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记者亲历目睹西藏文革二三事（下）

（续前）两派对立趋严重酿成军内外发生武斗

西藏军区原属一级大军区，机关开展“四大”时也曾组建有群众组织，观点倾向、支持“大联指”的组织是多数派，观点倾向、支持“造总”的组织是少数派。1968年元旦，在军区大院就发生了一起多数派对少数派的聚众斗殴事件。

那天，天气阴沉，气温在零下十多度，站在室外两手发僵，耳朵像有针扎一般。上午10点左右，在军区大院广场上突然聚集了数百名干部、战士。我闻讯后，迅速赶赴广场，听说是部队警卫营倾向“大联指”观点的干部、战士，因门卫纠查，与西藏军区文工团倾向“造总”观点的团员发生磨擦，以致酿成了武斗。

军区广场上的混乱，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钟才逐渐平息下来，被打伤的文工团员当场被送往门诊部检查就医。事后，警卫营虽然进行了严肃的整顿，动手殴打不同观点的文工团员的基层干部、战士，分别受到了纪律处分，但这次事件却给人们在心中留下了一片混乱和恐慌！难以想象，在军区大院都缺少应有的“安全感”了！

西藏军区大院的武斗气氛，与西藏社会上武斗的升级互为影响，逐日增高。拉萨两大派组织在武斗中运用真枪实弹虽然比内地的时间要晚一些，但时至1968年春节期间，也就已有少数群众组织在武斗中开始运用步枪、土制手榴弹和炸药包。然而，这里是藏族聚居之地，武斗从短兵相接，发展到互为对峙之后，使用的“远程武器”，却有其别具一格的特色，就是用牦牛毛编织的一根鞭绳，裹着一块鹅卵石，在头顶飞旋到一定速度后，猛一松开一端鞭绳，让鹅卵石飞抛击中目标，俗称它是“飞石”。这种“飞石”，原本是藏族同胞牧放牛羊时，驱赶牲畜时使用的工具，飞抛离手的那一瞬间，还带有“啪、啪”脆响的声音，日积月累的磨练，使飞石者能做到准确地击中近百米之外的目标。

在春节前的一天里，我亲历了这样一次两派“飞石”对阵的场面。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赶到“造总”总部采访，刚把车放好，“造总”总部的一名勤务员急忙走出门来，拉着我边走边说：“快，快，同我们一起坐车去拉萨水泥厂，那里昨夜遭‘大联指’伏击了！”不容我犹豫，就被这位勤务员拉着拥上了一辆北京吉普车。

水泥厂离拉萨城区十余公里，位于拉萨城区至贡嘎飞机场的要道上，原为“造总”控制的据点。昨晚，“大联指”经过策划，趁黑夜进行了袭击，夺取了公路右侧的少部分厂房，而公路左侧的工厂主楼还被“造总”占领着，“大联指”为扩大战果，至第二天仍在全力进行攻击。

谁料，记者一行乘车驶至工厂时，两派武斗还在激烈地进行。车刚驶进工厂大门，一阵“飞石”便如雨点般飘落车后，有经验的驾驶员惊叫一声：“不好，他们发现我们啦！”他猛踩油门，汽车向前急驶，紧贴墙壁，利用楼房作掩护，左弯右拐地急停在背靠对方的一座平房边，不一会，只听到一阵“砰、砰！”“嘭、嘭！”的声音，平房屋顶上被砸下无数“飞石”，汽车前后无楼房遮掩的暴露地段，也滚落下数十个拳头般大的鹅卵石，我们不禁面面相觑，伸出舌头惊呼：“好悬！”

我依托楼房的墙壁，在拐弯处伸出头探望，见工厂的楼房顶上，站满了黑鸦鸦的一片人，个个头戴柳条帽，有的正抡动着手中的牦牛鞭，将“飞石”向对方据守的楼房抛去。看得出两派正在以楼房为掩体，展开“飞石”的激烈对攻，不时还听到被“飞石”击碎玻璃窗户的“哗啦啦”声。

