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3日 星期一

《红旗》杂志记者亲历目睹西藏文革二三事(下)


(续前)两派对立趋严重酿成军内外发生武斗

西藏军区原属一级大军区,机关开展“四大”时也曾组建有群众组织,观点倾向、支持“大联指”的组织是多数派,观点倾向、支持“造总”的组织是少数派。1968年元旦,在军区大院就发生了一起多数派对少数派的聚众斗殴事件。

那天,天气阴沉,气温在零下十多度,站在室外两手发僵,耳朵像有针扎一般。上午10点左右,在军区大院广场上突然聚集了数百名干部、战士。我闻讯后,迅速赶赴广场,听说是部队警卫营倾向“大联指”观点的干部、战士,因门卫纠查,与西藏军区文工团倾向“造总”观点的团员发生磨擦,以致酿成了武斗。

军区广场上的混乱,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钟才逐渐平息下来,被打伤的文工团员当场被送往门诊部检查就医。事后,警卫营虽然进行了严肃的整顿,动手殴打不同观点的文工团员的基层干部、战士,分别受到了纪律处分,但这次事件却给人们在心中留下了一片混乱和恐慌!难以想象,在军区大院都缺少应有的“安全感”了!

西藏军区大院的武斗气氛,与西藏社会上武斗的升级互为影响,逐日增高。拉萨两大派组织在武斗中运用真枪实弹虽然比内地的时间要晚一些,但时至1968年春节期间,也就已有少数群众组织在武斗中开始运用步枪、土制手榴弹和炸药包。然而,这里是藏族聚居之地,武斗从短兵相接,发展到互为对峙之后,使用的“远程武器”,却有其别具一格的特色,就是用牦牛毛编织的一根鞭绳,裹着一块鹅卵石,在头顶飞旋到一定速度后,猛一松开一端鞭绳,让鹅卵石飞抛击中目标,俗称它是“飞石”。这种“飞石”,原本是藏族同胞牧放牛羊时,驱赶牲畜时使用的工具,飞抛离手的那一瞬间,还带有“啪、啪”脆响的声音,日积月累的磨练,使飞石者能做到准确地击中近百米之外的目标。

在春节前的一天里,我亲历了这样一次两派“飞石”对阵的场面。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赶到“造总”总部采访,刚把车放好,“造总”总部的一名勤务员急忙走出门来,拉着我边走边说:“快,快,同我们一起坐车去拉萨水泥厂,那里昨夜遭‘大联指’伏击了!”不容我犹豫,就被这位勤务员拉着拥上了一辆北京吉普车。

水泥厂离拉萨城区十余公里,位于拉萨城区至贡嘎飞机场的要道上,原为“造总”控制的据点。昨晚,“大联指”经过策划,趁黑夜进行了袭击,夺取了公路右侧的少部分厂房,而公路左侧的工厂主楼还被“造总”占领着,“大联指”为扩大战果,至第二天仍在全力进行攻击。

谁料,记者一行乘车驶至工厂时,两派武斗还在激烈地进行。车刚驶进工厂大门,一阵“飞石”便如雨点般飘落车后,有经验的驾驶员惊叫一声:“不好,他们发现我们啦!”他猛踩油门,汽车向前急驶,紧贴墙壁,利用楼房作掩护,左弯右拐地急停在背靠对方的一座平房边,不一会,只听到一阵“砰、砰!”“嘭、嘭!”的声音,平房屋顶上被砸下无数“飞石”,汽车前后无楼房遮掩的暴露地段,也滚落下数十个拳头般大的鹅卵石,我们不禁面面相觑,伸出舌头惊呼:“好悬!”

