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企图以“和谈”阻挠日本承认汪伪政权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5）


　　（续前）企图以“和谈”阻挠日本承认汪伪政权

　　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松冈对军部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所做的“诱和”工作不满，决定收归外务省掌握和领导。他将这一工作委托给自己的门生西义显和松本重治等人。西义显将希望寄托在交通银行董事长家钱永铭身上。钱是江浙财团的重要成员，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一度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松冈对钱永铭这一人选很满意，夸口说很快就会成功。当时，日军计划南进，从英国和荷兰手上夺取东南亚，急于和重庆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以便拔出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足。

　　同年8月，西义显到香港访问正寄寓在那里的钱永铭，动员他投入对重庆的“和平工作”。钱提出：如果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的状态，日军能够全面撤兵，或许能同重庆进行谈判。他表示，自己可以负责促成宁渝合作，但须请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出面与日方接洽。据西义显回忆，钱当时提出三项条件：1.重庆、南京两政府合并，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统一政府。2.日本政府以中国的新统一政府为谈判对象，从中国全面撤退为推行日华战争所派遣的全部兵力。3.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缔结防守同盟。9月18日，西义显偕钱永铭的代表张竞立等到东京访问松冈洋右外相。10月，松冈签字同意钱永铭提出的条件。不过，后来松冈实际向重庆提出的是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太田一郎所拟六条：1.承认“满洲国”（必要时以秘密文书约定）。2.共同防共。3.撤兵。4.经济提携（作若干让步）。5.治安驻兵（长安三角地带不驻兵）。6.不要求蒋介石下台。

　　松冈洋右除委托西义显外，又亲自致函时在上海，与钱永铭、周作民关系深厚的船津辰一郎，拜托他协助进行。船津曾任日本驻天津、上海、奉天总领事，有和国民党人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10月17日，西义显携带松冈的亲函访问船津。同日，船津访问周作民，说明本人应松冈要求，将去香港活动，周表示恢复两国间的和平也为本人所希望。10月19日，松本重治会见周佛海，面交日方所拟“和平”条件，托周作民转交钱永铭。周佛海的印象是：“与在京所谈判者大致相同，惟完成撤兵由二年减为一年，蒙疆及特定地点驻兵，虽形式略异，实质完全相同。”21日，船津与周作民同船赴港。在港期间，周作民与钱永铭以日方提出的方案为核心，草拟报告与意见书，托因事来港的金城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带回重庆。

　　11月7日，蒋介石研究钱永铭、周作民转来的“和平”条件，大为不满，日记云：“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不过，当时蒋介石正在向美、英两方提出“合作方案”，建立同盟，尚未得到答复，日本方面又准备在11月30日承认汪记南京国民政府，这使蒋介石感到忧虑。他担心德国、意大利会跟踵承认，担心正在和德国拉关系的苏联会对华冷淡，也担心国内民心、军心的动摇。17日日记云：“英美未与我确实合作以前，对倭不使其承认汪伪为宜，此亟应设法运用者也。”18日，蒋决定派张季鸾赴香港，日记云：“派季鸾赴港，作钱、周之答。”

　　松冈洋右除利用钱永铭等与重庆谈判外，又通过德国出面，对重庆政府施加压力。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近闻日自新内阁成立后，亟图解决中日问题，已拟于近日内承认南京政府。日如实现，义（意）、德因与同盟关系，亦必随之，他国或尚有继起者。此于中国抗战，或益加困难……倘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达蒋委员长及贵政府加以考虑，以免误此最后时机。”14日，蒋介石接到陈介来电，认为这是“倭求和进一步之表示”，于18、19两日分别接见英、美驻华大使，告以陈介来电情况，说明日本承认汪伪之举，将动摇中国民众抗战信心，进而影响中国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与军事问题。21日，蒋介石电复陈介：“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若日方以承认伪组织为词，使我与其议和，则彼既无恢复和平之诚意，我方亦决不以此有所措意也。”这通电文，表面上致陈介，实际上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同日，日方宣称，重庆方面如不在12月1日之前与日方言和，将承认汪政权。蒋介石不受威胁，日记云：“此种宣传，只有增加我对英美合作提议之效。盖倭寇宣传，以此为恫吓吾人之计，实拙劣无比也。”24日，蒋介石得到苏联通知，继续援助中国武器，感到宽慰。26日日记云：“如何能使俄与英美合作，此为今日唯一之要务也。”③这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当时所孜孜以求的是与俄、美、英等国结成抗日联盟，与日本谈判不过是为了阻挠其承认汪伪政权，并非根本之计。27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声称已与日方完成“调整国交条约”，与“友邦”内定，只须“恢复和平，确立治安，则撤兵期限，仍践前诺，无所改变”，要求重庆方面“立下决定，宣布停战”。28日，蒋介石得知有此电文，在日记中斥以“为敌寇作伥”。

