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3日 星期一

毛泽东致电林彪:傅作义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

鲜为人知的北平“和平解放”真相(上)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的大量“投诚”“起义”,多被描述成国军“深明大义”“弃暗投明”,以1949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历来总讲傅作义如何洞晓民族大义……然而,“投诚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个政权之间,实际的情况恐怕并不那么简单。

  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复杂环境,双方数年的血战,都让身处时局者在抉择时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矛盾和算计。本专题以傅作义与中共的和谈为例,尝试展现“投诚者”横跨两边时的复杂心态和艰难谋划。
  北平和谈:毛泽东拒绝傅作义“平起平坐”的想法

  从傅作义打算与中共和谈之日起,为了保证和谈中及“投诚”后能与中共平起平坐,他一共打了三张牌:联合政府、保留军队和利用舆论赢得民意。而中共则一方面利用傅作义的矛盾心理趁机打击其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则对傅许以承诺,促其无条件和谈。最终,在两者的较量中傅作义失算了。

  (一)1948年11月毛泽东和谈方针:“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

  1948年11月初,傅作义去南京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中蒋介石要求其将华北的军队南撤,但傅认为他的部队到南方后“不会有什么后结果”,而此时辽沈战役结束,平津已无法保全,因此,傅作义开始考虑与中共和谈。这一心理转变是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对其嫡系部将董其武亲口说的:

  “去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一结束,我去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那时淮海战役也即将开始。蒋先生想抓紧我部力量以挽救残局。他先让何应钦,后是亲自告我,要求将华北部队南撤,并要我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的军队完全归我指挥。我就当时的处境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华北的部队决不能南撤,审时度势,咱们这部分到南方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对蒋的话也不能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我回到北平后,虽然在公开场合一再说:要遵照蒋的命令,力挽华北局势。但是内心却认定南京政府已经丧尽军心,丧尽民心,决不能靠这个政府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董其武《绥远九一九起义》,《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P423)

  正是在此背景下,11月17日傅极机密地向毛泽东发出要求和谈电报,但电报发出后傅并未得到中共的回复,而毛泽东却将此电报告知了正准备入关作战的林彪、罗荣桓等人,并在11月18日的电报中指示他们利用傅作义想和谈的心态稳定住国民党军队,为消灭或逼降中央军争取时间:“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望你们……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11月26日,毛泽东在作出军事部署的同时,又就与傅作义的和谈方针指示林彪等人说:“据符定一面谈,在大势上看,傅无出路,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我们已用聂荣臻名义致信彭泽湘表示欢迎傅派代表来石家庄谈判,同时由聂找一傅部俘虏军官,数日内派往北平见傅谈此问题。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但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

  由此可见,虽然傅作义已经开始转变态度想与中共和谈,但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消灭傅作义的军队,傅作义恐怕没有真正的诚意。但傅作义想和谈说明其暂时不想离开平津南下,而这正中毛泽东下怀,毛随即命令东北野战军出关南下包围平津,解决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傅作义的嫡系部队。

  12月14日,西路解放军各部分别占领南口、宛平、丰台、通州、黄村、采育镇,切断平津联系,完成对北平的包围,17日又攻占石景山和南苑机场。至20日,东路解放军先后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等地及张贵庄机场,堵绝了傅作义系统的海上退路。同时,12月初傅作义发现东北解放军南下后,急令他的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回撤北平,但被解放军包围于河北新保安。12月22日解放军攻克新保安,三十五军两个师被全歼,军长郭景云开枪自杀。自己的嫡系主力部队被全歼,傅作义基本失去了和谈的资本。23日,傅作义向毛泽东发出了求和的电报:

  “毛先生:(一)令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责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哲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诱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傅作义致毛泽东电(12月2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1页。)

  尽管是求和电报,傅作义仍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作出了一些要求,想为自己争取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这必然不能为毛泽东接受。

  (二)傅作义想与中共组建联合政府,保留自己的军队,均被拒绝

  傅作义的嫡系主力被全歼,他开始真正考虑和谈了。坐拥数十万军队,傅作义为其个人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提出了想与中共平起平坐的条件,但被中共一一拒绝。

  1、傅作义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毛泽东:“不要使阴谋得逞”

  1948年12月17日,傅作义首次与中共接洽和谈时,所提条件之一即“确定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的时机,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傅参加联合政府,其部队交联合政府指挥。”。(《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在与林彪等人的谈判中,又一次转达了傅作义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罗荣桓年谱》,第677页)联合政府本是中共用于打破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的口号,现在傅想用此口号反制中共以求与中共分权。

  其实,联合政府的想法是有背景的。早些时候,曾有美国记者就美国国务院对中共的政策放风称:“美国国务院现政策之中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国则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中国贸易,对新中国投资,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美国承认联合政府的条件是政府的构成须为美国可接受者,联合政府得承认美海军、陆军在上海、青岛等地的基地权”。这个消息引起毛泽东的警惕,1948年12月初,毛批示说:“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页。)这就是说,还在傅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毛就已经对联合政府的问题产生警觉了。

