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家人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母亲鲁瑞、羽太信子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写道：“周氏的为人和容貌态度十分温和，是一种阴性的、女性的性格。那透明般的清白的脸色，贵族式的端正的五官，细细的眼睛，说话时低着头不看对方的样子，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以及安详的、低声缓慢的说话方式。”
温源宁写下：“他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分亲热的一道屏障……”
周作人说：“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
弟子废名道：“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
周作人自己说：“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脚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
二三十年代，银元需换成铜币流通，时价1：460。友人偶然谈及，周作人坚持说是1：两百多，因为佣人是这样兑换给他的。众人都说他受了骗。周作人考察了一下，发现还有大米整包被“运”出去的。于是鼓足勇气，请来佣人，委婉地说，家道不济，希望高就。佣人忽然跪倒，周作人大惊，赶紧上前扶起，“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有同道来访，请到书斋，喝清茶，对坐闲谈，细声细语，从不臧否在世的人物。偶尔“天命的另一面闯出修养的围墙闪动一下”，不过是“Y公有才，可是不写；Z公无才，可是好写”之类的评语。
张中行懂辩证：“一团和气的温厚，来源是天性加学识的厚重。北大故人赵荫棠说，有天生的圣人，那是须带憨气的。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是知且智者，周作人自己曾说，自觉有时脾气很坏，‘如果作了皇帝，说不定也会杀人’。”
在周作人一生中，有些小概率事件，譬如他对弟子沈启无的破门声明乃至“赶尽杀绝”，令不少人为之侧目。温源宁提醒说：“周先生还有一面我们仍不可忘记。他身体里有多量的铁。那毛刷子下的两片紧咬的嘴唇，便暗示着果断。他不大高兴管闲事，可是一旦高了兴，谁拦了他的路该谁倒霉……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的温雅。”
还是武者小路比较懂得：周作人有着不一般的荣誉心。破门事件发生后，武者小路曾致以长信：“你和我一样都有一种外柔内刚的倾向。世上的人往往太小看我们，所以，时而展示一下自己的真正价值也是必要的……”附逆期间，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过“我的价值”。
据说鲁迅曾有感：像周作人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人们因而视其为“淡漠”，更追溯到他是“老和尚投胎”的传说。周吉宜则向记者讲述了幼年沐浴到的祖父拙朴的慈祥：“上小学之前，我有时爱到祖父的房间去，有一次也许看我没有可玩的，祖父就拿出几张日历纸，用小竹勺舀一点浆糊堆在纸中间，递给我说，给你一个小蜗牛，让我用来粘糊做手工。那一小团浆糊圆润光滑，祖父还指着一个小突起说这是蜗牛的触角，我说蜗牛应该有两个触角，祖父说那一个它收回去了。后来，‘要一个小蜗牛’就成了我和祖父之间的‘暗语’。有时，在我接过时他会问：看看这回有几个触角？”
不少研究者认为，周作人是一个不习惯也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在他闲适恬淡的样貌、文字背后，有不失为激进的思想和难以抹去的苦涩，二者是相关联的。
张中行说：“他的闲适是违背时义的。因为闲适必须高高在上，而时义认定，人是不应该高高在上的。至于世间能否允许一个人高高在上地闲适，或者闭户消沉，要看是什么世。”
“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
周作人经历过思想混乱、无所归依的阶段：“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和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和科学的例证……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品店了。”他最终认定的精神上的祖先，不是以程朱为代表的正统儒家，而是一条隐没未彰的线索：汉代王仲任、明季李卓吾、清代俞理初，构成他“疾虚妄”、“崇真”、“有常识”、“唯理而有情”的思想核心。而这些人，都是各自时代的异数。
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丹麦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英国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以及思想家、性心理学家蔼理斯，也都对他思想的成型起过重要影响。
周作人对“五四”的评价在当时颇为左翼所激愤——
“旧的与新的迷信割据了全国的精神界，以前《新青年》同人所梦想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但不见到来，恐怕反已愈逃愈远：复古与复古，这是民国的前途。我们翻历史，不禁不杞天之虑：我不信神而信鬼，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这是最可悲的事。
“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对“五四”失望，对“北伐”失望，对青年的失望，对自己蔷薇色梦的失望……令周作人不断感想：“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既然“教训无用”，于是“闭门读书”……到了知天命之年，周作人作打油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而他追随多年的兄长的姿态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看起来泾渭分明，实际上一脉相承。这一点，胡兰成像是读懂了：“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他早年提倡的国民文学有着鲜明的个人主义立场，同时盛载理想：“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
文学在他的总结中，是“无一可言”。“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文学无用，它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但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
“我想文学的要素是诚与达，然而诚有障害，达不容易，那么留下来的，试问还有些什么？……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自己更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认真去写一篇文章，却也未始不可，到那时候或者简直说世间无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罢。”
