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到处流传的陈战武忆苦报告

陈战武，一作陈占武，是文革期间北京鼓楼中学军宣队指导员。他有一篇著名的《忆苦报告》，当时到处流传。我们是1969年在天津的小站解放军农场听的录音，至今还有印象。最近我看到一本他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的印刷小册子，是湖北省黄冈印刷厂1970年4月印的，看样子是作为随身携带的阶级斗争教育材料批量印刷的，足见当时的重视程度，也说明这个报告在那几年里流行到全国各地，风靡一时。

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这一事件是绝无仅有的。要知道，文革是要实现“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对意识形态的实行垄断化模式化的严格控制。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主席语录》，成为唯一的而且是至高无上的经典。这经典是排他的，不容许任意诠释。文革前曾有一些阐述毛泽东著作的辅导性文章，如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解释《矛盾论》、《实践论》的小册子，在文革初期就被批判为大毒草，作者被迫害致死。大概是1968年，我曾在北京大学看到一张大字报，内容为批判该校一个“反动小集团”。该集团罪状有二，一为反对林副主席，这姑且不论；二是研究理论。大字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把所有理论问题解决了，如果再研究就是反对毛主席了。所以，这里所持的逻辑和中世纪的欧洲对自由思想的禁锢一样，就是说，如果你的理论和圣经一样，有圣经就够了，没必要存在；如果和圣经不同，就是异端，应予取缔。

所以这个意识形态的专政，谈不上无产阶级的，也不是共产党的，也就是毛泽东和他周围那几个人的。在当时还曾有过另一位解放军复员人员的报告，据说是《林海雪原》中解放军小分队成员孙达德的原型。但是他不久就被江青打成“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而被逮捕。今天看来，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陈战武这个报告在当时确实是绝无仅有的文革样板，值得研究。

先说我当时听了这个报后的印象。文革前，我也听过一些忆苦报告。其中有些感觉不坏，例如一战华工白宝纯的报告，虽经当时阶级斗争理论的包装，但内容仍很生动，真实反映了二十世纪前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特别是北平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然而陈战武的报告完全两样。他的报告没有任何具体社会背景，虽有时间却无地点，而反映的社会关系不像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却像奴隶制社会。而具体的描述，即所忆的“苦”，完全是没有人性的地主对他一家人肉体上的折磨和残害，所以听起来根本不像什么阶级教育，倒类似今天的虐待文学之末流。所以当时就感觉不真实，也怀疑一个人能否承受那么多酷刑。当然，这种怀疑当时不敢有一丝流露。
事隔40年，今天阅读这个小册子，和原来的感觉相同。

先介绍一些该报告主要内容。故事从1933年讲起。作报告的主人公的家里有祖父母、三个伯父和父亲、两个姑姑。因房无一间地无一块而一家住在破庙里。后来日本鬼子抓壮丁，被地主引导抓走大伯二伯。大伯组织共产党员和鬼子斗争，被鬼子用铡刀铡死。二伯给关在屋子里烧死。地主又抢三伯给他家放牛，怕他为穷人报仇，给捆起来淹死。陈的爷爷病死后，地主又用15斤高粱将他父亲买去当奴隶，这15斤高粱还不能吃。他父亲被捆在大磨上，挨皮鞭，做牛做马。日本强盗为了做实验，又把两个姑姑抓走，在破庙里支起大锅，把两个姑姑肚子割开，挖掉心肝，扔进油锅。此后，破庙里只剩奶奶讨饭度日。“好不容易熬到1938年，我母亲到了破庙。”“狗地主”又在陈出生三天后抢走了母亲给他们当奶妈，不用时关进水牢。母亲在地主监狱墙上掏个洞逃回家中又被抓回，遭受酷刑折磨致死。此后主人公跟着奶奶讨饭。奶奶死后，他到了地主家，从“隧道”里钻了进去，看到他的父亲仍旧脖子上挂着铁锁链，拴在那儿推大磨。这种苦日子直到1948年解放为止。

这些故事如果是真的，确实够煽情的了，当时也引起不少眼泪。但是经不住简单的推敲和思考。

首先的问题是，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日本鬼子”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33后几年。倘如此，只有在关外，日本人才在1937年以前入侵。那么故事是发生在东北地区了？但是报告又说，日本人扫荡，“凡是共产党员家，凡是穷苦人家，全都把房子烧着了，”又很像老解放区或冀中抗日根据地。而东北地区，李兆麟、赵尚志、赵一曼这些共产党领导都是从关内派去的，领导的部队名义是抗日联军，未必有机会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

疑问二是日本鬼子确实拿人体做过医学实验，如731部队，但是从未听说把小女孩放在油锅里炸的实验，而且是当众进行，唯恐罪行不被人看到。这种故事使我们想到义和团时代，当时盛传教堂里的洋人拿中国人的眼睛做照相机。这种谣言还有些联想的根据，因为眼睛确实是个小照相机。比起义和团来，这位报告人的造谣本事差得远了。

