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和平”底牌与张季鸾香港谈判的夭折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4）


　　（续前）“和平”底牌与张季鸾香港谈判的夭折

　　张季鸾是报人，但是，从1938年1月起，张季鸾即受蒋介石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蒋的高级智囊。1940年7月2日，蒋介石收到张季鸾的报告，当日日记提醒自己注意研究“敌阀求和之诚伪”。几天后，蒋复函张季鸾，指示谈判机宜，日记云：“敌方间接求和之心虽切，然其方法与政策，仍毫无变更。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甲、谈政策，不谈条件。乙、谈情感与利害而不谈权利、得失；丙、对于中国人心之得失，应令特别注意苏俄对华之宣言（放弃在华特权）；丁、放弃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戊、汉口租界提前取消。己、内河航权应取消。庚、青岛与海南岛完全交还。辛、热河先行交还。壬、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癸、天津与上海租界定期交还。子、保障问题。丑、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前文已述，日军自山海关至北平的驻兵权，为清末《庚子条约》所规定，1938年萧振瀛与和知鹰二谈判时，蒋曾同意保留。但是，这里蒋却明确要求日方放弃。此事表现出，在与日方谈判中，蒋的妥协性逐渐减弱。此后，蒋介石在与张季鸾会面时又不断指示，其7月19日日记云：“季鸾来谈，敌阀野心如昔，毫未改变。”、25日，张季鸾再来，谈东北问题以及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事。、蒋日记云：“敌在华之工厂与营业，各项商民之处置，敌非万不得已，决不愿撤退也。”、显然，这是蒋与张讨论中的议题。

　　1938年10月，和知与萧振瀛的谈判因蒋的刹车停止后，和知继续寻找和重庆方面联系的线索。1940年8月，和知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其内容无异乞降，此为从来所未有”，蒋介石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他与张季鸾讨论，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形势，谋求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但是，他很快就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越幼稚毒劣，应即切戒严防之”。13日，蒋介石发表《“八一三”三周年纪念告沦陷区民众书》，盛赞淞沪之战中国军民的英勇表现，中云：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伟大的历史，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有至大至刚的民族正气；我们在沦陷区的同胞们，要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版图，决不会放弃寸地尺土的，要知道敌人有必然失败的道理，更要知道我们前方后方的军民，都在加紧努力来迎接这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将这篇文告的发表看成是对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对自己的警策。日记云：“余于八一三纪念日告民众书，仍以光明正大态度痛斥敌军之凶暴，激发同胞敌忾之精神，发挥殆尽，此为对敌当头一棒，冀其有所觉悟，勿敢轻来尝试也。自后对余之认识或能更进一步乎？否则，不仅不能使之醒悟，而且反中其软化利诱之计，更不可为计矣！这段日记表明，蒋已经意识到，自己既要抵挡日本的军事进攻，又要谨防日本的”和平“诱惑。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概每个月都会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条求和消息。为了确定谈判”底牌“，蒋介石命张群等人开始起草一份文件，参加者有张季鸾、陈布雷等人。至8月下旬，文件定稿，题称《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该文包括《建国原则》、《对敌策略》、《平和条件》等内容，其《对敌策略》总原则为：保卫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作战媾和之实际策略以度德量力为依归。下分五条：

　　1．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神圣不可侵，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自由之确保，为国家民族存亡、主奴所关，故必须牺牲一切，长期抗战，以求其贯彻。

　　2．利于长期抗战，而不利于迅速反攻，此量力之义也……确保长期抗战之实力，巩固全民族救亡自卫之精神，由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疲困敌人，逐渐减少其”力“的方面之优势，而增加其”德“的方面之弱点，以期敌我间之形势逐渐于我有利，以终达作战目的之成功。

　　3．不论时间如何长久，环境如何困难，必须贯彻成功，不容中途自馁。惟作战为现实的问题，必须自定最大限与最小限之成功条件，衡量彼我，根据事实以为运用。

　　4．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要求。

　　5．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

　　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

　　以上五条，其最重要之点在于将抗战成功分为“最大限”和“最小限”两种。必须在保证“最小限”，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时才能开始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关于《平和条件》，《纲领》分《理论原则》与《具体条件》两方面。其《理论原则》规定：1.日本必须真实承认中国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2.此次议和之后，期成立平等互尊之新关系。3.日本须放弃过去战前及战时对华不友善之政策及宣传。4.除东北悬案另作专案解决外，其余一切有损中国主权之事实，皆须彻底纠正。