他拒绝文以载道，那“大的高的正的……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
“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类闲事，觉得青年们懂得些也是好事情。”1926年，张竞生主编的《性史》第一辑由光华书局正式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被讽刺、谩骂，并冠以“性学博士”。周作人却公开表示支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他的反传统的基石是“伦理之自然化”。“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底。”止庵说：“他的意思是，整个传统都需重新审视，观念和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它必须适应人的生活。最能代表他这一思想的两篇文章《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写得都很平和，但其中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
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周作人，称其为“汉奸文艺”的代表。到了1949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向毛泽东请示时，主席说，周作人应当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宽大，就是许他搞翻译。
从64岁到81岁，17年里周作人一共翻译了400万字，写作200万字，这在他的同代人和下一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们出自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时要到派出所接受传问和写思想汇报的管制对象，一个始终缺钱、又时常为病痛所困的老人之手。
据家人回忆，周作人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井井有条摆着笔砚、稿纸；参考书和工具书用完必归原处；他每天伏案工作10个小时以上，自己研墨，用毛笔写正楷；极少打底稿，总是考虑好了才下笔；他埋头翻译时，常脱下深度近视眼镜，用放大镜查考字体细小的外文资料。
他也为香港《新晚报》写文章。代为约稿的曹聚仁来信说：“写得愈通俗愈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我的意思，一切只能迁就现实，每天写点短稿，总有办法可以送出去的……”周作人并未完全按照曹聚仁的要求去做：“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这些文章的总汇，就是后来周作人较重要的作品《知堂回忆录》。
舒芜曾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思想文化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没有人能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其文”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
舒芜与钱理群，是1949年后较早研究周作人的代表，他们当年对“其人”的述评和批判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烙印。钱理群近年有反思：“周作人对我来说，原来只是因为鲁迅研究深入不下去，非得换个角度不可，所以才去做。之后对我就产生了两个影响，一个影响是，周作人又唤起了我早年在家庭影响下，所接受的那套民主自由思想。”
1997年，钱理群在北大开课《话说周氏兄弟》，着重分析周作人和鲁迅的思想在1990年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沈启无曾向胡兰成慨叹：和鲁迅分离，于周作人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
钱理群认为，个体的精神自由，绝对是周作人和鲁迅共同追求的东西。但周作人过分强调个人和人类的观念，忽略了国家、民族、社会的观念，这是后来周作人附逆的一个最基本原因。“鲁迅在去世之前，特地叫他的弟弟周健人去关照一下老二。当时面对日本侵略，知识分子草拟了一份《救国宣言》，很多人都签名了，独独周作人不签。其实鲁迅也认为签名没什么意义，他能理解周作人为什么不签。但他认为，作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面临日本的侵略，你不能没有一个态度。”
“还有一个区别是，在对现实达到同样深刻的认识以后，知识分子该采取什么态度？在这一点上，鲁迅是继承儒家传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有道家的味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但周作人也不完全消极，他是做好自己的本业，做学术文化建设。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周作人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虽然我自己偏向鲁迅，但是我觉得做专业的知识分子，也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在《周作人传》的基础上，钱理群有了新的见解：“周作人把个人主义和精神自由给学理化了，这是他的重要贡献，对我的影响很大。周作人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性格上的。我本来是比较急的人，气质上比较接近鲁迅，但受周作人影响，我变得比较宽容、比较温和。周作人的悲剧，也使我对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采取比较复杂的态度。”
木山英雄的评价是：“周作人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附逆时期试图以“人的文化”战胜异族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物的文化”的幻想式努力），艰难曲折地肯定了最终无法超脱政治的清末民族主义所培育的那个自己。”周作人曾比较过自己与生于民国的弟子兼盟友俞平伯的区别，就在于对政治的心热和民族主义基因。再看同时代人，生于晚清的蒋介石、毛泽东、胡适、鲁迅……无一不是民族主义者。
在附逆的曲折里，尽管周作人有许多至今成谜的难言之隐，但事实已就。如钱理群所说：“不管周作人主观上是否另存大志，客观情势规定了他。”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士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附记：本文参考《周作人自选文集》、《周作人年谱》、《审讯汪伪汉奸笔录》、钱理群著《周作人传》、止庵著《周作人传》、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回望周作人》系列丛书。）
李宗陶，《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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