  而据王之相回忆,傅作义提出这一政治条件是有人教的:“有人向傅将军建议,作为和平解决北平的条件,要提出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即由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以及志愿参加的国民党人士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保留傅作义的现有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维持治安。据说这是为了‘缓和国内战争,防止国际战争’的暂时办法,将来如何,要看局势而定,如能达到国共合作,就成立统一的联合政府。”(王之相:《傅邓马会谈与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亲历记》第340~341页。)

  对于傅作义的这一条件,中共基本上是完全拒绝了。12月19日,刘亚楼与傅方代表交谈时明确表示:“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目的在于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绝不接受。”[详细]毛泽东在1月15日为林彪、罗荣桓草定了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对傅作义的书面通碟,并致电林彪说:“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碟交与傅方代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7页)

  最终,双方决定“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而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对傅方代表郭宗汾明确表示:“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叶建议改名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彭真年谱》上卷,第530页)加上接交二字,这就从形式上和性质上都否定了任何分权的可能。

  2、军队改编:傅想其“二十万人不能动”;中共坚持“部队分散与我合编”

  军队可以说是傅作义谈判的资本,因此,在关于军队改编方面的谈判,傅作义还是很谨慎的。

  1948年12月17日双方初次谈判时,傅作义想保存实力,特别是想中共放回他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对此,19日刘亚楼明确说出了和谈中中共在军事方面的条件:“1.通过谈判解决战事,我们赞成,但是傅先生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这是和谈的前提,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绝不接受;……3.可以给傅先生留两个军,把中央军的军、师长统统逮捕,然后宣布起义。和平解决后,我们保障傅先生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详细] 如此严苛的条件傅作义显然无法接受,因此他选择了搁置和谈。

  随着12月22日第三十五军被歼,傅作义态度有所软化,他在23日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全秩序。……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1949年1月6日,据周恩来给林彪的电报称:傅方代表“崔载之一再表示傅可放弃军权,但要求我们在政治上给以地位与名义,傅对投降或起义两者都不愿意,而愿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分子的地位,以作将来在政治舞台上的资本。”(松植《平津战役秘密战》第十三章,当代中国出版社)

  对此毛泽东7日指示林彪:“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0~431页)

  8日,周北峰向林彪等转述傅作义的意见:“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1页注)

  1月9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复林彪、聂荣臻电,就傅作义所提条件作出明确的指示:“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但傅作义似乎对此条件不甚满意,因此以“不能指挥中央军”为由拖延,就在双方僵持阶段,14日,解放军攻占天津,全歼天津守军13万人。

  天津失守,北平成为孤城,傅作义不得不接受中共条件,北平和平解决的谈判开始迅速达成。15日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

  19日,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傅作义宣布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并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到31日全部移动完毕。

  和平协议规定对傅部实行整编,然而对于整编的核心问题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即以什么单位整编。傅作义的方案是“剿总取消,兵团、军师依然存在,像曾泽生部一样原封不动”(《陶铸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的报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1页),即他对徐永昌所说的“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

  但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7日,林、罗、聂就傅部改编问题向军委建议:“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对军官个人则专门拉拢与优待,对部队则须坚持革命性质的改编原则……并准备届时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当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待出城部队的根本方针及在开始二十天内所采取的宣传解释拉拢分化等政策。”(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页。)所谓“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说中共最初没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编的方针。

  总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结果其部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分解。傅失算了。

  综上所述,傅在联合政府和军队改编问题上的两点打算,均未能如愿实现。

  (三)傅作义首先宣布和谈协议赢取舆论;毛泽东两篇文章严词警告

  傅作义不仅在谈判中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在谈判后也不失时机为自己赢取民意以便获取政治资本。

  1月22日,傅部开始撤离北平。而在和平协议按约生效当天,傅即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中与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文物、外侨等有关的13条条款,表示和平之举的动因在于:“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协议十三项》,《世界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1版。)

  邓野认为:“傅抢在中共之前,单方面有选择地公布协议,就是要抢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为主的舆论。傅以和平协议的原文发布文告,其巧妙之处在于既将自己接受和平的动因,完全归结于出自公众利益的考虑,同时又使中共无话可说。这篇文告的意图就是自抬身价,造成在即将与中共的合作中有资格谈条件。此举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战败。”(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对傅作义的这一举动,中共方面的反应如何呢?1月31日,林彪等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143页)

  而毛泽东本人则对此更为震怒,他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了公布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公函历数傅作义的罪责并提出警告和通牒:“贵将军……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北平被围,业已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林彪、罗荣桓为敦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致傅作义函》,《北平和平解放前前后后》P62)

  其二,2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的新闻稿,对傅作义1月22日文告中的政治性表白进行了批驳,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新华社:《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页;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页。)

  2月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说:“傅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450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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