　　《纲领》中有一部分为《坚持之件》，共8条，其中关系重大者为1－4条及第7条。

　　1．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应限期完全撤退。河北及华北部队，应撤离河北及察哈尔省境以外。

　　2．凡所占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与沿海及海上各岛屿，应完全定期交还。

　　3．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销，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与契约，一概不能承认，并不能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上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

　　4．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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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须于和约发表时，同时自动声明且有定期之实行。

　　在上述各条旁，有注称：“8月31日张携港之件”，可见，这份文件是为张季鸾赴香港谈判准备的。

　　8月25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日记云：“和战要点：一、打破敌国侵略灭华政策；二、消灭敌人优越奴华心理；三、恢复中国独立自由地位。和战方针：甲、以基本条件为标准；乙、以不失时机为要旨；丙、国际期待为下策。”26日日记再云：“一、我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二、我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议决裂。三、敌人有求于我，国际上、地理上、经济上、军事上，皆非我合作不可。四、敌有惧于我。甲、领袖权威。乙、革命精神。丙、三民主义。”29日，再次与张季鸾、陈布雷会晤，拟定“最低限度”条件，指示交涉时，应持坚决态度，“对条件不可迁就”。31日，张季鸾飞港。但是，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改变主意，日记云：“敌寇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如何而望其彻悟与和平？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轻易言和？”9月1日，蒋介石命陈布雷起草致张季鸾函，有所指示。陈因当日没有飞港班机，改发短电。陈电今不可见，但9月2日张季鸾复函云：“在未得尊电前，即决定不与和某见面。”可见，陈电内容为，要张不与和知会晤。7日，蒋介石干脆命陈布雷致函张季鸾，要他从香港回来。

　　张季鸾8月31日抵港后，即得悉“桐工作”的有关情况，感到日方“愚昧凌乱”，“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此前，和知曾告诉张季鸾，日本政府将收回军方的对华谈判权，另作准备，又托人带话，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员，其他无大问题。9月1日，张季鸾召见和知的助手何以之，要何转告和知：1.日本政府如准备自办对华交涉，“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劝彼亦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2.“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此后，张季鸾即利用和知，以“桐工作”中的问题反对板垣，制造日本内部矛盾，同时则抬高身价，拒不与和知见面。9月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弟意非和氏有东京敌总部之新意见，决不与之见面。”次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张季鸾命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诚意，见我何用！”

　　尽管张季鸾拒绝与和知见面，但是，他内心还是希望继续维持与日方的秘密谈判的。9月17日，何以之面见张季鸾，告以和知来电称：已于9月10日在福冈会见东京要员，偕飞南京，与板垣协商，决定以和知、板垣为核心，办理对华交涉，将再飞东京，取得正式委托，然后南来。同日，张致函陈布雷，要求代为向蒋请示，“是否在港逗留一见”？17日，蒋指示可“在港静候”。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失去耐心。20日日记云：“和知求和迁延之原因，其必待敌军侵越时来见有所要胁。”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对张季鸾等“无方而好事”的批评。同日，陈布雷即致函张季鸾，要他结束在港工作，立即回渝。不过，张季鸾仍然有自己的想法。日本方面一直宣传愿与中国政府谋和，他要“试验”其真伪。23日，张季鸾致陈布雷函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汉奸当然取消，二也。”可以看出，张季鸾与陈布雷的“微有不同”在于，张相信日本可能有“若干诚意”而陈相反，显然，陈的态度反映蒋的观点。

　　9月24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遵嘱结束在港工作。25日，张季鸾与何以之“最后晤面”，告以一两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许可和知通信一次，本人亦当“拚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谈话中，张季鸾并按照陈布雷来函指示，通知日方，如欲讲和，须有与中国建立平等“新国交”的决心，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要求万不可向中方提出，本人也不能转达。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承认蒋介石比自己高明：“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10月4日，张季鸾回到重庆，其精心准备的与和知的谈判计划终于成为废案。（未完待续）

　　杨天石，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