚为愉快，谈话中毛泽东对傅作义说：“北平和平解放要谢谢你，你的功劳很大嘛!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掉的。北平和平解放得最好，可以归纳三点好处：……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的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双方的军队都保存下来，双方数万发炮弹也都保存下来了。这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王兰英、赵景才《毛泽东写给傅作义的三封亲笔信》）
此次见面基本上平息了傅作义的怨气，其对和谈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但一直到4月份，傅作义一直没有发表毛泽东所期待的“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
（五）傅作义在和谈过程中曾有三次打算出逃
虽然傅作义在与中共和谈过程中数次拒绝了国民政府的撤退要求，但这并不表示傅作义就完全断绝了与国民政府的来往。他在和谈过程中曾有三次打算出逃，都被劝阻或者因时机不对而未成行。
1、1949年1月傅作义曾打算“自行解除兵权，去南京向蒋请罪”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曾对其参谋长李世杰说：“我们研究了几天，想出一个办法，今天就准备发一个和平通电，为人民请命，以促进和平。我就自行解除兵权，交由李文代理，去南京向蒋请罪，听候处理。这样做法，北平可以免去兵灾，又可以倡导全面和平。我想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你觉得怎样?”
李世杰对傅作义有此想法很意外，他不客气地说：“这样做法是不负责的办法，任何方面都对不起。对军队，对人民，都对不起。你把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军队集中到北平城郊，既不战又不和，说了几句空话就跑了，这些队伍叫李文怎样办？领导着和罢，势不可能，一定会出大乱子；领导着战罢，兵灾结果必然毁灭了北平。如此，你首先对不起北平居民，也对不起这几十万军队。再就蒋介石说罢，你既不愿走革命的路子，你就得走效忠蒋介石的路子，陪伴他殉葬。但你又不愿走打的路子，发一和平通电就走，蒋介石一定认为你是临阵脱逃，也不会原谅你的。再就共产党方面说，你的和平通电是会得到同情的，你不起来执行和平，而放了一炮就走了，我想也会认为这个做法是有始无终的，既怕打仗，又怕和平的一种行为。再就对自己说，也对不起自己，到南京去向蒋请罪，蒋一定不客气的交军法处理，到那时又怎样说理呢？这个做法我找不出赞成的理由。”后来傅作义就放弃了这一想法。（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的经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1980年版，P83）
2、2月4日前后傅作义想出国，被南京政府拒绝
由于2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公函和新闻稿，惹恼了傅作义，因此傅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但国民政府外交部并未批准。对此徐永昌日记2月4日记载说：“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编者注：傅作义的字）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只是对傅表示“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
徐永昌明白傅作义想出走，虽然出国之事暂时搁浅，但徐永昌建议傅“莫善于先回绥远”。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15日）也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与毛泽东会见之后。28日邵力子返回南京对徐永昌说：“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28日）也就是说，傅对走与不走非常矛盾，因为他觉得他若离开北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傅作义对出走之事犹豫不决。
3、3月24日，傅作义想离开北平秘密去绥远
3月24日，不知出于何种打算，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也就是说，傅作义想在26日逃离北平。
而就在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因此3月26日傅作义致电南京方面称：“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傅作义电》，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3页）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不得不再次安心谋划他的出路。最终，他选择完全转向中共方面，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裁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戳乱的时候，整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干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6、178页）在毛期待近两个月后，傅终于发表了这个完全向中共靠拢的通电。
绥远问题：傅作义想寓兵于农，等中共困难时东山再起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经营多年的绥远该如何处理，成为重要问题。而傅作义虽然在北平和谈与中共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但在绥远，他同样不放弃任何可利用的时机。
（一）中共在绥远兵力不足，毛泽东提出“绥远模式”
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傅作义转向中共，如何处理绥远问题便提上日程。鉴于傅作义已争取过来，毛泽东认为在绥远问题上就不用着急，可以慢慢解决。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会谈，他问毛绥远问题怎么办时，毛说：“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又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又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董其武《绥远九一九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毛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做过详细阐述。他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绥远九一九起义》）
其实，之所以采取“绥远方式”，很大程度上跟中共要争取傅作义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共在绥远方面的军事力量不足。据1949年1月23日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称：“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另据董其武记载，当时绥远各类国民政府驻军将近10万。）
（二）傅作义想保存绥远兵力，赞成“暂维现状”
