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恼火，对金门炮击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2）


　　（续前）1958年1月中旬，福州军区司令部讨论了关于空军进入福建及对金马作战的方案。他们认为，空军入闽对于保卫国防、打击蒋军都是十分有利的，但考虑到国际政治反应，应避免刺激敌人，空军拟不主动轰炸、不出海作战、不接触美机为好。如果对金门和马祖作战，则采用空军、海军及地面炮火轰击和封锁的办法，不用陆军登陆，即可能迫使蒋军撤离。(27)3月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托邓小平带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讨论结果和军委意见：“拟在7、8月开始行动”，“准备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3月8日毛泽东批复同意，但最后行动时间待定。(28)7月15日中东危机爆发，毛泽东立即有所反应。7月17日，正在准备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的彭德怀向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东局势，空军要尽快入闽，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及其海上航运，总参立即拟定部队行动计划。(29)未等军方拿出具体方案，7月18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军队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打10万至20万发，发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打两三个月；空军两个师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彭德怀于当晚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做出安排，炮兵准备于25日轰击金门蒋军舰艇，封锁港口，断其海上交通，空军27日转场。7月19日总参召开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30)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当时并没有明确将军事行动限于地面炮火轰击。据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回忆，在总参各部召开的会议上，“金、马地区的作战仅限于炮击的意图，在最初是不明确的”。特别是解放军刚刚在舟山群岛进行了一次三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训练岛屿争夺战战术，而参加演习的部队一直未得到返回原驻地归还建制的命令。所以各部队高级将领都在积极进行登陆作战准备。(31)从福建军区前线指挥部党委会议记录看，所谈内容包括使用轰炸机，海军对登陆作战的保障，占领金门后如何加强工事等，会议甚至还确定了登陆的大体时间。(32)看起来，在前方负责指挥的将领对于具体作战方式也不甚清楚。还有，根据福建军区的资料，直到7月20日前线官兵才开始大规模构筑炮兵阵地的工事。(33)而整个战役的指挥权力，是临时决定委任给工作中心已转到地方行政的福建军区政委叶飞的，甚至开始行动的具体时间也交由前线指挥官掌握。7月17或18日叶飞突然接到电话传达的命令后，立即组建前线指挥部，并于19日赶到厦门，开始进行战役准备，于24日完成作战部署。(34)所有这一切表明，尽管早有设想，但确定开始金门战役的决定是毛泽东临时做出的。

　　对于毛泽东突然作此决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利用中东危机、美国无暇东顾的时机，发动一次军事攻势，迫使蒋军退出金马。至于美国对此会做出何种举动，中国应该如何应付，自己的盟友苏联又会有何反应，毛泽东显然还没来得及认真考虑。命令下达后，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几天，7月27日突然决定暂时停止炮击金门的行动。从毛泽东信中所说“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一句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对采取这次行动会导致敌方作何反应有所顾虑。(35)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看，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敌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做出反应。

　　恼火：赫鲁晓夫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毛泽东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美国对炮击行动做出激烈反应。

　　在第一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特别注意避免与美军发生正面冲突，如对攻击大陈岛、一江山岛时机的考虑，以及下令让蒋军安全撤出大陈岛。(36)1958年炮击金门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样是美国的反应。很可能就在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中苏同盟的力量，而尤金大使7月21日提出的关于中苏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建议，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毛泽东为苏联人提出的一个有待商讨的建议如此大动肝火，态度粗暴，不仅令苏联使馆和赫鲁晓夫本人如堕五里云雾，也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理解。(37)显然，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或个人脾气秉性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毛泽东的行为，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尽管赫鲁晓夫当时是这样猜测的。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样做是借题发挥，别有用意。笔者详细阅读了7月21日至8月3日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全部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泽东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向苏联发难，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赫鲁晓夫本人引到北京，并与他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

