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革革命……——《红岩》作者与文革（1）
重庆文联无论在文革中闹得何等的乌烟瘴气，如果没有《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问题，也无非就是“茶壶里的风波”。长篇小说《红岩》的两个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登坛造反，叱咤风云，气势影响大为不同。以至可以说以重庆文联为震源的文革地震，当年是强震，至今还有余波。
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切忌截取一段遽以定格——更莫说擅加放大。而是应该历史地、具体地细加理清，才能逐渐近于事实准确、评价公允。文革后我多次说过，要谈罗广斌问题，就应该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命”是肯定；“革革命”是否定，“革革革命……”则是在前此基础上的再肯定。
要谈重庆文联的文革，罗广斌问题绝对绕不过去的。我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来作点追述。
要说罗广斌造反（“革革命”），得先说罗广斌的革命。
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同父异母兄弟。罗广文是国民党部队陈诚系的将领，解放战争时是在四川练兵的第七编练司令部司令，十五兵团司令。不用说，他家也是大地主。但罗广斌并非膏粱纨绔，他读中学时就为恋爱自由问题在家中造反。他的同乡、近邻马识途（两家的父辈是好友）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就把他带到了云南读中学，结识了齐亮等共产党人，参加党的青年外围组织和学生运动。以后到了重庆，在西南学院入党，并受川东党组织派遣，去秀山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开辟党的工作据点。
1948年春，重庆出了“刘冉叛变”事件，恰逢马识途去上海汇报工作后，回程在重庆遇上了罗广斌，认为川东危险，就把他带回成都。但这并没有使他逃脱被捕的厄运，他是冉益智出卖的，徐远举找罗广文谈话，说罗广斌是共产党员。罗广文说：“我兄弟调皮得很，你可以把他找来管教管教。”于是，罗广斌就被抓到重庆坐牢来了。他先关在渣滓洞，后来移到了白公馆。
由于特殊身份，他被捕后是没有受刑的，但由于对狱卒桀骜，在渣滓洞曾戴过脚镣。但即使遭到这样的惩戒，仍不妨碍他戴着脚镣在放风坝里跳踢踏舞。后来转到白公馆，仍然相对地有活动能量。后来他们写反映狱中斗争的那些情节，如追悼龙光华，江姐受刑后献诗，白公馆种石榴树，宣浩的信，《挺进报》白宫版，狱中绣红旗，以及火烧渣滓洞，血染白公馆等等，主要就是由罗广斌（加上刘德彬）提供的亲身经历。这些也就是后来写《红岩》狱中斗争的主干情节。
最为值得称道的，还有罗广斌的《我的自白书》。
罗广斌转囚白公馆期间，他父亲罗宇涵由成都来看他，已与二处谈好，可以办手续（写自白书）出狱。罗广斌由白公馆提到城内（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呆了三天，罗父与他会见时，徐远举也在座。罗广斌否认是共产党。于是徐远举就把冉益智招来对证，冉说罗的入党申请书他看过，是绿色稿纸写的，有几页，写了什么内容。罗广斌一听，冉益智把他和另一地下党员罗永晔搞混了。罗永晔是罗世文的侄儿，西南学院学运领导人之一。罗广斌就将错就错地和冉益智作绞缠，说冉所谈的事他不在现场，可以什么什么作证，进而否认他入过党，当然也不肯履行“写自白书”这一手续。他不写，徐远举就不放。这么绕了三天之后，他对父亲哭了一场，要了些钱，为狱友购买药品等物，又被押回白公馆了。回牢房后，他就写了《我的自白书》记其事。不知是否在牢房中就形成了文字，反正1950年3月在大同路举办“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展览时，他这诗稿是作为革命志士进行狱中斗争的展品公开陈列了的，报纸上也有报道。
顺便说一下，《我的自白书》后来竟在重庆成了件聚讼不己的“掉包案”。起始是罗、刘、杨三人向团市委请了创作假，住在南温泉，准备将狱中斗争写成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大约对文学创作的自信心尚不足吧，杨益言就把他哥哥杨本泉约去帮着出主意、提意见。杨本泉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中学时与刘德彬同学，还一起搞过文学社团。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胡元是他们的文友，去南泉时正碰上他们写到这个地方：一是他们将罗广斌拒不写自白书的情节，改移到了陈然身上；二是对罗的原诗作了几句改润。罗广斌说：陈然在狱中确实是想写首诗的，题目是《没有了我》，诗意是“我虽是死了，可是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却得以永生”，所改的几句，也就是本着烈士遗愿来的。杨本泉参予了润色，无非幕宾舔毫罢了。把事情搞复杂了的是杨益言。
1958年，罗广斌与刘德彬都下放到长寿湖农场去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来重庆约稿，找到了留守在城的杨益言，除小说创作外，也为《红旗飘飘》约记述狱中斗争的革命回忆录。杨益言确实在渣滓洞关过，也写过他的回忆录《我从集中营出来》，就以罗、刘、杨三人给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讲稿为本，综合已经在写作中的小说稿中一些内容，写了狱中斗争故事，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为题交去，在《红旗飘飘》上刊发了。正是经过这一编撰，将《我的“自白书”》改变成陈然故事。说他“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特务逼迫他写自白书，他严词拒绝，并在激怒中作了这首诗。”流布后造成影响，作俑者本有纠正的机会。因为原来编《囚歌——狱中诗钞》的人如林彦等，全都知道诗本事，陈然的哥哥、妹妹也都向他们写信，说感到突兀。文联领导也向他们委婉示意，认为这样作，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政治上却不严肃。但杨（也包括默认了既成事实的罗与刘）却含混其词，不予澄清。以至这首诗被编入《革命烈士诗钞》，进而收入了语文教科书。到了“文革”之后，杨益言及其兄居然认为是该他们收“红利”的时候了。要为《我的“自白书”》正名，说是杨本泉写的。这就不仅只是政治上的不严肃了……
