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对华友好的特殊代表出面斡旋，让蒋介石头疼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3）


　　（续前）面对特殊的日方代表

　　在秘密谈判中，日本方面出面者大多系军部或政府人员，但是，也有个别谈判，其出面者系“民间人士”。例如萱野长知与小川平吉。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小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

　　1938年7月，萱野长知首次到港活动，其谈判对手为孔祥熙系统的贾存德与被孔派到香港的马伯援。同年10月初，萱野再次到港，近卫首相及头山满均派人到港协助，其谈判对手改为军统局在香港的工作人员郑东山。萱野向郑表示：1.目前形势甚迫，但日本政府及人民均不愿战，军部方面，仅少壮军人主战，高级将领则不尽然。如双方能开诚相见，仍不难觅取和平办法。2.宇垣外相去职后，萱野曾向近卫首相请示，和平谈判应否进行，嗣接近卫复电，声称方针不变，仍照前约进行，政府当负全责。谈话中，萱野并以近卫原电相示。和萱野同时来港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松本忠雄则称：萱野年高德重，中国各院院长均为其友辈，必须派能代表中央，并与彼有交谊之大员，如孔祥熙、张群、居正等前来谈判，且须军统局郑介民陪同。经郑东山解释，萱野同意由郑介民来港商谈。10月15日，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兹事关系重大，该员所请先派郑介民秘密赴港试与商谈一节，是否可行，理合转呈鉴核。”蒋介石没有批准郑介民赴港，戴笠遂决定由杜石山与日方联系。杜石山，亦作杜石珊，广东兴宁人，早年留学日本，为士官生，娶一日女为妾。民国初年曾出任统领，后长期息影香港。抗战爆发后经曾政忠③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杜石山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由戴笠领导，目的在收集情报，因此，与日方交谈中的许多言词均虚假不实。但是，戴笠曾多次书面向蒋介石汇报，因此，我们可以从留存档案中窥知谈判的真实情况。

　　据萱野向杜石山称，近卫首相曾屡次致电萱野催促，萱野则仍坚持要求郑介民迅速到港。他说：“中日事件，如久延不决，于日本固有重大祸害，而中国之不利，则尤甚于日本。”“现日本当局，灼见及此，深愿和平解决。其整个决策，为积极求和，不得则继续军事行动，并从事第二伪中央政府之产生。中国似应趁机派员来港接洽，以无条件、无理由之和平解决。”其后，萱野又直接打电话给杜石山，声称拟与郑介民先生进行之事，已与近卫首相、头山满、宇垣大将、有田外相、荒木大将等疏通妥当，近卫并已奏准天皇，定期停战，请迅速督促郑介民来港晤商。12月9日，戴笠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蒋仍无批示。1939年1月6日，萱野回日活动。

　　蒋介石不能长期不理萱野长知这样和中国革命有过密切关系的日本友人。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杜石山称：“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杜石山收到此电后，即电邀萱野返港。3月10日，萱野返港，告诉杜石山，他回日后遍访朝野要人，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有田外相都了解蒋的“伟大”，头山满准备亲自来华与蒋会晤。中日之间应当“平等言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和平的基本原则为：甲、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和平宣言；乙、由中日两国政府各派遣大员会议于约定地点，议明逐步退兵、接防之日期。丙、至于防共与经济提携问题，重在实事求是，以便互相遵守，而奠中日共存共荣之大计。④12日，萱野提出，双方政府代表可在军舰上见面。3月16日，宋美龄到港指导谈判。②17日，萱野、柳云龙、杜石山商讨条件，最初为九条，后经修改，定为七条：1.平等互让。2.领土（完整）主权（独立）。3.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4.撤兵。5.防共协定。6.经济提携。7.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关于满洲，另议协定。宋美龄对七条、九条都有意见，批评说：“此种条件，何能提出于国防会议耶！如能办到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当时时记住。蒋先生可以提出国防会议者，即可成功。”18日，杜石山等将七条电告蒋介石。⑤杜在电文中劝蒋在汪精卫“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作出决定。19日，蒋复电命继续进行，同时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删。“关于”防共协定“，宋美龄及蒋介石都表示，可以密约办理。

　　3月29日，小川平吉到港参加谈判，行前致函萱野，说明此行得到首相平沼、外相有田、陆相板垣及近卫、头山满等人支持，受命来华情况，要求蒋介石派遣”有权威之代表“到港谈判。小川到港后，命萱野转交杜石山亲笔函一件，内称，日本政府尚未确认蒋介石有和平诚意，”最良之方法则为代表的要人之派遣“，又称，日本要求国民政府改组，而国民政府认为不可能，他本人有一打破僵局的方案，但该案”内容极微妙，而须秘密，非亲见蒋委员长或其心腹的要人不能尽其委曲“。4月初，戴笠到港，向军统局在港人员指示：“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使于短期内成立。”同月2日，戴笠致电蒋介石云：

　　中央于此次小川来港之机会，可否密派一绝对可靠而与小川认识，且在现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员来港，与小川晤谈，藉以刺探对和平之真实态度。如此事钧座认为绝不可行，则生处可设法令杜石珊置之不理。是否如何，谨乞鉴核示遵。

　　4月3日，杜石山也电蒋催促。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出现对战和问题的思考。

　　4日日记云：“吾人必须苦撑一年，必待倭寇筋疲力尽，方得有和可言，此时决非其时也。”

　　5日日记云：“如有以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声明为和平根据者，即为卖国之汉奸。”

　　6日日记云：“敌求和之急与其对俄屈服之情状，可知其图穷匕见，应付之方应特别审慎。”“对敌宣传：甲、须由倭王下令撤兵；乙、恢复七七前原状后谈判。丙、取消东亚新秩序声明；丁、太平洋会议。”