恰在毛泽东提出维持现状之际，1949年1月25日，邓宝珊转告林彪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罗荣桓年谱》，第690页）双方对此问题出于不同的目的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2月下旬傅作义、邓宝珊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中共中央关于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情况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井泉等电》，1949年2月25日，《平津战役》，第273页）后来两市均暂时划入傅作义部管辖。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所有董其武所属军、政各部门也思想改造过程，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56、257页）
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来，这是傅作义将北京和谈中的故伎重演，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绥远和平协议》中并无此条，因此可见傅作义拿联合政府做文章的想法再次被中共拒绝。
（三）1949年8月，傅作义在绥远仍与国民政府官员会谈
8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想策动董其武部西撤。但董其武是傅作义心腹，对傅言听计从。因此，董其武示意徐永昌，绥军是否西撤，须由傅作义决定。
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返回绥远，两人此行目的是完成绥远易帜起义。9月17日，徐永昌一行飞抵包头与傅作义会谈。徐记载：“午饭饭后与宜生畅谈……谈话间宜生突发议论，以为凡做首领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领。并及共产党首领尤其没有好人，他们最专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过去若干倾心于共党者渐有觉悟。”晚饭后二人再谈，傅作义开始询问实质性问题：“颇询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傅想从徐永昌那里探知广州的气数是否将尽。紧接着傅作义建言：“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必能使全体工人发生反共作用。强似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7日）
9月18日的谈话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问题，徐答：“很有希望。”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复，实际上说明了美援并无多大希望。于是傅将话题扯开，说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徐答：“有无阴谋亦即在此。”此后，傅再也不提广州能否守住一类话题，因为他对美援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
徐永昌紧接着劝傅作义西撤：“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并指挥西北各军。能开川、陕、甘边界固好，即先开河西，亦令西北各军悉受节制。”傅作义对此冷漠地回答说：“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
就在徐傅交谈之间，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18日上午举行。徐当即得知：“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按：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共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
（四）傅作义曾打算寓兵于农，等中共遇到困难时东山再起
然而，傅作义即便完成了北平和绥远的通电起义，也并非意味着他就完全转向了中共一方，他还有自己的谋划，打算根据时局随时东山再起。
9月19日，即徐永昌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同徐永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傅作义解释绥远必须起义的原因是“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接下来傅作义像徐永昌透露了一个他精心谋划的策略：“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最后，傅作义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呈蒋书全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9月19日徐永昌飞离后，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傅作义对徐永昌所言“利用合作农场”是否仅仅是应景之言呢？他是否采取过某种方式以求实施呢？当年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作义回到北平以后，有一次和我谈话，谈到绥远今后的工作，表示今后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绥远彻底解放区化，军队彻底解放军化；二是1.8万名干部，必须给以安置，最好的办法是修渠开垦。关于他个人的去处，我告他说，绥远军政委员会仍需成立，由他作主任，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暗示将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可以在政府中工作。他表示怕学识不够，愿意多学习，并且说后套有16万顷地，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8页）
也就是说，傅作义的确有如果中共在1950年遇到经济困难时东山再起的打算，这说明，他对中共能否稳定政权也没有信心，因此要为自己做一个万全的谋划。
（五）蒋介石日记中披露1963年曾收到傅作义来信
对于徐永昌所述傅作义“寓兵于农”的计划，傅本人在1950年的一件事也能作为佐证，据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晚年披露：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泽东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傅作义私藏一批武器和电台，证实他的确对中共留了一手。
这还没有结束，据台湾学者郭岱君新近披露出来的蒋介石日记显示，傅作义在1963年还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过，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此后8月份、9月份、10月、11月蒋在日记中都有提及傅作义，例如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但后来就无疾而终了。
资料来源：本文的观点和材料主要出自邓野的《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和朱宗震《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决的政治性质初探》两文。
结语
1、无论在北平还是在绥远，中共和傅作义都在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处境尽力谋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作为“投诚者”，傅作义步步为营，在每一步中都充满着矛盾和复杂的谋划。
2、解放战争中的其他“投诚者”作为“改朝换代”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其处境恐怕不会比傅作义好多少，他们在面临一系列抉择的时候也都充满了犹豫、算计和反复，用一句“弃暗投明”去总结这些人的抉择过程恐怕过于简单化了。
于瀚，腾讯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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