既然说了诗之“红利”，也就再谈谈《红岩》创作的知识产权纠纷吧。“一一·二七”大屠杀，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刘德彬从渣滓洞死里逃生——他越狱时是带了伤的。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军管会成立，在市委管组织的是原川东地下党的肖泽宽、雷雨田等同志。组织部非常信任这两位脱险者，他们也怀着深厚的感情，到大屠杀现场去认尸收殓，在组织领导下，确认哪些人是共产党员，根据其革命经历和狱中表现为烈士写小传、评级别，以后参加办展览，办纪念特刊，接待安排脱险者，协助镇反……
在这些活动中，1949年春出狱的杨益言处于边缘地位，是与罗、刘这些地下党员和大屠杀见证人无法相比的。他是刘德彬引荐入团市委工作，并介绍入党，以后才跟着罗、刘参加了宣传共产党人斗争事迹的宣讲小组和写作小组，进而也就有了以三人共同署名的《圣洁的血花》、《禁锢的世界》、《在烈火中永生》等作品。他们合作的长篇小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初稿完成后，以《禁锢的世界》为书名，由罗广斌、杨益言上京，在责任编辑张羽等人的鼎助下完稿。刘德彬没能上京定稿，是因为他担任重庆市教育工会主席期间主持过鸣放，被打入“另册”，也牵累着未能在《红岩》出书时署名。
《红岩》是“党史小说”，对写作者的经历和党史资料的依傍性很大。刘德彬是三十年代的党员，解放战争中，他是重庆地下党和下川东党组织的联络人，深入基层，策动反蒋武装斗争。他是因叛徒出卖，和江姐一道被捕，并一道解押进渣滓洞监狱的。小说写作中，有关江姐和农村武装斗争部分，基本上是刘德彬提供素材并执笔写的。即使有反右的负面影响存在，无论是团委和文联都把他们三人当作一个创作集体看待。1962年他们三人就是以这个集体的名义一同调入文联的。《红岩》出版后的稿费他们是平分的。用稿费置装，买家俱，都是同等的三套。后来宣传部和文联党组过问其事，也是以三人的名义交了开支账，还作了检查，余款也以三人名义共同交了党费。
“四人帮”就擒后，在纠正冤假错案中，刘德彬1957年划的“中右”得到纠正。由此而造成的不公正，显然也应该相予纠正，使刘德彬能恢复在《红岩》的署名。文联从保护作家权益出发认为理应如此，知道原委的周扬、沙汀、马识途等同志，也全都仗义执言，认为刘德彬是受屈多年的《红岩》隐名作者。不幸“文革”对一个人的道德伦理底线摧残得如此之深——《我的“自白书”》就是恶例，这笔“红利”都要吃，《红岩》之名与利当然更要咬住不放。杨益言公然否定刘德彬参加了《红岩》写作，否认《禁锢的世界》是《红岩》的初稿，否认他们平分了稿费并以三人名义将余款交了党费。进而闹到了打官司。我作为文联中干业务工作的人员，据实写了《大树不是从腰部长起的》，历数原委，因当时的一位市委领导人以不要扩大事态为词压住，未获发表。但我的文章是在法庭上作为证词宣读的。作为证词，我自问经得住证据的复查，也经得住法律与历史的检验。
以上两事，是话谈到这儿了，就情不自禁作点插叙，并认为这一桩遗案，连同邓老诗案，都是文联文革中了犹未了的文案。
话题还是回到文联文革中的罗广斌问题上来。
毫无疑义，罗广斌是革命的。解放前，我在重庆一中读书，也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反蒋民主学运。我们有的同学也在渣滓洞中坐了牢，并牺牲在“一一·二七”大屠杀中。《红岩》小说也写到了一中的斗争，尽管写得让我们这些亲历者感到幼稚了些，仍然与有荣焉。罗广斌毅然背叛军阀地主家庭，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经历了地下斗争锻炼和监狱考验，是值得尊敬的革命者。建国后，尽管我知道《红岩》出书经过了哪些精神产品传送带的运作，对他与刘德彬、杨益言付出辛劳，终于使小说能于1962年出版，为经济复苏中的中国读者起了极大的振奋作用，作为文联的职工，也感到与有荣焉。建国后重庆的文学创作，也只有这部书是可以光耀于重庆文学史册的。
然而历史却是这样的拨弄人。竟让写革命小说的革命者，碰上了“革革命”。
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罗广斌的大不幸。
文革开始后，罗广斌和他们那个创作集体，可是感到来势不妙，并日臻险恶。
文革前他们就深感紧张，原因在肖泽宽。肖泽宽是川东地下党领导人，建国后的市委组织部部长。建国前，罗、刘在肖的领导之下干革命，建国后的一应宣讲活动，也绝然离不开组织部的支持。重庆当年的地下斗争何等艰苦，死了那么多战友，肖泽宽当然牵心动肠，希望他们的小说写成功。但他对《红岩》的支持只能置身幕后。这是因为在四川当政的是李井泉，这位李政委早已把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一人化了。他歧视地下党的领导人，怀疑他们为四川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死人问题向中央告了状，中央派人入川调查，如邓照明、向洛新等，也都是原地下党干部，李井泉就认为肖泽宽是指使者，硬是打出了一个“肖李廖反党集团”。正因为如此，罗、杨等对肖泽宽等原川东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不待文革开始，早就采取洁身远祸态度，当然这也是他们在文革开始时的一大心病。（未完待续）
口述者附记：2012年5月—6月，根据何蜀整理的记录稿，又作了一次通阅和校补。时口述者年八十。
杨世元口述《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节选，网刊《昨天》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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