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纵观他的一生，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士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文革”抄家就发生在周作人先生身后的这座房子里里，手稿就从这扇门里被抢走
“寿则多辱”
1945年12月6日，北平，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政权的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当晚，国民党宪兵队包围了八道湾11号周寓。军警用枪指着周作人，命他就捕。周作人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据周作人外孙杨吉昌回忆，是夜搜查的情形并不粗蛮。周作人晚年在《监狱生活》中写道：“我这里没有其他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幸而他们不要破砖瓦，所以那块凤凰砖和永明砚总算留下了。”他称国民政府的接收为“劫收”。
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两天前已有小将上门，砸了周母的牌位——在鲁迅博物馆，同一位母亲的相片仍供瞻仰。红卫兵命81岁的周作人跪下，老实交代罪行，并用皮带抽打他；接着，周作人之子周丰一被拉来陪斗，情状更为惨烈。从这天起，周作人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停笔，而高大的周丰一，一条腿从此微瘸。批斗过程中，一位小将向周丰一索要他的手表，然后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周作人未置一词。
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当时16岁，是北京男四中学生。红卫兵驾临时，他正在翻书架，清理“封资修”。周吉宜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全家住在八道湾11号院第四进院子的北房里，7个房间是连通的。他住在靠东头的一间，西头的三间是祖父的书房、厅堂及卧室。红卫兵开始没理他，过了一阵返回东屋问明“你是谁”，便将他轰出去了。
等他再回来时，发现家中已被翻了个底朝天，无从落脚。他睡的那张竹床像滑梯一样倾靠在墙上，床面已被拆散、折断。祖父则倒在屋前的地上。“他始终侧着身，用胳膊肘撑起上身，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我从没见过他仰天躺着。”周作人以这样的斯文不肯扫地，在地上待了两三天。
下雨了，周吉宜的母亲张菼芳恳求红卫兵，让虚弱的老人进屋接受“专政”。红卫兵不准。后虑及“不能让他死了，得留着交代问题”，才允许周作人被抬进浴室。那是一个半日式的浴室，进门有一个约三十公分高的狭小的更衣台，铺有木板，周作人在上面待到秋冬。浴室潮湿寒冷，没法过冬，才又被准许挪进厨房。厨房从前没住过人，年久失修，已经倾斜，四处漏风。张菼芳忙着堵窗户，填补墙上的裂缝，用长条木板搭了一个地铺，上面简单铺上被褥。
此后，就有鲁迅博物馆叶淑穗等几位看到的一幕：“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周吉宜说，从抄家那天起，祖父的三间房就被贴上封条，再不许家人进入。直到1968年7月他去北大荒插队，那三间房依然上着锁、贴着封条，只是不时有人来开锁、撕下封条、进屋、取走物品，再重新封门，从不作任何说明。区别只是，有的是骑自行车来拉走东西，有的是用汽车来运走东西。周吉宜据此判断：来者不只是一家单位的。他说，在抄家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有陌生人或者附近的邻居结队前来“参观”，踩着一室狼藉，从东头走到西头。当两年后他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看到三间房里的全部物品，包括家具、文具、书籍、手稿、书信、收藏品以及生活日用品都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屋里住进了不认识的人家。
1966年岁末，友人孙旭升到访，“在我进去的时候，知堂已经从炕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我看他脸容黄瘦，精神萎顿，像是正害着不轻的病……”
此前，周作人写过不止一封信给周恩来。后来，他几次在皱巴巴的四百字红格稿纸上写下请求“政府颁布安乐死卫生条例”的“呈文”，着儿媳避开红卫兵送去派出所。“呈文”里都提到：“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这与60年前他自雨果小说中认领的清新的人道主义已有天壤之别，它沉重到只是一个人求死的根据。
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元，周家老保姆是15元。他们吩咐粮店，只许卖给周家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是玉米面糊糊就酱豆腐。由于营养不良和长时间躺着，他的两条腿很快浮肿。