　　张季鸾到达香港后，即向钱永铭提出：国民政府对于日方诚意仍有怀疑，因为日方宣称，如重庆方面在一定期间内没有肯定答复，就要承认南京政府。对于此类威胁，国民政府“非常不满”。张向日方提出两项条件：1.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2.无条件全面撤兵。张称：倘若日本政府答应履行上述条件，中国政府准备同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11月23日，在松冈外相的力促下，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接受张季鸾提出的条件，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来日，日本政府将延期承认汪精卫政府。其后，钱永铭即将有关情况电告重庆，并请杜月笙携带详函飞渝，要求指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为首席正式代表。27日，重庆拟派许世英赴港。至此，谈判似乎颇有进展，但第二天就发生变化。

　　日本内部的拥汪势力一直很顽强。28日，日本内阁会议由于受到军方和日本派驻南京的阿部信行特使的压力，决定按原定日期承认汪伪政府。同日深夜，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得到东京电告，力谋挽救已成局面，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他立即要求钱永铭电告重庆，必须迅速同意日本的“和平原则”，任命正式谈判代表。同日夜，蒋介石接到钱永铭来电，得知日方变卦，非常愤怒，日记云：“观察敌倭与钱新之所谈及其态度，仍以威胁为主。其松冈外长尤为荒唐。无论文武人员皆不可理，若一交手，即以卑污恶劣狰狞之形态毕露。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焉能不败哉。”他决定通知钱永铭，对日“决绝不理”。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的第一反映是“东亚战争不知延长到何时方能结束”，第二反映是：“我促英、美、俄更进一步之表示与助我，此其时乎！”同日，松冈洋右致电钱永铭，表示愿继续与重庆议和。12月1日，钱永铭和张季鸾分别将有关情况转报陈布雷，陈的强烈感觉是：“敌之狼狈失态，可谓无所不至。”“松冈之可笑，洵无以复加也。”⑤12月3日，蒋介石读到陈布雷摘录的钱、张报告，愤怒地在日记中对松冈写下了“仍想继续欺诈，恶劣极矣”的考语。

　　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使蒋介石忧心忡忡。1940年12月1日，蒋与其宣传干部研究“如何能安定民心”，夜不能寐，自称当夜只熟睡了三个小时。次日，他在“国父纪念周”上报告，说明这是近卫内阁的“自杀”行为，自感“颇费心力”。其实，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对当时的政局、战局并无多大影响，蒋介石过于紧张了。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组、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芃生讯问。如果不能利用为反间，则应拘留，不许释放。”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

　　日方求和，蒋介石主动刹车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同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如前述，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这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外，立刻下令终止谈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1939年，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与中国军统人员谈判，力图面见蒋介石。这是两位和中国有过特殊关系的日本人，在他们后面，又有日本“主和”人士头山满和近卫等政要的支持。最初，蒋介石对谈判持有兴趣，宋美龄、戴笠都先后到港指导。但是，欧战的爆发使蒋介石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途径和希望，因此毅然采取决绝态度，禁止军统谈判人员再与小川等来往。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同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右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谈判，都是日方求“和”，蒋只是被动应对而且都由蒋主动刹车。在谈判中，他的态度逐渐坚决，条件逐渐提高，是日渐强硬而非不断软化的。

　　蒋介石思想中的战、和矛盾存在过很长时期。就在蒋介石受松冈洋右欺骗，愤而斥责日本为“无礼无信之国”后不久，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对敌宣传，使知非由美国或苏、德出而保证，决不能解决战事之意。”“敌次任内阁，如果为海军系联美派出任，使美得调停中倭战事，则和平有望矣。”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访问重庆。居里向蒋提出：本人来渝，常闻传言，某某等秘密对日进行和议，请直率相告。蒋答：

　　自由中国绝对无一人愿与日本言和。倘英、美能继续予以援助，亦决无人表示不满。此间人士皆决意除最后胜利外，他无所求，何言隔〔个〕别之和平！我人已作此最大之牺牲，日本已陷无援助、无希望之绝境，英、美已在精神上、物质上予我以一切援助，故不论日本以任何动人之条件向我求和，而此未成熟之对日和平，余将一律视为中国之失败。余可向阁下保证，对日和议必在英、美参加之和平会议席上谈判之，此外无中国可以接受之可能。余愿时机成熟之时，此项会议由美国召集之，一如召集九国公约之华盛顿会议。惟华盛顿会议时，无苏联参加，深盼此会议亦有苏联一席耳。

　　这个时候，中国虽还在孤军奋战，但已得到英、美、苏三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说话底气足，腰板硬，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和平”幻想的阴影。彻底抛弃“和平”幻想，转过来劝止英、美对日妥协，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彻底胜利，蒋介石的面前还有一段路程。

　　杨天石，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