　　7月22日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是毛泽东约定的。在滔滔不绝接连几个小时的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了苏联人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令听者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他来，我们还可以发表个声明，吓唬一下帝国主义”。(38)7月31日，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果然来到了北京。在当天举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厌其烦地向毛泽东解释苏联所提出的建议，并一再保证绝无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谈话间，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惊魂未定的赫鲁晓夫很容易就上钩了，他马上答道：“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这方面准备派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他们会被吓着。”(39)第二天的谈话就比较轻松了，赫鲁晓夫谈起阿联总统纳赛尔访苏，并说：“发表会谈声明是纳赛尔提出的，我们同意，效果很好，对我们有利。”毛泽东立即接过话茬，不无用意地说：“他们只知道发表了声明，不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策略。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40)赫鲁晓夫当时没有听出这里的话外之音，但事后回想起来，应该明白毛泽东的用心了。

　　在8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关于苏联代表团回国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想组织一个比较隆重的欢送仪式，搞上四五千群众，排出仪仗队，再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你看如何？赫鲁晓夫有些惊讶地说：昨天已经谈好，还是像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又说，我来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商量的。毛泽东说：我本来提出了三个方案，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但公报是每一个方案都要搞的。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不要公开，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材料。毛泽东则认为，来时应该秘密，走时就不必了，但可以简单些。(41)结果，前往南苑机场送行的只有中国领导人和苏联代办。不过，同时还发表了会谈公报：“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42)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还没有想到毛泽东的用意，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得意洋洋地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43)为了表示与中国的团结一致，在会谈公报刚刚签字后，莫斯科时间8月3日上午10时，苏联电台便中断了预定的节目，开始广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据驻苏使馆报告，连日来苏联各大报对中苏会谈反应热烈，以大量篇幅发表消息、社论，各单位纷纷组织读报、座谈和群众大会。在大规模的宣传中，苏联舆论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公报充分显示了中苏之间“坚如磐石”的团结，甚至转引了越南报纸的说法：社会主义阵营是“以中苏为首”、“以中苏为核心”的。同时，报道还突出了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和不怕战争的精神。(44)

　　对于毛泽东来讲，苏联的这些举动正中下怀。(45)其实，毛泽东如此做法，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报发表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46)蒋介石的高级顾问陶希圣称，赫鲁晓夫飞往北平，是指示中共如何在亚洲发动新的骚扰，新任参谋总长王叔铭预感“显有重大事件”发生。(47)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此一行动乃为九年来俄共与毛匪双方勾结之最重要”的会议，并告蒋经国，中共“进犯台湾之期在即”。(48)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媒体也十分关注，并纷纷猜测。(49)杜勒斯认为，会谈公报是中苏在合伙试探美国是否会在苏联拥有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表现出软弱。(50)炮击开始后杜勒斯进一步判断，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51)中央情报局则断言：“我们有证据表明苏联没有鼓励中共挑起危机，但苏联显然默许并支持了中共的炮击行为，因为苏联人相信这不会导致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大规模敌对行动。”(52)蒋介石也认为，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时做出的“郑重决定”(53)在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时，让对手感受到中苏同盟的存在和中苏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反应。

　　然而，赫鲁晓夫却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问题。(54)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谈到：“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55)时隔一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解释自己的决定时又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56)

　　炮击金门的行动对莫斯科确实是很突然的，因为通过中国的通报和自己的观察，当时苏联并不认为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1957年4月苏联使馆的报告就认为，尽管“依然十分重视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卫”，但中国政府奉行的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57)1958年2月5日尤金大使在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详细报告中提到，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正在衰落，美国正在通过减少援助来对蒋介石进行节制，反对他如此强烈的反攻大陆的愿望。两个月后尤金又报告，4月5日他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时，讨论了最近杜勒斯对台湾的访问。他们注意到，杜勒斯在台湾只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而与蒋介石进行实质性谈话的时间就更短了。由于相信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减少，蒋介石在谈话时显得紧张不安。(58)7月25日，即炮击前不到一个月，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长达75页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其中竟没有一段是专门讲述台湾问题的，只是在论述对美政策时才顺便提到，对于美国不断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中国政府认为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59)此外，苏联人知道中共对台湾问题十分敏感，也不愿过多干预这类事情。自7月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就某些国际会议和联合国机构的代表问题对苏联外交部提出交涉，坚决反对可能导致“两个中国”存在的现象。(60)以至苏共中央不得不出面，“请中国派负责台湾问题的同志与苏联使馆在8月初进行座谈，介绍有关台湾的情况”。(61)