红卫兵还抄走了周家的菜刀。张菼芳去街道“革委会”求情：这没法做饭啊，我们可不可以拥有一把菜刀？后来，就有了刀——一把掉了木柄、又小又钝的刮鱼鳞刀。周吉宜告诉记者：“因为属于‘牛鬼蛇神’家庭，煤铺不卖给煤，也不卖给木柴，我们就找点煤粉自己摊煤饼做煤球，把抄家损坏的家具劈开当柴烧。我跟姐姐们下乡后，家里的炉子不见了，也没做饭的大人——要上班，还要参加学习班，我9岁的弟弟就在屋檐下用砖搭个灶，支上锅，在院子里没人的时候捡些树枝当柴烧，煮菜烧饭。城市的院子里能有多少树枝可捡呢？又不敢到外面去捡。弟弟后来告诉我，他常常仰头望着院里的大树，盼望刮风，好多掉下些枯枝。院里的孩子们常在他的锅里洒沙子，或者撒尿。”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被发现“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态很不自然”。张菼芳闻讯奔回家，发现公公已经凉了。家人估计，他是正要下地时猝然去世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上。周作人的骨灰，没能保存。
他的手迹、译稿和著述留存，正在各处彰显各异的价值。周作人在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今年2月，包含这些对话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今年5月，由周作人手撰、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出现在嘉德2012春拍“唐弢先生藏珍”专场的拍品名单上。
巴金曾评说：“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唐弢的藏书在“文革”中未受冲击，而据记者了解，他的后人目下“比较缺钱”。此次拍品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一是沈尹默《忆鲁迅》手稿——沈尹默后人亦质疑其来源；另一件就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
开拍前，周吉宜代表周家后人致嘉德公司以律师函，指认手稿为“文革”抄家中丢失的物品，要求停拍，物归原主。但嘉德公司要求周吉宜提供证据——相关的抄家清单或确权证明。
周吉宜说：“文革时红卫兵抄我家，实际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公然入室打砸抢，哪里有人给开清单？我目前拿不出‘确权证明’。我问嘉德为什么不要求拍卖者提供合法性证明，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行业惯例。这真让人难以理解。”
这份手稿最终以184万元落槌。
周吉宜告诉记者，手稿被查抄之前没有外传过，他小时候也曾见到大人们就鲁迅与祖父的不同风格谈论过这份手稿，何以落入他人之手，又为何拿出来拍卖，这是他想要弄清楚的。
就在本文刊印之际，周家的起诉书正在递往朝阳区人民法院。同时，周家在申请商务部的回函。
“铁的温雅”
八道湾在北京旧城的西北角，11号周寓是一个低洼所在，从外院过二门后要下四级台阶才到里院地面。二三十年代，里院有棵很大的白杨，哗哗作响，在友人眼里，“好像在调剂寂寞似的，院子里老觉得是秋天。”院子里还有一棵大杏树，开花季节，周作人每从树下过，却不知花开，鲁迅说他“视而不见”。
这是周家变卖绍兴祖产购置的院落，三房共有，周作人住里院。梁实秋记：“（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
这斋名由雨漫书房而来，后也称“苦茶庵”。1937年北平沦陷后，坚留在八道湾的周作人改称它为“苦住庵”。这本有文人雅意的“苦”字，竟缠了他一生。
文人喜闲章，拈几枚来看：一方印“江南水师出身”；一方长方形寿石章“忍过事堪喜”（杜牧诗句）；常用一方曰“知惭愧”；八十岁刻成“寿则多辱”。
周櫆寿生于1885年，是大清朝气数将尽、西潮新学勃兴的年代。追随年长4岁的兄长周樟寿（树人）从绍兴到南京，又到东京，櫆寿更名“作人”，先学海军，又习建筑，由翻译入手，渐入文坛。借张中行所见，“四部九流，无所不读，尤喜笔记，旁及谣谚、笑话”。
借钟叔河评语，“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训论衡，狂言笑话，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中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
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杂，是想了解‘人’。他读书的诀窍有三：勤，实是谦词，不妨说是‘上瘾’；快，由勤而来，看多了，懂得分辨吸收，必然快；善记，说到某书某处，仿佛刚刚读过。”
周作人通日语、英语、古希腊语、世界语；与章太炎一起学过梵文，仅听两课就停止了；有意学习俄语，未如愿；欲学法语，被鲁迅劝阻，“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兄弟俩早年的译介，既为理想，也为谋生，“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
周作人还记着：“他（鲁迅）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寿棠）赶来劝开了。”
从东京到北平，从“新村”里的武者小路实笃，到北大的故友新知、弟子学生，到新中国与他交道的编辑文人，许多人描写过周作人的“样子”，指向大致同一。而到了1960年代，来访者望之：“一看，就是斗争性不强。”（未完待续）
（附记：本文参考《周作人自选文集》、《周作人年谱》、《审讯汪伪汉奸笔录》、钱理群著《周作人传》、止庵著《周作人传》、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回望周作人》系列丛书。）
李宗陶，《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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