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记者亲历目睹西藏文革二三事（上）

1967年10月至1968年2月期间，我曾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被派往称为神奇之地的西藏首府拉萨，了解当地文革进展的情况，先后目睹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往事。

拉萨两大派陡然之间都成为“革命群众组织”

西藏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因交通不便，信息相对较为迟缓，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也远远落后于内地。时至1967年10月，全国已相继有八、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而西藏首府拉萨，尚处于两大造反派组织鼎足相立，势均力敌的局面。（右图：作者当年在拉萨。）

回顾这两大派的状况，一派名为“大联指”（拉萨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主要是由自治区党、政机关的造反组织为核心组建而成的，下属组织多为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群众组织，也有一部分藏族群众组建的组织加入。他们与上层和支左部队的关系密切，活动能量较大，但造反精神略显不足；而另一派，名为“造总”（拉萨造反派总司令部），是以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的工人造反组织为核心组建而成的，下属组织多为汽车运输、建筑行业的工人和街道藏族群众组建的群众组织。他们与广大汉、藏工人和基层藏族群众联系较广，有一定威望，普遍认为造反精神强于“大联指”。对在拉萨涌现出的这两大派，社会各个方面通过对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产生出一些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他们一“革”一“保”，“造总”是造反派，而“大联指”是保守派。外地串连到拉萨的红卫兵，也多持此种看法，幷由此与支左部队人员常发生争辩与冲突；有的又认为他们是一“革”一“坏”，“大联指”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派”，而“造总”则是混进有不少坏人的“不纯组织”，应该进行清理和整顿；两大派之间，则互相揭短，彼此攻击，“造总”指责“大联指”是“典型的保皇派”，而“大联指”则指责“造总”是打着造反旗号的“坏组织”。面对如此众说纷纭的状况，部队介入支左以后，幷未能及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认识两大派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多从团结、联合上做工作，而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明显地倾向和支持“大联指”，而对“造总”则进行压制和疏远。由此，也使两大派群众组织对部队的支左工作，产生出有褒有贬的不同态度，“造总”还由此与支左部队之间发生过一些大小磨擦和冲突。

运动发展至1967年7、8月间，西藏军区已逐步认识到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正起草报告报请中央，承认自己在支左工作中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以缓和与“造总”之间的关系，恰在此时，毛主席视察祖国大江南北，作出了一些重要指示，中央领导于1967年9月，及时接见了赴北京开会的西藏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明确提出，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西藏拉萨的两大派，都应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领导要多做教育和帮助的工作，促进双方大联合。中央的指示可说是及时雨，澄清了当时的众说纷纭，统一了社会各界和支左部队对待两大派的看法和态度。

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是陡然之间发生的，在两大派、支左部队和“当权派”中，过去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认识还来不及纠正，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还需时间进行调整，从而表现出，原先旧有的一些矛盾似乎已趋向了缓和，但即将产生的一些新的矛盾，又正在显现和形成。在这之后，西藏军区未再进一步着重纠正以前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某些错误做法，“大联指”则很看重中央对自己组织性质的“正名”，“造总”则处于极不理解、极不服气、对支左部队仍存有一定戒心的对立状态。我就正是在出现这一转折的新形势下，被派前往拉萨进行采访活动的。

这时，拉萨的两大派，已旗鼓相当，难分上下，各自都在拉萨城区占据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控制地区。“大联指”总部设在城北西藏自治区党委大院，附近一带党、政机关、单位也就成为他们势力控制范围；而“造总”的总部设在布达拉宫下的一所藏式建筑的总工会大院内，下属组织主要分布城东岳王山一带，因而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而拉萨城中心区老街、大昭寺、八角街一带，是双方都可以自由活动的“游击区”，两大派宣传不同观点的大标语，在这里到处可见，也各自不时在这里的广场上召开大会，老城区似乎又成为了当时两大派都可占据的真空地带。

我到达拉萨之后，两大派总部都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好姿态，各自都在大街上刷出大标语：“欢迎《红旗》记者到拉萨采访、视察！”遵照中央的指示，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促进大联合的精神，我在采访活动中，特别注意严格遵循“不偏不倚”的做法，相应的活动都以两方对等的方式进行，今天到这一派总部了解情况，明天便去另一派总部，坚持遵守“不表态”、“不干预”的信条，对两大派邀请参加的会议，都尽量抽时去参加，避免使任何一方产生记者有意疏远的疑虑。

