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革革命……——《红岩》作者与文革（3）
（续前）李井泉本来不那么欣赏《红岩》，但得知江青在抓，后面有毛主席的意思，也就迅速紧跟，指示要搞一部川戏《江姐》，保密措施就更严了。因为不能让江青知道，以避争功之嫌，计划是等京戏《红岩》上演半月之后，川戏再拿出来。编剧是重庆歌舞团的陆棨（文联张继楼也曾参加），还在潘家坪招待所极少数人范围内作过彩排。我是看过剧本的，但被招呼又招呼：“说不得哟！”我感到奇怪的是，事隔这么多年了，现在好像还是“说不得”。
1966年发文革大水，江河横溢。罗、杨有这么一个“救命筏子”在，他们能不登上去吗？何况有个机会来了，那就是重庆文联“七二二事件”。
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1966年7月22日，驻文联工作组的牛文和宣传部文艺处的冯旭找罗、杨、刘三人谈话，冯旭是宣传口大工作组的，宣传部与文联工作组之间的联络员，掌握文联运动动态。当时给罗、杨、刘说了两点：一是他们揭发沙汀、马识途、肖泽宽的材料和他们与这些“黑帮”的关系不相称；二是他们为了写作，市委开了介绍信让他们走遍全国，查敌伪档案，现在形势这么乱，是不是请他们把所搜集的敌伪档案资料（如唐纵日记、沈醉日记等）交出来，由工作组暂为保管。他们三人并未提出异议，都答应了。接收本本的人是傅文淑，在这个过程中，杨益言曾提出：“我们本子中还记得有江青同志的讲话，交不交？”傅只是受命收本子的一个女画家，就说：“你们认为该交就交。”
杨益言是想留下江青讲话以便随时引经据典作护身符呢？还是有意给工作组安个钉子？反正他们是借这个题目破门而出，抛出《七二二事件说明了什么？》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收本本是对他们变相抄家，是黑市委的政治迫害，“目的是针对江青同志——甚至更高！”
如此骇人的舆论一造，他们就占据了政治制高点。
红卫兵开始串连后，就不断有人到文联来了。特别是外地的红卫兵，一般都是慕《红岩》之名要到文联来，要求见罗广斌、杨益言，因为文革前《红岩》的影响，来重庆的红卫兵，有的只是串连过路，赶火车之前都要跑到文联来一趟，一定要见罗广斌他们。有的要求题字——写在他们的语录本上，有的要求见面，有的还要罗广斌作报告。罗广斌他们自然就成了文联的革命左派了。
得到红卫兵支持，罗广斌他们就成立了“文联红卫兵”。连同他们和炊事员郭清、司机董孝富，共五人。实际上是罗广斌负责。当时强调阶级成份，他们就把工人推出来当头。刘德彬是他们三人创作组成员，罗广斌、杨益言都造反了，他当然也要一起搞，不过他为人厚道，加上又有“犯过错误”的前科，所以不像罗、杨那样跳得凶，只是跟着跑。
10月底，罗广斌和杨益言在文联主持进行了“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我这里还保存了一张当时他们打印的选票，是后来罗广斌专案组找到的，是历史文物了。他们提出候选人11人，参加选举16人，被剥夺选举权8人——“黑帮”邓均吾、王觉；“黑帮爪牙”向晓、马戎、张继楼，我，还有“摘帽右派”李南力、温田丰。最后当选的是郭清（炊事员）、尤淑芳（厨房临时工）、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五个人，组成文联文革筹备小组，组长郭清，实际由罗广斌、杨益言领导。他们就实现了文联的造反派夺权。这是重庆市夺得比较早的。然后发布《告文联全体革命同志的公开信》。他们就这样摆出堂堂之阵，亮出煌煌之旗，以这次运动中“要么是大英雄，要么是大右派”（罗广斌语）的心态，开始了文革造反（革革命）。
文联那时就成了“造联”，因为有罗广斌的带头，一时势若井喷。为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波是组织力量冲美协，因为工作组成员主要是美协派出的，于是就把在美协中受到审查的画家正威解救出来，召开对文艺黑线的批判会，声讨会。在控诉中，揭出因画《蒲公英》在国际上得奖的吴凡（傅文淑的丈夫，美协办公室主任）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宠儿。那画上小姑娘吹出蒲公英的三颗种子是吹倒三面红旗，散布的是和平主义种子、修正主义种子、投降主义种子。