　　4月8日日记云：“对记者发表，在东亚新秩序声明之下，绝无和平之可言。

　　4月14日日记云：“倭派小川探和，以平等互让、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点为原则，而不言行政完整，可笑。”

　　以上日记足证，蒋介石当时并无与日方议和的想法。不过，这时候，蒋尚未决定如何对待小川。4月9日日记云：“对敌探小川应否回复？”10日日记云：“对小川策略应速定。”

　　可见，这时候，蒋尚在研究思考中。

　　小川在向蒋发出第一函后，又于4月10日再次致函蒋介石，声称“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幸有以教之”。13日，蒋介石复电称：“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致意也。”马伯援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总干事，虽是日本通，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从未担任过重要职务，顺便委托这样一个时在香港的“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与小川周旋，说明蒋意在敷衍。

　　对与马伯援接谈，小川尚未来得及表态，马即于4月14日突然去世。21日，萱野、小川二人与杜石山见面，严厉批评杜向蒋报告不够详尽，声称马即使不死，也非讨论“秘密大计”之人，如居正、孔祥熙不能来港，则应与蒋先生直接晤谈。萱野、小川称：与中国方面约定大计之后，即可赶程归东，报请政府，恳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藉天皇之谕旨，压服一般军人。现在王克敏、陈中孚、温宗尧、吴佩孚、汪精卫等均与日方已有联系，力量不弱，如不从速约定，乘机解决，则在王、汪等人的谋划根深蒂固之后，吾人虽欲爱护国民党，亦恐难以为力。二人不无情绪地埋怨说：“待命日久，仍无消息，似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此应请蒋先生乾纲立断，速下决心。想多年相知，必不致难为老朽也。”同时，日方则积极宣扬，如在5月10日前不能得到和议的复函，即在江汉地区成立伪组织。

　　军统人员面对萱野与小川这两个自称与蒋“多年相知”的“老朽”，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转报蒋介石，声称“小川翁既以垂暮之年，奉命前来，其诚意可嘉，其爱我尤切”，要求蒋指示马伯援去世之后的继任人选及应付小川等人的办法。4月24日，蒋在日记中明确写道：“拒绝小川等之求和。”5月11日，蒋介石制订“和平前提三原则”，其内容为：甲、以九国公约为依据。乙、以英、美、苏、法共同调解下，尤须以英、美二国为保证，恢复和平。丙、必先恢复七七战争之前状况后再谈和平条件。15日，蒋介石继续研究欧洲局势，认为如国际民主阵线胜利，则中国亦可获最后胜利，“故我国之决胜时期，仍取决于国际战争之结局，而抗战到底，不与倭敌中途妥协，是为独一无二之主旨”。这就说明，蒋在思想上再次坚定了抗战路线。这以后，国民党人员虽仍和小川等继续接触，但属于虚应故事了。

　　5月11日，小川通过杜石山再次致函蒋介石，叙述自己多次“援助”中国，卢沟桥事变后与近卫首相商量收拾时局办法，以及与头山满组织主和团体等经过，要求蒋介石“当此难关，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函称：“如蒙幸领鄙意，愿派遣要员来港商议，倘足下以仆之赴渝为便，仆应偕萱挺身赴渝，面聆大教。若不然者，则仆即去港归国，一任局面如何恶化。”16日，重庆方面派专机取走该函。21日，蒋介石指示：“杜石山绝不准与小川来往”，同时命将小川原函退回。27日，杜石山遵命办理。其情况，据戴笠报告：萱野除叹息外，默不一言，小川则莞尔而笑，并调侃说：“仆此行，诚不出板垣将军之所料矣。”他告诉杜石山：板垣认为，蒋先生自西安事变后，受共产党之计，实行抗日政策，日本虽欲和，而蒋先生不能和，因此不希望自己以老耄之年，徒劳往返，自己曾十二次提出意见书，才得到板垣批准，现在“所提条件，不蒙明察，辜负余心，是板垣将军诚有先见之明。乌呼，岂非天乎！”二人决定于6月2日离港。

　　萱野、小川都是曾对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人，背后又有头山满及日本政要支持，因此，蒋一度对谈判有兴趣，宋美龄到香港指导即是明证。蒋介石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下令中止谈判，其原因在于欧战爆发，蒋介石由此看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和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积极调整国际战略。1939年4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必使欧洲战局扩大至远东，且使包括全球，如此，则英在远东势力勿使为倭或俄乘欧战之机，取得渔利。”同时，他也看到了日本经济能力的严重不足。自记云：“余已催英与俄速订军事同盟，使俄、倭对欧战不能旁观坐大，而倭连日五相会议，对欧外交政策举棋不定，然其最后必实行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以其军阀之嚣张，如倭王不准，则有革命之可能也。至其对我国，一面恫吓，一面求和，犹想从中取巧，未知其经济尚有支撑二年之力否？此次小川等求和，余拒绝之宜矣！”

　　萱野、小川在香港除与杜石山等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张季鸾答称：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共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苏诸朋友，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中共，张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战后之中国完全根据三民主义及法律处理一切，即凡不违法之人与事，皆可承认。”对张季鸾所言，小川不能反驳，只能苦笑。

　　小川决定离港后，于5月27日约曾任驻日领事的罗集谊谈话，表示愿在行前与张季鸾一晤，张拒绝不见。5月30日，张季鸾致函蒋介石称：“小川个人未必无诚，但在敌方并无正式好的表示以前，政府断不可派人来谈。炽虽在局外，亦当拒不与见。”不过，重庆方面并未对小川等采取决绝态度，双方始终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直到1941年6月。有关情况，我在《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一文中已有论述，兹不赘述。（未完待续）

　　杨天石，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