当时，我在西藏军区第一招待所的住所，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室，一架红色保密电话机就设在写字台上，向北京发稿，主要就是在深夜使用保密电话。起初，我幷未留意，无形中发现，有一次在发稿时，听到门外有轻轻移动的脚步声。这个信号引起我的警觉。新来的《红旗》记者，对待两大派的看法如何，必然是当时两大派急需了解的“重要情报”。面对如此处境，我不得不提高警惕，在深夜发稿时，用一件军用大衣（或棉被），严严实实地将头和保密电话机盖上，借用手电光照明。采取如此“安全”措施，才释却了当时担惊受怕的心情。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两大派严重对立状态的一斑。


自治区第一副主席在拉萨突然失踪

我经过深入了解拉萨地区两大派的情况，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就是对待西藏自治区第一副主席（相当于副省长）周仁山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坚决要“打”，一个坚决要“保”，成为当时两大派激烈争辩的主要焦点之一。“大联指”要打倒周仁山，说他历史上是叛徒，现实的问题是在西藏执行了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有许多“三反”言行；而“造总”坚决要保周仁山，说他历史上有问题是无根据的诬告，在西藏十多年的工作是经受得起检验的，与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曾有过斗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他就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地一再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反对军队支左后亲一派疏一派的做法。两大派的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不仅反映在张贴街头的大字报上，而且还在各自出版的小报上，大版篇幅地刊载不同观点的文章和材料。“大联指”发表“一论打倒周仁山”、“二论打倒周仁山”；“造总”就针锋相对，“一论保护周仁山”、“二论保护周仁山”。争辩之间，互相逐渐进行讽刺、攻击，字里行间迸发出浓烈的火药味。从观点的分歧、文字的攻击，进而发展到对周仁山本身的争夺。“大联指”发出布告，勒令周仁山何日何时到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交代自己的“三反”罪行；“造总”闻讯，立刻发出邀请，欢迎周仁山何日何时到会，与革命群众共商搞好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两派都已明确是革命群众组织，弄得周仁山无所适从，只好一时到会接受批斗，一时又到会接受欢迎。在两派争夺到一定时候之后，“造总”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将周仁山接到总部，住宿在一个秘密的住所，对此，“大联指”当然立即作出反应，上纲上线，指责“造总”不讲革命原则，居然保护“走资派”周仁山，堕落到与“走资派”同流合污的地步。

我曾破例地被允许在“造总”总部采访了周仁山。看到他受到“造总”礼遇的热情款待。每日三餐专门分工有人安排，饭菜送上房，茶水端上手，有人负责警卫和生活照顾。住在这里，少却了“大联指”的纠缠，倒也心安理得。周仁山谈起“大联指”对他的批判，异常气愤，他说：“当年我赴内蒙古地区，做塔王的团结争取工作，是中央委派的，事后情况也及时向中央报告，以前对这段历史也经过审查，情况是很清楚的；现在，怎么又钻出一个我是叛徒出卖的问题呢？”

对西藏地区的工作，他觉得他与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团结共事，大家都是很努力的，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也应该是有目共睹的，现在不能把西藏地区所有的过失，都不分当时客观的条件，一古脑地记在我周仁山一人身上。

我向他提问：“周主席，外面对你离开自治区政府，住宿‘造总’总部说法很多，你对此事又有何看法？”

周仁山笑一笑，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造反派的意愿我不能完全违背，否则，我真无法度日！”

周仁山住宿“造总”总部一连十多天，“大联指”的攻击没有发生任何效用，他们也酝酿着采取断然行动，上门把周仁山抢夺出来。拉萨支左办公室闻讯，立即前往两派做工作，希望“造总”不要再挽留周仁山，尽快把他送回自治区政府，同时也向“大联指”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兴师动众，前往“造总”总部抢夺周仁山，以致发生不必要冲突，酿成武斗。

不料，事不过一二日，“造总”突然间向外公开宣布，周仁山已离开总部，不知去向。同时，还欢迎支左办公室派人到总部搜查。周仁山到何处去了呢？自治区第一副主席一夜之间突然失踪，上下震惊，西藏军区向中央发电报告情况，当时滞留在成都军区办事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本刊注：此说不准确，张国华已于1967年5月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发电告之在家坚持工作的西藏军区政委任荣，嘱他一定要想法尽快找到周仁山。

周仁山如此失踪，“大联指”对“造总”指责的言词更为激烈，说“造总”在周仁山问题上越走越远，已滑到了“保皇派”的边沿，如果再不交代出周仁山的下落，找回周仁山，将无法弥补自己的过失，取信于西藏百万农奴。