吴凡被抄家、揪斗后，不堪人格受辱，愤而自杀，幸好被救活过来。我跟吴凡建国初期就在一起工作，后来又一起在金刚坡乡下深入生活。听说他出了事，也不能去看他。后来罗广斌自杀，杨益言跑了，我可以自由外出了，才找了个朋友，石桥铺农村的公社党委书记，当时被打成“走资派”，押到各个生产队去批斗过的，我让他去给吴凡现身说法，讲怎样对付造反派的批斗，怎样“以痞对痞”。造反派喊“强烈要求中共中央罢免某某的职务”，他就挺起腰来跟着振臂高呼，心里暗笑：好得很，我这个公社书记成了中央直接管的干部了……就这样讲些笑话，让吴凡想开些。
罗、杨他们原是党团系统干部，开始还是想按《十六条》干，想通过对资反路线的批判，要市委弃工作组后，承认他们是“左派”。为此先扫外围，组织群团联络站，抄宣传部，抄党校（他们认为市委的二线领导在党校），他们在这样的追索中，还找了两位市委领导人：岳林和丁长河。在谈判中，岳林等同志承认他们造工作组的反是正确的，但对他们是否是“左派”却不明确表态，也不承认市委对他们进行过政治迫害，更不承认市委搞了江青的“黑材料”。
11月初，他们在解放碑搞了一次跟工作组长牛文的公开辩论，实际上就是批判工作组。那次对全市文艺界影响很大。我们那阵是“牛鬼”，没有资格去听，只是听有人回来说，杨益言揭发到工作组收他本本的时候，牛文答辩说只是怕泄密，暂时帮他们代管，罗广斌就学着小娃儿声音说：“哎呀，我们是小孩，要你们保姆来代管……”引起下边哄笑。
我是工作组划的“四类”，到罗广斌他们造反了，我还是批斗对象。文联的大当权派王觉、邓均吾，是挨批斗的第一类，“摘帽右派”温田丰、李南力，是挨批斗的第二类；第三类是张继楼、马戎、向晓，加上我，都是小当权派——其实我的身份是最滑稽的，业务组长，处级都不是，也没有明确是不是副处级或科级，反正就把我算在小当权派一堆；另外就是人事干部郭福田等人，当时重庆文联的阵线很分明：文联的共产党员，除了罗、杨、刘三人外，都成了批斗对象，非党知识分子呢，都站到罗广斌他们一边，成了造反派。其实，文革前，我跟罗广斌还很谈得来的，他性格直爽，很能侃，我也爱侃，天热的时候，都在文联院子里乘凉，天南海北，我喜欢跟他摆谈。但是文革中他那样造反，我们就有看法了。我们总还是有点组织观念的嘛。
形势发展越来越无法无天，反正只要跟着毛泽东造反，那就是先锋，就是闯将，就是狂飚式人物，有天然合理性。重庆早期的造反者，无不想法和罗、杨及其文联文革小组联系，他们可是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前辈”啊！再加出现了革命大串联，当年罗广斌在重庆的声望，远远在“李、廖、任、黄”（注：指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公开点名批判的四川主要“走资派”——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1968年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称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之上。他们又在文联摆开摊子作接待，大讲重庆文艺界的两条路线斗争。小将们进驻文联，这儿不仅地处城区，紧邻火车站，交通方便，文联文革小组还可以管他们的吃住，又可以给北京打长途电话，每天能接收轰动信息。不少外地学生的造反联络站就设在了文联，住长了因此而知名的大学生，就有北大的朱学文、侯均初、李景屏、韩敏中等四个女生，她们都是慕《红岩》之名来的，来了，就帮着罗广斌他们造反，她们都能文善辩，当时很有影响。另外还有新北大的吴泽湘，武汉华中师大的几个同学……男学生要搞起打砸抢来可是敢于出手，我就被抄过家，挨过打。当然，红卫兵中也有遇事要问一下为什么，不迷信权威（包括罗、杨这样的红色作家权威）的学生。比如北航红旗的一个研究生王纪文，他最先认定罗广斌有问题，就给哈军工“鬼见愁”的毛琦说，要警惕罗广斌、杨益言，认为他们“造反动机不纯”。毛琦本来很崇拜罗广斌，后来被王纪文说服了，站到了反罗一方。