我依托楼房的墙壁,在拐弯处伸出头探望,见工厂的楼房顶上,站满了黑鸦鸦的一片人,个个头戴柳条帽,有的正抡动着手中的牦牛鞭,将“飞石”向对方据守的楼房抛去。看得出两派正在以楼房为掩体,展开“飞石”的激烈对攻,不时还听到被“飞石”击碎玻璃窗户的“哗啦啦”声。

拉着我前来的那位“造总”的勤务员,悄声告诉我,这里进驻有一排支左的解放军,就住宿在旁边那排平房里。但是,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观点倾向“大联指”,因此,对“大联指”发起的进攻,虽也曾出面做工作,进行劝阻,但基本上是睁一只闭一只眼。我听到此话,暗想自己这时来到工厂,处境十分不利。如“造总”占领地区被“大联指”攻破,记者也会跟随着“被俘虏”,到那时,也就会引起“大联指”猜疑,制造出记者是“造总”幕后支持者的流言,为今后记者开展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我如此盘算之后,便决定冒险冲过两楼间的空地,到部队住地去躲避。

随着我飞跑冲进部队的住房,只听到“啪、啪、啪”的声音特别响亮,一阵“飞石”频频地砸在钉有木板的窗户上,有如击鼓一般。室内的窗户因被木板挡严,显得光线暗淡,战士们有的开亮电灯,为端坐在条凳上的人理发,有的埋头在灯下看书写信,好像不知屋外正在发生武斗。记者了解到,部队的同志幷不像那位“造总”勤务员所说的,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从昨晚起,排长便带领人员,在“大联指”那边做工作,今天凌晨,他又带人赶到那边去了。不一会,耳听“嘭”的一声,一块“飞石”又重重地砸在遮挡窗户的木板上,我很觉好笑,便向战士们问道:“外面武斗这么厉害,石头砸在窗户上啪啪发响,你们连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吗?”战士们笑笑说:“这时经常发生武斗,我们已习惯了。”

武斗持续到上午10时多,经过支左部队的同志反复劝说,双方对峙的局面才逐渐缓和下来。这次夜以继日的远程对战,以“造总”丢失公路右侧少数厂房“据点”而告终,双方只有少数人员负轻伤。事后得知,拉萨水泥厂因地处拉萨至机场的要冲地段,双方争夺一直很厉害。这次武斗之后,“大联指”与“造总”所设的“据点”,一路之隔,遥遥相对,时时发生磨擦,双方来往公路的车辆,也时时遭受对方人员的袭击,有时又由此爆发出一场“飞石”对阵。武斗发展到以后大规模动用真枪实弹,这里仍然是两大派争夺的重点。


周仁山再爆惊人之举——冒名顶替上北京

1968年2月中旬,中央决定西藏两大派组织,党、政领导干部和军区派出代表赴北京学习,幷趁机汇报解决西藏问题。北京记者站领导电话告之驻藏记者,随同西藏地区赴京人员,乘专机一同返回北京。

因为连续几日天气不佳,专机多次推迟起飞,迟至2月21日,天气稍有好转,我才随同西藏派出的赴京代表,于凌晨登机离开拉萨。

这次赴北京的代表,两大派组织和倾向于两大派观点的领导干部的人数、名单,都是经过支左部队、自治区区工委反复研究,幷又同两派磋商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基本上处于对等状态。军区在家主持支左工作的政委任荣也一同随机前往。

起飞那天,天空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白云,空旷的机场上,凉风飕飕,遮绒帽放下护耳,下端的小绳被吹得四处乱晃,鼻子尖直冻得发麻。临上飞机时,任政委的程秘书,奉命站在舷梯的右边,手拿着花名册,逐一清点、辨认登机的人员。他要求我“帮帮忙”,站在舷梯的右边,维持一下秩序,以免发生漏点、漏查而登上飞机的。他办事十分认真,如发现有人拥挤着上飞机,就立即把他们拉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嘴里不停地招呼:“慢一点,不要忙!”登机的人员一一被点名、清查之后,登上了飞机,没有发现一个不到的人员,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差错,都是按照事先分配的名额、应到的人员登上了飞机。不一会,舷梯收走了,飞机徐徐起飞了。

我登上飞机之后,与任荣政委、程秘书等同坐在飞机前部的头等舱里。飞机升空,穿行在弥漫的白云之中,由于强大的气流的冲击,一会儿向上抛,一会儿又向下落。任政委谈起这次北京之行,语气平和地对我说:

“这次派代表去北京,‘造总’坚持提出非要周仁山去不可,周仁山本人也有这个要求。但我们考虑,他如去了北京,两派代表又怎能坐在一起学习,肯定会引出不少麻烦来!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不去为好!”

