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革革命……——《红岩》作者与文革（4）
（续前）罗广斌的出狱问题不讲，重庆文联文革中的许多事就说不清。
重庆在1949年11月27日发生的军统集中营大屠杀，是重大历史事件。罗广斌是白公馆监狱刑余留下之十几位难友之一，也是他们出逃的牵头人。建国后面临血腥屠场，全市全国的人都要知道美蒋特务的罪行。于是罗广斌就以脱脸志士身份作狱中斗争的报告，其中也包括他和那十几位难友（有老人、妇女和两个小孩）的成功越狱。对罗广斌来说，宣讲是革命任务，在重庆这还是持续升温的教育热点，重在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势必要有所取舍，有所渲染，力求生动具体，往“信”的方面讲；积累的效应就是越讲越信。
1955年，白公馆的看守长杨进兴（即“奇怪的贫农”）落网，随后就捕的还有军法官张界，特务行动队长漆玉麟等。再加徐远举虽是在昆明被捕，相当长一段时间却是关押在重庆白公馆里交代罪行。他们所交代的“血染白公馆”罪行，却和罗广斌的说法有些不同，都说罗是他们放了的。当然他们是特务，想减轻或掩盖罪行，但毕竟是多人活口，异口同声，又有档案资料可作佐证。公安局就对罗广斌的越狱故事不那么信了。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公安局开始从“疑”的方面去查。
《红岩》出书后，著者声誉日隆。日本共产党的一位书记访问重庆，当面向任白戈提出要邀请罗广斌访问日本。市委知道，公安局方面对罗的越狱说有所疑。于是公安局就成立了以公安局副局长秦世杰为组长的专案组，这是一个秘密的不与当事人见面对证的专案组，越查越疑，疑了就悬着，于是罗广斌作为作家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在政治上更加不受信任，出不了国。
这种疑，我作为文联照应作家的“业务组长”，多少有点感受。如三线国防工厂请罗广斌、杨益言去作报告，他们前脚走，后脚宣传部就叫我给厂里打电话，通知厂党委说：他们作了报告就行了，不必让他们到车间去参观。显然这是“保密车间”要对他们保密。我就觉得有点蹊跷。这样的电话，叫我打一回，还没得啥子，叫我打的回数多了，我心头就要犯疑了。罗本人当然不会一点没有察觉。造反后他揭露起“黑市委”对他的政治歧视和迫害。也是举了很多例，讲时很动容的啊！
“越狱”与“出狱”，一字之差而己。但若各取一端，往不同方向走，差距就渐行渐远了。公安局专案组要为罗广斌的出狱作结论，就查了同时出狱的十几人，这十几人在军统档案中全都是“拟释放”，释放的原因各别，姑不具论。反正罗广斌是绝对不会被杀的，因为发生“一一?二七”大屠杀的当天，罗广斌的父亲罗宇涵，罗广文的参谋长林茂，就坐在城内行辕二处徐远举办公室里，准备接罗广斌。徐远举打电话到乡下（即“白公馆”），杨进兴答：“已经放了！”据罗宇涵写给他女儿的信，他是确知罗广斌已出狱之后，才回成都的。1949年冬天，罗广文正率领着五个军拱卫重庆，罗广斌是他交给徐远举去“管教管教”的兄弟，当然不会被杀。徐远举这样的供词从来没有改过口，在拍电影《红岩》的时候，罗广斌和导演水华、演员于蓝等去秦城监狱见徐远举，徐当着罗广斌和文艺界人士，也是这么说的。还有其他的军统头子，如沈醉与郭旭，均持此说。郭旭的文章还刊登在了文革前就出版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
一边从疑，一边偏信，各在其轨道上跑着不作交汇。1967年春有公安造反派的“钢鞭”出来，当然就非常骇人听闻了。重庆文联文革小组就赶忙写了四张大字报：一、《罗广斌是个好同志》；二、《不准诬蔑革命作品〈红岩〉》；三、《一?四事件说明了什么？》，四、《谁在破坏革命大联合》。文联入“牛棚”的几个党员干部，就被指令成天抄这四张大字报，以便四处张贴。
然而这纸筑的“防波堤”挡得住什么？
就在我们抄写大字报期中，那天突然听到外面闹哄哄的，才听说是军事院校联络站的来抓罗广斌了。罗广斌走出来，没有捆绑，也没得哪个抓他的手，穿了件风衣，是自己走的。一群人走出去了好一阵，文联文革小组的人才想起去追，郭清他们追出去，车子早已开走了。过了几天，我们在继续赶抄大字报中，就听到了“罗广斌之死”。