当时那些红卫兵驻文联，晚上很晚了还在跟北京通话。有了啥子消息就叫我们抄成大字报《北京来电》，打倒朱德的标语出来了呀，哪个又遭打倒了呀，他们听到就兴奋得很，要我们一式抄好多张，要到处张贴。晚上安排我们这些人轮流值班守门，几点到几点，郭清给他们弄好了夜宵，有的吃饱了还恶作剧，把我叫去训话，就跟耍猴一样。两分钟以前还在叫我一起吃，我这种身份哪里敢跟他们一起吃？只好说不吃，饱的。转眼他们就变了脸，质问我：眼镜，你过来！你说是保的，保哪个？为啥子要保？我只得给他们陪笑脸，说：我这个“饱”，是饮食的“食”旁加包子的“包”字那个“饱”，不是呆人“保”。现在的形势，哪个还想保，那不是呆子还是啥子呢……这样一说，他们就笑了，气也就消了。不然他们就会一把抓下你的眼镜，给你撇断了摔到地下踩。我的眼镜就遭撇过的。
造反自有造反者的逻辑，既然是以“舍得一身剐”的勇气杀出来了，若没有把党政财文大权真正夺到手，“谁剐谁”的问题也就会梦魇般地存在，驱使着造反者要把“每一天都是革命节日”狂演下去。于是以文联为圆心，以文联至大田湾体育场为半径，就连续出了些大戏——
一是1966年11月27日，已经造反的革命群众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一一·二七”纪念大会，大约有一两万人吧，看台都坐满了，我们都被叫去“接受教育”。罗广斌、杨益言被簇拥入场，绕场一周，行经处一片高呼狂喊：“罗老师，我们支持你！”罗广斌作了报告，会后出了一张全红的大传单，登载了大会通过的倡议书，要求把重庆市改名为红岩市，曾家岩改名为红岩路，把“一一·二七”烈士殉难纪念日定为“红岩烈士殉难纪念日”，把《囚歌》改名为《红岩烈士诗抄》，把《重庆日报》改名为《红岩日报》……总之，都以小说《红岩》来改名。也就是在这次会后，有了“罗书记、杨市长”的流言。
再就是轰动一时的“一二·四惨案”了。起因在重庆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等四个被称为“保皇派”的组织，本着革命不分先后的精神，要在大田湾开会，跟着毛主席革命，也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一方认为他们是“真保皇，假造反”。要去夺取主席台，加以批判揭露。文联早成为造反力量的聚集点，一直密切注意着大田湾的动向（文联礼堂楼上早已安了望远镜），当然也是大会当天聚集造反派力量进行冲击的一个出发点。情况也就如罗广斌他们所预计的，围绕着主席台和话筒的争夺，一派要抢旗，一派要护旗的争夺，打起来了。开始说保守的一方使用了“旗杆”，后又传出是动用铁钎戮死了人。罗广斌听到武斗发生且打死了人，情绪亢奋，认定只要把造反者的尸体往市委一摆，不出三天，市委必垮！于是兵分两头，杨益言在重庆收集材料，布置尸体展览，罗广斌代表重庆造反派上京告状。
罗广斌匆忙上京，可杨益言在重庆要办的事却并不顺遂，尸体倒是找来了5具，展出中李天鑫写的哀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成天播放。然而很快传出：尸体是抢来的，有的抢自火葬场，有的抢自医院太平间，都不是那天大会上打死的，有个死者的政治身份还很有问题……为扭转被动局面，又在文联开了彻夜的会，想法弥缝。我那时作为“牛鬼”，每天一早要为会议室扫地做清洁，发现会后的会议室满地纸片，有提抗议的，有提建议的，最后改为“认尸展览”。改为黑市委为了掩盖罪恶，隐藏了“烈士尸体”，只好陈列经造反者抢出“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的几具尸体请战友们辨认。“血迹斑斑”那几个字，我认得出来，是杨益言亲笔加的。傍晚我和向晓、张继楼等人去嘉陵新村僻静处散步时，我把捡来的纸片给他们看。张继楼将这些物证交给了曲艺团的徐勍（评书艺人），徐勍最见不得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他又没有参加哪一派，一气之下就上京告状，告罗广斌、杨益言他们伪造尸体展览、制造假“血案”。