周仁山突然失踪的消息，经过群众组织自办小报的传播，一时成为全自治区的头条新闻，逐渐家喻户晓。支左部队派人四处寻找，都一时未知道周仁山的下落，判断可能已远离拉萨，逃躲他乡。

就在这四处找寻、下落不明之时，西藏军区突然接到张国华经成都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主发中央，同时抄送西藏军区的。我看到，电报以简短的文字告之，成都军区接兰州军区来电告诉，周仁山已在青海某县农村找到，准备派人“护送”到成都军区。张国华在电文的最后明确表示，周仁山的行为是错误的，请示中央同意，由成都军区派人“护送”回拉萨。

此消息不胫而走，传向社会。事后得知，周仁山在“造总”总部再无法继续住宿下去之后，由“造总”成员、拉萨汽车运输公司一名驾驶员，驾车将他送到家乡青海某县农村藏匿。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周仁山就被当地民兵发现，报告给上级武装部门，然后逐级报告至青海省军区、兰州军区。兰州军区接到报告，觉得事关重大，周仁山住宿在农村无人保护，万一发生意外不好办，便立即派人到农村，动员那位驾驶员交出周仁山，护送到兰州军区，幷立即将情况电告成都军区。尔后，派出两名干部和两名战士，全副武装，乘火车将周仁山安全“护送”到了成都。

周仁山到达成都后，张国华经请示中央同意，由入川支左不久的某军，派出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乘飞机，将周仁山“护送”回拉萨。

到达拉萨的那天，西藏军区已事先接到通知，下达命令要拉萨警备区做好“迎接”的工作，要绝对保守秘密，因拉萨贡嘎机场至拉萨城区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几乎与成都至拉萨乘坐飞机的时间相等，万一在路途中发生意外，事情就很难办了。拉萨警备区在接受任务后，除做好保密工作之外，还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们派出了13辆汽车，在前后各6辆大卡车上，隐蔽地坐着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中间的第7辆小卧车，周仁山下飞机之后，就被安排坐在这辆小卧车上。“迎接”周仁山的车队，一路平安地驶达拉萨城区，然后直接驶向西藏自治区区工委所在地，周仁山就暂时住宿在这里。

周仁山到达拉萨不几日，我特地前往采访，见他的住地有警备区派出的武装人员严密守卫，这是西藏军区防备他返回拉萨后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保护”措施。我的采访活动是事先得到西藏军区领导的批准，然后经过警备区通知看守的部队，才一路开放绿灯，顺利地到达周仁山住地，与他进行交谈的。这时的周仁山，受到部队武装人员的“保护”，不再担心被造反派揪斗，心情反而比较安定。在他住地，仍然像在自治区副主席的办公室一般，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让记者坐在客厅，由警卫人员沏上热气腾腾的香茶。我问到他此行的感想，他似乎不好意思地莞尔一笑，然后回答说：“作为自治区的领导，未经请示中央和征得自治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就私自外出到青海农村，这种做法的确是不妥当的。但是，也不能不考虑现在是开展运动期间的这个特殊情况。我住宿在‘造总’总部，也是身不由己啊！听说两派为争夺我，可能会发生武斗，造成无谓的伤亡，左思右想，还是暂时离开拉萨躲避一下，或许还是一个上策，因此也就同意‘造总’那么做了。要说有错，不在‘造总’，而在我。”

尽管周仁山强调客观作出解释，但他私自逃奔青海躲避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擅离职守的性质，“大联指”上纲上线说，这“好比战士在战场上临阵逃脱”。声言“看他今日的逃跑，就知他昔日的叛变”，“警告周仁山妄想蒙混过关”。

“造总”虽然对将周仁山被“护送”回拉萨的做法不作任何辩护，但对周仁山的态度，仍然不放弃原有的看法，认为他还是革命领导干部，应该加以保护，不能一逼再逼，将他推向对立面。

事后，我有幸与从成都“护送”周仁山回拉萨的成都军区的干部、战士一同游布达拉宫，谈起这次特殊的“任务”，这位干部说：“从兰州军区送周仁山到成都，然后由成都送至拉萨，领导上一再强调要做好保密工作，生怕在路途中发生意外。我们虽然身带有武器，但不外露，名义上还只是‘护送’。周仁山对青海之行，虽也认为有些不妥，但总还认为是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未完待续）

肖健卿，原发表于《西藏党史资料》200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