像我们这样夹在中间，“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入棚者，真是有些惊诧莫名。还没等我们问个究竟，杨益言和刘德彬就已经逃离重庆上北京告状去了。文联文革小组无形中解体，“组长”郭清仍然每天忙他的炊事工作。内外配合的再夺权就在重庆文联上演了。内是吕亮、徐靖等人成立了个四人“尖兵战斗队”，外是据说由徐靖的丈夫雁翼组织策动，一支打着“工农兵文艺造反兵团”旗号的人马杀入文联，来人中有兵工厂的兰艰，消防器材厂的龚联建，财贸的江国源，交通局的杨健和曲艺团的“轻骑兵”等等。这是文革中重庆市文联的第三次夺权，第一次是工作组，第二次是罗广斌、杨益言，第三次是“工农兵”。
“工农兵”一来，就搞了个“跪满堂红”，下马威，把文联的全体“黑帮黑线”人物全弄出来跪倒，“向毛主席请罪”——除了“尖兵战斗队”的四个人和工人以外，文联全体干部（包括跟着罗广斌造反的非党干部）都弄来跪倒。跪了一坝。
他们和“尖兵战斗队”一起，对文联进行了“反夺权”，砸了资料室，后来才晓得，他们中间有人是想找原版《金瓶梅》，插图本《金瓶梅》。他们听说只有多少级的干部才能买得到，就把邓均吾找来逼，要他交出来。但是邓均吾没有。他们有人私下里提到想看《金瓶梅》时还说了句很精彩的话：“要骚大家骚！”这些“工农兵”文革前都跟我们是熟人，见面都喊我“杨老师”。我也不怕他们。他们在会议室，坐到沙发上，有人开玩笑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沙发者，我们的沙发，我们不坐谁坐？”我就说：“沙发坐烂了，我们不修谁修？……我们都是坐这个沙发变‘修’的哟！”
杨益言和刘德彬上京告状后，“工农兵”和“尖兵”对他们两个发了《通缉令》。革联会又组织在文联召开了批判“罗氏三家村”的大会，把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称为“罗氏三家村”，第一个发言的是徐靖，她作了个长篇发言，讲“罗氏三家村十大罪状”，一条一条地诉说。我也在会上发了言，按照毛泽东“两个批示”的调子，批判罗广斌他们是重庆文联的“裴多菲俱乐部”。最后郭清也发了言，他是罗广斌推出来当文联造反派头头的，其实他根本不起作用，大权都在罗广斌他们手里。这时候看部队支持批判罗广斌，他只好站出来表示与罗广斌划清界限。
这时两派对立越来越尖锐，一派要保夺到手的权，将反对派打成反革命；另一派要声讨夺权派镇压造反派，搞“资本主义复辟”（包括害死了罗广斌）。中央文革就得准备开会，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罗广斌问题是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于是对立两派都赶紧收集材料，写调查报告。砸革联会一方是以杨益言为主，成立“两江纵队”、“红岩兵团”等调查组，在北京到处作报告，出战报，声势颇大。革联会一方也就相应成立了个调查组，文联“尖兵”派出的是人事干部郭福田，但事涉“文艺黑线”，得有懂文艺的人参与，便又把我调进作一个不列名的成员。我为此曾两次被对立派抓，所以调查组只叫我作案头工作，写调查提纲，写批判文章，而管材料、上报开会等，一律由郭福田出面。
结果就有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的《红十条》、《红五条》下来。四川方面是刘结挺、张西挺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定为“左派”，回四川掌权。但罗广斌问题，却使重庆砸革联一方丢了分。说来倒也简单，那就是江青将《红岩》改来改去，总不能达到她期待的效果。因为作为一部以党史题材而创作的小说，有它质的规定性，无论你怎样的剪裁嫁接，都无法恶紫乱朱。编来编去就变了，重庆既是工业城市，最好是由工人革命领袖来完成解放重庆，于是就另塑造一位工人党员，姓赵，由他和江姐、双枪老太婆一道攻破了军统集中营。样板戏的戏名也因此改了，叫《山城旭日》。谁知越改越不像，非驴非马。大概又听说了罗广斌自杀的消息，怀疑他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江青就宣布废稿，把这个样板戏组撤了。
一年之后，在中央首长“三一五讲话”中，江青又有了这么两段话：一、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有人为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二、因为一个戏需要调查，华蓥山我作了调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况很糟，叛徒太多了。