文联文革小组还组织了“一二·四惨案”的伤者调查，把大田湾体育场附近那几个医院走访遍了，赶刻了一本油印资料给北京的罗广斌寄去。因为文联人少，我和向晓、张继楼、马戎四位正在接受批判审查的“中层干部”也被指令参加。我爱人是重庆卫校教师，各医院都有她的学生，从而我得以知道这次冲突中并未死人。真正被抓、挨打，受了伤不敢就医，进医院也必须隐瞒身份的，倒是冲突中的“老保”一方。我们在外科医院找到一个被六中“32111”抓到学校去审问，从楼上摔下来的“工纠”，是个老工人，老实巴交的，摔成了深度腭裂，不敢说话。我们去了，才给我们说了几句真话。我们悄悄访问了几位“老保”伤者，我都有记录。记录本后来被抄，也因此成了我的一大“现行罪”。
罗广斌在北京，出席了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大会，据他发回的电报，说他在大会上代表重庆造反组织发言，控诉重庆市委制造“一二?四”惨案，把工纠的袖章，打人凶器和死人照片当面交给了江青同志。但据别的“北京来电”，却说罗广斌发言时，周总理和江青等首长都退场了。反正罗广斌回重庆之后，只向文联的人对北京之行作了短暂传达，情绪不高，倒是清华井冈山的一位讲“智擒王光美”，讲得很生动。
到了1967年1月，所谓“保皇四军”又贴出公告，说要于1月4日在大田湾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杨益言闻讯后给造反派出了个点子，要造反组织在同一时间去大田湾召开“一二?四惨案一周月”的纪念大会。北航红旗的研究生告诉哈军工的毛琦，说杨益言这是想挑起群众斗群众，制造新的血案来掩盖前一轮尸体问题上的被动。结果是“保皇四军”闻讯后主动撤退，造反派也有许多人反对这样做，参加的人不多，冲突未能发生。
这时，大夺权之势已成。一些造反派曾在文联开过商量夺权的会，会是杨益言主持的。他们开会就在我家的窗子底下。晚上开会，说大声了我都听得到。他们通宵达旦，郭清给他们送木炭，烧火盆。有一次我把听到的给曲艺团的李敏康说了，他就写成大字报《文联黑会》公布出去了，杨益言说了啥子，工人造反军的张勇说了啥子……造反派很恼火，怀疑是开会的人里面出了内奸。也有人怀疑到我，就来抄我的家。我家至少是被抄了两回。你想，我那阵是“黑帮二把手”，“刘少奇的黑党员”嘛！我门上都贴得有骂我的标语。
真到夺权的时候，形势变了，部队介入，重庆支左部队承认的革命左派是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准备结合的干部是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没有夺到权或没有夺到理想大权的一些人，不免沮丧。围绕夺权建立的革联会，就迅速分成了支派与砸派，都在强调“巴黎公社原则”，为了权不惜死战。掌到权的一方就借“二月镇反”来保卫和巩固政权，称砸派中有黑手，有反革命，反对革联会的“联络站”被他们称为“廉罗栈”——“廉”是工人造反军的黄廉，“罗”就是罗广斌。
而对文联文革小组造成了最大打击的，还在于重庆的公检法单位也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夺权并进入了革联会，从而在解放碑就出现了揭罗广斌“历史问题”的大字报，说罗广斌是被国民党从白公馆“放出来的”。当时正刮起一股风，叫“抓叛徒”，江青、康生等人正在利用这一点来整毛泽东想要打倒的刘少奇等老干部，流风所至，造反派无不挖空心思地翻旧报纸，查档案，搞外调。“抓叛徒”成了“革革命”时期一大惯用手法。公安局造反派所抛出的大字报，在重庆就震动很大。
这就涉及到了罗广斌的出狱问题。（未完待续）
口述者附记：2012年5月—6月，根据何蜀整理的记录稿，又作了一次通阅和校补。时口述者年八十。
杨世元口述《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节选，网刊《昨天》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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