拉着我前来的那位“造总”的勤务员，悄声告诉我，这里进驻有一排支左的解放军，就住宿在旁边那排平房里。但是，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观点倾向“大联指”，因此，对“大联指”发起的进攻，虽也曾出面做工作，进行劝阻，但基本上是睁一只闭一只眼。我听到此话，暗想自己这时来到工厂，处境十分不利。如“造总”占领地区被“大联指”攻破，记者也会跟随着“被俘虏”，到那时，也就会引起“大联指”猜疑，制造出记者是“造总”幕后支持者的流言，为今后记者开展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我如此盘算之后，便决定冒险冲过两楼间的空地，到部队住地去躲避。

随着我飞跑冲进部队的住房，只听到“啪、啪、啪”的声音特别响亮，一阵“飞石”频频地砸在钉有木板的窗户上，有如击鼓一般。室内的窗户因被木板挡严，显得光线暗淡，战士们有的开亮电灯，为端坐在条凳上的人理发，有的埋头在灯下看书写信，好像不知屋外正在发生武斗。记者了解到，部队的同志幷不像那位“造总”勤务员所说的，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从昨晚起，排长便带领人员，在“大联指”那边做工作，今天凌晨，他又带人赶到那边去了。不一会，耳听“嘭”的一声，一块“飞石”又重重地砸在遮挡窗户的木板上，我很觉好笑，便向战士们问道：“外面武斗这么厉害，石头砸在窗户上啪啪发响，你们连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吗？”战士们笑笑说：“这时经常发生武斗，我们已习惯了。”

武斗持续到上午10时多，经过支左部队的同志反复劝说，双方对峙的局面才逐渐缓和下来。这次夜以继日的远程对战，以“造总”丢失公路右侧少数厂房“据点”而告终，双方只有少数人员负轻伤。事后得知，拉萨水泥厂因地处拉萨至机场的要冲地段，双方争夺一直很厉害。这次武斗之后，“大联指”与“造总”所设的“据点”，一路之隔，遥遥相对，时时发生磨擦，双方来往公路的车辆，也时时遭受对方人员的袭击，有时又由此爆发出一场“飞石”对阵。武斗发展到以后大规模动用真枪实弹，这里仍然是两大派争夺的重点。


周仁山再爆惊人之举——冒名顶替上北京

1968年2月中旬，中央决定西藏两大派组织，党、政领导干部和军区派出代表赴北京学习，幷趁机汇报解决西藏问题。北京记者站领导电话告之驻藏记者，随同西藏地区赴京人员，乘专机一同返回北京。

因为连续几日天气不佳，专机多次推迟起飞，迟至2月21日，天气稍有好转，我才随同西藏派出的赴京代表，于凌晨登机离开拉萨。

这次赴北京的代表，两大派组织和倾向于两大派观点的领导干部的人数、名单，都是经过支左部队、自治区区工委反复研究，幷又同两派磋商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基本上处于对等状态。军区在家主持支左工作的政委任荣也一同随机前往。

起飞那天，天空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白云，空旷的机场上，凉风飕飕，遮绒帽放下护耳，下端的小绳被吹得四处乱晃，鼻子尖直冻得发麻。临上飞机时，任政委的程秘书，奉命站在舷梯的右边，手拿着花名册，逐一清点、辨认登机的人员。他要求我“帮帮忙”，站在舷梯的右边，维持一下秩序，以免发生漏点、漏查而登上飞机的。他办事十分认真，如发现有人拥挤着上飞机，就立即把他们拉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嘴里不停地招呼：“慢一点，不要忙！”登机的人员一一被点名、清查之后，登上了飞机，没有发现一个不到的人员，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差错，都是按照事先分配的名额、应到的人员登上了飞机。不一会，舷梯收走了，飞机徐徐起飞了。

我登上飞机之后，与任荣政委、程秘书等同坐在飞机前部的头等舱里。飞机升空，穿行在弥漫的白云之中，由于强大的气流的冲击，一会儿向上抛，一会儿又向下落。任政委谈起这次北京之行，语气平和地对我说：

