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日 星期日

《红岩》作者文革造反,把命运直接绑在江青战车上

革命、革革命……——《红岩》作者与文革(2)

(续前)但还有位地下党领导人马识途,就很难撇得清了。因为马识途既是地下党(川康)领导人,又是作家。他是罗广斌的同乡好友和革命引路人。他因为先出版了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也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与三位作者的关系。他后来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和〈红岩〉》,谈到了罗广斌的成长,他帮助罗在写小说中如何处置史实,语气中甚至说到他和《红岩》的孕娩有种近乎父子般的感情。哪知李井泉先在重庆整肖泽宽,后在川西整马识途,马识途被正式定为四川的“黑帮”头子,罗广斌必须交出些过硬的揭发材料才能说得脱了。于是他向工作组交出了马识途写给他的信,并在大字报中作了揭批。如马老在“四清”中看到农民很苦,有“邑有流亡愧俸钱”之句。其实这是唐朝诗人韦应物的诗,罗广斌作为马识途的私房话来揭批,上纲为“攻击社会主义现实”。当然最重要的脱祸之举,是他和杨益言发表了声明:《红岩》中的地下党领导人李敬原,并不是写的肖泽宽或任何一个地下党领导人,而是以“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少奇同志”为原型的,所以特地写了他头上“斑白的发丝”。文革初起时,作为党史作家的罗广斌与杨益言,已经感觉到写南方局(红岩)、写川东地下党,好像要出路线问题,那就赶快往党史上已有明确记载的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刘少奇那儿靠吧。哪会想到为走出成渝地区的“地雷阵”,竟又闯入了全国性的“高压电网”!

使罗、杨心中惴惴不安的事,还有文化界的黑帮黑线问题。他们长年在党政机关工作,和文联的文人比,政治上当然敏锐得多,也干净得多。然而他们既涉足文学领域,就难以摆脱与“黑线”的关系。《红岩》被北影改编成电影,编剧:夏衍,导演:水华,主演:赵丹……不是三十年代的文化人就是“三名三高”。开初罗、杨对这样的重量级编导很是振奋,写信恭维夏衍是“夏公神笔”。谁知毛泽东对文艺界看法如此严峻,批评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是死人统治,搞封资修,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就捧着这样的指示去北影整风,把罗、杨作为沙子也召到北京,参与此役。这下他们才知道,文化人的危险度并不逊于肖泽宽那样的地下党人。江青一气批判了五十多部电影,批判夏衍改编的《红岩》宣扬了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城市领导农村的错误路线。谁是这条错误路线的头子呢?在江青口中,已指斥到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战线,指斥到了长江局……其杀气已是够令人后怕的了。于是罗、杨赶紧发声明,交出《分歧何在?》,以期和夏衍划清界限,摆脱干系。

《红岩》能取得如此艺术成就,实在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对地下斗争题材熟得很,因此也就乐意对新进作家作帮助。《红岩》书名原来叫《禁锢的世界》,是临出版前夕才由任白戈定的“红岩”这个名,还曾派罗、杨携带稿本上成都,以市委名义委托沙汀逐章逐节作评讲。为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沙汀还辅导他们读文学作品,上课一月之久。谁知文革沙水一发(注:重庆俗称夏日洪水暴涨为“沙水发了”),他们就举起篙杆往这些人身上戳,以利自己向干坎上爬。比如杨益言,他就揭露沙汀指导他们读经典文学作品是散布封资修毒素。说他翻了沙汀推荐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的小说《黄蔷薇》,就告诉罗广斌不用看了,因为“这样的小说只能垫脚”!

然而罗、杨不管怎样想在文革中当左派,还是希望能得到组织上的确认。他们参加北影整风,受过江青亲炙(注:亲身受到教益),于是就按江青所批评过的五十几部电影作批判发言,并连续撰写影评,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逆风千里》、《桃花扇》等等。意味深长的是重庆市委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出席了声讨会,报道却未提名,他们的影评文章,报上也只刊出了一篇。是不是他们有出身问题?罗广斌哥哥罗广文在山东遭到了冲击,父亲罗宇涵在成都的家被红卫兵砸抄……因而,在一次一次作“左”的跟风表演时,他们也难免心存隐忧。他们对文革摸不清魂头,他们是否就是运动中要依靠的“左派”,心中悬得很呢!
形势日明:毛泽东这回发动文革,可不只是收拾几个文化人,对打天下得来的江山,本应当十分宝贵。伟人竟不惜“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于炮打司令部搞得天下大乱后,再来收拾。只要跟着他这样干,似乎再怎么胡猖野道,都是无罪,“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识文革时务者,还不赶紧举旗、站队、跟人、进门吗?现实诱惑又那么大,政治路线是决定一切的,站对了一切都对,那还不跟着领袖造反,赶紧去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更何况他们具有天赐良机,那就是江青向他们作过路线交底性的私秘谈话,还交代了根据这样的精神去修改《红岩》的任务。在路线决定一切,也无异生死利禄取决于一旦之际,两位作者会如何呢?
这是罗广斌的悲剧,也是重庆文联在文革中折腾得特别厉害的原因。事要究源,就不得不说下当年保密级别特高,现在则已成为重庆白头文化人谈资的往事了。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在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全国有几千万人死亡之后,至少像刘少奇那样在一线上的领导者是觉得该改弦易辙了。可是在游泳池中嬉水的毛泽东却认为刘少奇是“慌”了,顶不住了。刘说了句:“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毛更警觉了,发现“赫鲁晓夫”正在身边——他绝不允许在他死后有人作“秘密报告”。
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的事。
《红岩》恰在这年出版。