疑问三是报告人父亲的经历。这位父亲于1936年18岁的时候被卖到地主家，拴在大磨上推磨，失去自由。报告人是1939年出生的。他在几岁（也许十来岁）的时候到地主家，看到他的父亲仍然脖子上挂着铁链，被迫在推大磨。这里报告没有说明在此前这位一直拴在大磨上的父亲是怎样娶妻生子的。

再者就是人体能否经受如此严酷的刑罚。他的爷爷给地主扛活32年。地主看他不中用了，一脚踢了出去，还用锥子把他爷爷双眼扎瞎了。抢走大伯二伯的时候，“狠心的日本强盗又照我爷爷胸脯上扎了好几刺刀。”“买”他父亲的时候，地主又“照我爷爷头上打了三、四拐棍”。这爷爷过后仍健在。

他的母亲被抓回地主家，关进水牢，还在水里放了辣椒水，“疼得我妈叫天天不应”（那该放多少辣椒水？），折磨够了，又下了毒手：“把我可怜的妈妈吊起来用皮鞭、钢丝鞭鞭打得我妈妈死去活来，头发一撮一撮的被他们拔光了，头上给钉了两根竹签，烧红了铁铲和铁棍烫我妈妈，用烧红的铁棍从我母亲前心穿到后心，又烧了开水灌在壶里，从我母亲头上往下浇。”我当时就是听到这里开始不相信的。

这样的漏洞甚多，难以一一列举。报告人完全是信口编造，而且编造得很拙劣。然而，只有这样的怪胎，才能在文革那种环境下存在，而且广为传播。

当然，这种造假术并非文革中的发明。在文革前夕，从八届十中全会提倡阶级斗争开始，或者更早，从1957年反右开始，就有这样的作品问世。例如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如《收租院》和冷月英关于水牢的忆苦报告。但是文革中这种做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才有了陈战武的报告。

但是，我要提到这些“作品”或报告的另一方面，真正令人战栗的另一方面，就是尽管他所说的纯属编造，一个人也不能承受那样多的酷刑，但是此君一语成谶，就在他作报告的同时，酷刑和屠杀遍布全国各地，而且惨烈程度远超过他的想象。

我有一位朋友H君，文革时分配到内蒙地方上工作，适逢深挖“内人党”，耳闻目睹了许多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黑暗内幕。当时对审查对象所施行的酷刑之恶毒、残酷、非人性，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听说过的纳粹集中营和所谓中美合作所。这些酷刑我难于在此描述，否则也变成了虐待文学。

在陈战武报告讲述之前，在北京的“红八月”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景。像上述报告里所说的拿开水往人头上浇，不就是当时许多红卫兵所为吗？作家陈行之曾亲眼见这样的兽行（见《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陈行之博客）。

我的一位亲戚当时住朝内大街。前几天我听她说，当时街道上有位妇女被关了起来，口渴要水喝，人们只给她喝煤油。

还有著名的“大右派”章乃器，他在“红八月”里遭受红卫兵冲击后不久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记叙，这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从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划了火柴烧手，用汽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的食物，用油彩涂脸，用氨水灌鼻孔……（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在1967年的湘南大屠杀中，在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中，血腥残暴的程度令人毛骨悚然。在广西不止一地发生剖活人肝而食的事件，更是惊心动魄、旷古未闻的惨剧。

这正是极端的阶级斗争教育的结果。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从资产阶级专政学来的吗？这一系列民族惨剧将陈战武报告及类似的宣传品所发展到极致的愚昧、野蛮的意识形态充分体现出来。

陈战武本人或许只是造假，并未作恶。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如此。1974年我在大连听说当地有一位著名的俱乐部主任支左，据说也是苦大仇深的，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拷问被审查人员时发明了一种“鼻钩”，即拿铁钩将被拷问人员的鼻子钩起来，并承担全身重量，使其痛苦不堪，感到生不如死。

周扒皮半夜鸡叫（我们姑且假设有此事），目的是督促长工早起，给他干活，是一种功利行为。而“鼻钩”则完全是拿别人的痛苦引以为乐。
鲁迅先生说得好：奴隶当了奴隶主以后，会比奴隶主更凶残！

最近看《舒芜口述自传》，谈到解放初期张云逸在广西主政，说起地主父母问题。他说父母还是父母嘛，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当然后来张云逸这样的“老右”很快被陶铸取代了。张云逸的说法，既坚持了阶级论，又是人性论。但十几年的光景，意识形态越来越极端化，终于在文革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荒谬程度，酿成旷古未闻的惨剧。

杜钧福，网刊《昨天》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