“这次派代表去北京，‘造总’坚持提出非要周仁山去不可，周仁山本人也有这个要求。但我们考虑，他如去了北京，两派代表又怎能坐在一起学习，肯定会引出不少麻烦来！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不去为好！”

周仁山仍处于两派激烈争夺的地位，一革一保，矛盾异常尖锐，目前不去北京参加学习、汇报情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表示同意地重复说：“我看也还是不去的为好！”

谁料就在交谈这件事不到十多分钟后，程秘书突然神情紧张地从后舱走过来，向任政委报告：
“政委，真没有想到，周仁山冒名顶替某某，穿着一件皮大衣，放下遮绒帽的护耳，戴一个大口罩，蒙混过关登上了飞机！”

任政委一听到这一消息，啊的一声半天合不拢嘴。我也很诧异：“上飞机时，不是一个一个点名、清查了，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真的，我刚听说也不相信，特地到后舱，见到了周仁山才来报告的！”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仍不大相信这一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便立即起身，前往代表们乘坐的后舱查看，果真是如此！这时的周仁山，已脱下大衣，摘下遮绒帽和口罩，远远地一眼便能认出。他正笑容满面地与邻坐四周“造总”组织的代表交谈。他见我到来连忙欠起身子握手，微笑点头。

我返回前舱，告之政委：“周仁山真的上了飞机，是冒名顶替另一个干部的名额。”
任政委严肃地说道：“这周仁山前次潜逃到青海，这次又冒名顶替上北京，真是太不遵守纪律了。”
飞机凌空飞翔，又不能像坐汽车一般，随时可以停车下人，这时任政委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只有到达成都以后再说。”

飞机降落成都机场之后，在候机楼里，任荣政委让秘书将周仁山请来，当面说道：“周仁山，你这次冒名顶替，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怎么能再一再二地这么做，把自己紧紧地与一派伙在一起！……”

周仁山不等任政委说完，抢先争辩：
“这有多大的错误？到北京去学习、汇报情况，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担心有人从中作梗，歪曲汇报我的情况，我所以想能有机会直接向中央呈述！”
“你的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决定，在未经请示中央同意之前，你怎么能采取这种做法？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太有些出格了。你现在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群众的揭发、批判，怎么能妄自行动，乔装打扮去北京呢？！”
“我觉得对我的揭发、批判，有许多是不实之词，‘大联指’这一派对待我的态度也很不公平，我有许多意见，在拉萨无处诉说，正想能有机会到北京去申诉……”

任荣政委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再说了，我就在机场向北京请示，如果中央不同意你去北京，你就留下，改乘飞机回拉萨！”
任荣政委在机场经军用电话线路要通了中央办公厅，对方经请示周总理回答：“既然事已如此，就让周仁山随机到北京来参加学习。”听到如此决定，任荣政委挥手对秘书说：“你去告诉周仁山，中央已同意他去北京！”

周仁山高兴了，“造总”的代表在候机楼欣然相告，“大联指”的代表听到这个决定后，对任荣政委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对周仁山去北京参加学习的行动“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周仁山犯下的新罪行”，今后要联系他所有的“三反”言行，一起彻底清算。
事情果不出所料，周仁山到达北京西藏地区学习班后，成为了两大派争辩的焦点。这一派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他，而另一派又提出抗议，要求予以保护。乱得学习班的领导无法驾驭，只好向中央请示办法。中央指示，暂时将周仁山“隔离”审查，接受群众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两派白热化相争的局面暂时平息下来，但分歧的意见仍然存在，继续在大字报上展开激烈的“派战”。

事情发展到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与新疆自治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委会的最后同时成立革委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将周仁山点名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而打倒了，“大联指”的观点取得了胜利，“造总”在保周仁山上的所作所为，成为了他们一时“斗私批修”、清除派性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革结束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周仁山被彻底平反，恢复了职务，幷在新疆自治区担任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肖健卿，原发表于《西藏党史资料》200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