毛泽东避居二线,战略意图是伺机炮轰在第一线工作的党政领导人。私图阶段,就得依靠他的夫人去巡弋,去找攻击支点和突破口,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她就是“主席的一条狗”。这条嗅觉灵敏的鼻子就嗅上了《红岩》。
1962年还没过完,毛泽东就挥动巨掌,要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了。他批文艺问题时最具杀气,一片肃杀中,文化人谁还能感受到和煦阳光?罗广斌、杨益言却是那个时段的幸运儿了,他们就是在参加北京文化系统整风中受到了江青宠召的。
江青召见,开门见山就谈小说能不能改的问题,很明白地告诉: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还举了列宁的文章和托尔斯泰修改《复活》为例。
改,就是要有破有立。破什么?江青批夏衍改编的电影剧本就说得很明白,那是一条错误的城市领导农村的路线。1948年—1949年川东地下党犯的错误是上海局领导重庆市委,重庆市委又领导华蓥山的农村武装斗争,还有就是盲动主义的《挺进报》等等。
立什么?当然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武装斗争解放了全国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江青之所看上了《红岩》,认为可改,就在于小说写了华蓥山农村武装斗争,塑造了领导斗争的英雄人物——江姐。

罗广斌、杨益言从北京回来,只向少数市委领导作传达,文联中,王觉算知道得多一些的,林彦因为是宣传部文艺处长,也知道一些。我因为工作关系(如文联开党组会时作记录),零零碎碎也接触一些。当时觉得江青的指示很重要,要点大体也能串忆得起来。文革中,江青关于革命样板戏的指示传了出来,一加对映,他们当年所传达的指示,就更能明白无误地作转述了。

根据江青1965年1月在北京所作的改编京剧《红岩》的指示(有记录文本),要点如下——
总的原则:1、敢于革命,打破框框;敢于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思想不受限制。2、要气势磅礴,斗争尖锐复杂,一定要比生活高。运用一切艺术行为,为塑造英雄形象和思想高度服务。3、把敌人写够,要专门写反美斗争;写敌人,是为了突出我们的人,以我为主。4、反对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个人命运、骨肉之情。5、古为今用……。6、深入生活,广泛收集材料。
江青那次接见时,罗广斌在座,她特别对罗说:小说《红岩》再收集材料,以便修改。
关于江姐的再创造,江青是这么讲的——
小说中江姐弱了,要重新塑造一个。她不是一个人,是高度概括很多的人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江姐要重新计划。许云峰有多高,江姐就可以有多高。江姐的外形要文一些,然而要有几分英气。人们喜欢江姐,由于她和老太婆去搞了武装斗争。江姐要合法斗争、非法斗争全用,她有秘密工作的经验。……
我那时在文联,最早听到从罗、杨那儿透出来的江青指示,大体也就是这些。但那时听了,好像还含有很大的不可为外人道及的天机。比如改小说,印象最深的是要改成江姐不死,江青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要中之要则是:主席说,小说为什么不能改?
那次罗、杨回重庆吹的风,在透露了毛主席指示,小说要改,江姐不死等等之后。还透露,江青讲了,为了帮助你们写好江姐,我把我的历史讲给你们听……

文革后,杨益言为了洗刷自己曾紧跟江青造反的历史,写了多篇文章:《叛徒江青为什么扼杀革命作品〈红岩〉》、《江青的“江姐梦”》,说的就是这一件事。但文章却说成江青是想要他们把江姐改写成她“江女皇”,为其篡党夺权服务,而他们早在1965年初就洞悉其奸,“识破了江青的阴谋”,给予了坚决抵制,因此遭到江青迫害,罗广斌被迫害致死云云。
他们的“抵制”,在别的地方表现如何,我不知道。但在重庆和文联这个范围内,在文革前,他们对能聆听和执行江青的指示,真是如奉御旨。你不是看了《沙汀日记》吗?那上面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从北京回来如何口口声声拿江青的话来压人,沙汀对此很是反感。文革中他们起而造反,更是把命运直接绑在江青的战车上了。杨益言在文联礼堂中痛批工作组时,拍案击桌,是何等的声厉词严啊!他控诉说:工作组搜走了他们的本本,“我本本上记得有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出于对我们的高度信任,给我们谈了她的革命历史,还谈了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机密,甚至把在海外工作的机密情况都给我们谈了。工作组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大胆!这是公然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甚至更高!”
杨益言造反底气十足,就因为江青不仅口含天宪,他们回重庆向市委领导人作传达时,江青筹谋的“京剧革命”已开始启动了。除电影《红岩》江青提出要改拍为彩色宽银幕上下集外。江青亲手抓的样板戏《红岩》剧组,已奉命成立,编剧是汪曾祺、阎肃,由北京京戏院派最好的演员,演江姐是赵燕侠。江青派他们到渣滓洞去体验生活,并特别叮嘱罗、杨二人帮忙关照。罗广斌因此还扮演了一下“猫头鹰”(狱卒徐贵林)。(未完待续)

口述者附记:2012年5月—6月,根据何蜀整理的记录稿,又作了一次通阅和校补。时口述者年八十。

杨世元口述《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节选,网刊《昨天》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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