　　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当然十分恼火。时任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贾丕才在危机中曾随同葛罗米柯访华，他回忆说：“那时，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图。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而中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62)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的矛盾，但他心中的恶气终于在一年后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时发泄出来。赫鲁晓夫不仅表示反对中国处理沿海岛屿问题的做法，而且埋怨毛泽东事先没有告知这一情况。尽管毛泽东进行了辩解，赫鲁晓夫仍然赌气地说：“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他一再强调，苏联很不了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63)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因为莫斯科当时承担着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责任。当中国面临危机时，国际主义的理念和义务要求苏联必须出面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利益。

注释：

　　(27)沈卫平：《“8.23”炮击金门》，第93-100页。
　　(2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4-675页。
　　(29)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1页。
　　(3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5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2页。
　　(31)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王凡访问整理，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254页。王说总参部署金门作战的会议是8月14日召开的，大概记忆有误。
　　(32)福建前线指挥部党委会议记录，1958年7月，福建省档案馆，101/12/221，第17-24页。
　　(33)沈卫平：《“8.23”炮击金门》，第182-183页。
　　(34)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叶飞：《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512页；王尚荣：《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第255-256页。
　　(35)《毛文稿》第七册，第326-327页。
　　(36)《毛文稿》第4册，第533、627页。
　　(37)谈话内容详见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1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Верещагцн Б.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 ，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с.119-121。
　　(38)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9-332页；Верещагин Б.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 ， с . 126-127。在中国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关于“发表声明”的内容。
　　(39)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 -3 августа 1958 г .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 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2001，№1，c.111-126。中方的会议记录没有上述内容，但中方当事人的回忆完全印证了俄国档案的记录内容。（阎明复、朱瑞真：《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第38-55页。）
　　(40)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1日。
　　(41)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3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2-174页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1， №1， с .126-128。
　　(42)《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第1版。
　　(4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8年8月4日，РГАНИ，ф.З， оп.12， д.1009， л.44-45， Ф урсенко А. А. （K4U603.jpg）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 .326-327。
　　(44)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8年8月4日、5日、6日，外档，109-01812-05，第54-58页。
　　(45)苏联报刊的倾向与当时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径完全一致。中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在宣传公报时，“应强调中苏两国团结一致、全面合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外交部每周通报》第141期，1958年8月8日，外档，107-00152-03，第27-29页。）
　　(46)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年8月5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99-202。
　　(47)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年）》，台北：国史馆，1993年，第325-326、328-330页；《王叔铭将军日记》，1958年8月4日，转引自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Memorandum from Robertson to Dulles， August 8，195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1960，Vol.19，China， Washington D.C.：GPO，1996，p.45。
　　(48)蒋介石日记，1958年8月3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49)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94-295页。
　　(50)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 August 12，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50-51.
　　(5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3，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125-126.
　　(52)SNIE100-12-58， No.340，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28 October 1958，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ed.)，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Washington D.C.：GPO， 2004， pp.185-190.
　　(53)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6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54)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见《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40页。
　　(55)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86页。
　　(56)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55页。
　　(57)苏联驻华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 ф.5，　оп.28，　д.103，　л .409，л-190-198。
　　(58)TskhSD， f.5， op.49，d.131-3，p.78，转引自Michael Share， “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Taiwan，1943-82”， Cold War History， Vol.3，No.2，January 2003， pp.7-8。实际上，杜勒斯是3月14日到达台北，第二天离开的。
　　(59)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年7月25日，ЦХСД， ф.5， оп.49，　д.135，　л .1-75。
　　(60)详见外档，113-00319-01，107-00308-01，109-00787-18，及克鲁季科夫与龚澎会谈备忘录，1958年7月1日，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72-186。
　　(61)陈毅与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7月9日，外档，109-00825-04，第34-35页。
　　(62)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1974年7月6日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转引自Michael Share， From Ideolo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Cold War History， Vol.3，No.2，January 2003，p.9。
　　(63)参见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1， №2， с .97-98。中苏分裂以后，苏联有人著书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公开的两面派手法”。（Агеенко К.П.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Москва ： Вопниздат ， 1975，　с .145.）

　　沈志华，《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