周仁山仍处于两派激烈争夺的地位,一革一保,矛盾异常尖锐,目前不去北京参加学习、汇报情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表示同意地重复说:“我看也还是不去的为好!”

谁料就在交谈这件事不到十多分钟后,程秘书突然神情紧张地从后舱走过来,向任政委报告:
“政委,真没有想到,周仁山冒名顶替某某,穿着一件皮大衣,放下遮绒帽的护耳,戴一个大口罩,蒙混过关登上了飞机!”

任政委一听到这一消息,啊的一声半天合不拢嘴。我也很诧异:“上飞机时,不是一个一个点名、清查了,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真的,我刚听说也不相信,特地到后舱,见到了周仁山才来报告的!”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仍不大相信这一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便立即起身,前往代表们乘坐的后舱查看,果真是如此!这时的周仁山,已脱下大衣,摘下遮绒帽和口罩,远远地一眼便能认出。他正笑容满面地与邻坐四周“造总”组织的代表交谈。他见我到来连忙欠起身子握手,微笑点头。

我返回前舱,告之政委:“周仁山真的上了飞机,是冒名顶替另一个干部的名额。”
任政委严肃地说道:“这周仁山前次潜逃到青海,这次又冒名顶替上北京,真是太不遵守纪律了。”
飞机凌空飞翔,又不能像坐汽车一般,随时可以停车下人,这时任政委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只有到达成都以后再说。”

飞机降落成都机场之后,在候机楼里,任荣政委让秘书将周仁山请来,当面说道:“周仁山,你这次冒名顶替,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怎么能再一再二地这么做,把自己紧紧地与一派伙在一起!……”

周仁山不等任政委说完,抢先争辩:
“这有多大的错误?到北京去学习、汇报情况,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担心有人从中作梗,歪曲汇报我的情况,我所以想能有机会直接向中央呈述!”
“你的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决定,在未经请示中央同意之前,你怎么能采取这种做法?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太有些出格了。你现在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群众的揭发、批判,怎么能妄自行动,乔装打扮去北京呢?!”
“我觉得对我的揭发、批判,有许多是不实之词,‘大联指’这一派对待我的态度也很不公平,我有许多意见,在拉萨无处诉说,正想能有机会到北京去申诉……”

任荣政委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再说了,我就在机场向北京请示,如果中央不同意你去北京,你就留下,改乘飞机回拉萨!”
任荣政委在机场经军用电话线路要通了中央办公厅,对方经请示周总理回答:“既然事已如此,就让周仁山随机到北京来参加学习。”听到如此决定,任荣政委挥手对秘书说:“你去告诉周仁山,中央已同意他去北京!”

周仁山高兴了,“造总”的代表在候机楼欣然相告,“大联指”的代表听到这个决定后,对任荣政委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对周仁山去北京参加学习的行动“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周仁山犯下的新罪行”,今后要联系他所有的“三反”言行,一起彻底清算。
事情果不出所料,周仁山到达北京西藏地区学习班后,成为了两大派争辩的焦点。这一派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他,而另一派又提出抗议,要求予以保护。乱得学习班的领导无法驾驭,只好向中央请示办法。中央指示,暂时将周仁山“隔离”审查,接受群众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两派白热化相争的局面暂时平息下来,但分歧的意见仍然存在,继续在大字报上展开激烈的“派战”。

事情发展到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与新疆自治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委会的最后同时成立革委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将周仁山点名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而打倒了,“大联指”的观点取得了胜利,“造总”在保周仁山上的所作所为,成为了他们一时“斗私批修”、清除派性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革结束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周仁山被彻底平反,恢复了职务,幷在新疆自治区担任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肖健卿,原发表于《西藏党史资料》2007年1、2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