以后的罗广斌问题，基本上就是按江青这个“指示”为框架去内查外调的，也是文联文革中后期搞“斗批改”的一项内容。
我去北京是两次，头一次是八一五派组织的，第二次是以市革筹政工组的名义组织的，当然也是八一五派。我们到北京去有一批人，有重大八一五的一个老师，好像是天津人，他有关于罗广斌案的全套照片。有曲艺团李敏康，徐勍——他们搞了个批判罗广斌的巡回展览。还有重庆政法学院的，有个姓刘的教授，他们去秦城监狱提审过徐远举，了解罗广斌当年在狱中的情况和怎么出狱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调查罗广斌与“文艺黑线”的关系，找周扬、林默涵、袁水拍这些人调查，还找汪曾祺、阎肃调查过——他们改编京剧《红岩》，跟罗广斌有来往，也晓得江青对《红岩》的意见。
我们还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因为杨益言在《红岩战报》发表了《分歧何在》，并在按语中说是他们早就抵制过夏衍，同“文艺黑线”作过斗争，北影厂支持我们的一派马上就翻出了当年杨益言写的信——恭维夏衍执笔的电影《烈火中永生》剧本，信中有“夏公神笔，又快又好”之类的话，我们就用来证明他们所谓跟“文艺黑线”作过斗争是假的。
我一般不敢露面，有一回在香山我还遭对方的人抓到了，好在有重庆建院两个学生一直跟着我才得以解围。在重庆也有一回在街上被抓到，皮夹克都遭撕破了……
罗广斌之死可要复杂得多，至今也还有人心存怀疑。因为罗广斌是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炼狱里都没有死，何以会自杀？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回顾文联文革时，要郑重剖析这一案例，他的非命当然不是因为写了革命作品或毒草作品，而是被拖入了文革战车，在“革革命”中把自己“革革”掉了。
罗广斌被抓走之时，我和张继楼等人还在成天被押着抄写《罗广斌是个好同志》，几天后听到罗的死讯才停笔。如实地说，知识分子胆小，最怕出现无政府状态和暴徒专政。罗广斌文革小组执政期间，文联是头戴军帽，手提皮带的闯将们在进进出出，我们又是被宣布为“黑帮爪牙”的人，如同法国大革命中“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所以罗广斌死了，“工农兵”杀进来，全市又有解放军主持的革联会的成立。我们是愿意就此遏住乱源的。当时我也把罗广斌造反，当作重庆的一个乱源在看待。
关于罗广斌之死，重庆先后成立过几个专案组，从不同侧面进行调查，结论都一样，不存在他杀。档卷俱在，有关细节就毋需人再去饶舌了。但无论对哪个时期的专案组，我都提出：罗广斌死前写下过一封“给江青同志的汇报信”，题目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十分重要。信写得很恭整，1967年时谁敢截留？是上交了的，但重庆留有副本。文革后要给罗广斌平反，组织了调查组重新调查他的死，有人提出他的死不是自杀，调查组找我，我就说，你们只要把罗广斌给江青的信找来看看就行了。如果那封信是假的，那是他杀无疑，如果信是真的，是自杀无疑。我这样一说，他们都不表态了。
由毛泽东发动，由江青当“旗手”的文革，是一场民族浩劫，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全面而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罗广斌的悲剧，就在于他跟着江青造反，为时虽不到一年，给重庆，给小小的文联，所造成的灾害性影响十分深重，他自己也不幸身殉。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罗广斌给江青所写的那封汇报信，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半个世纪过去，应该披露得了。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命”就是全面地分析文革，科学地总结肇乱之由及其教训。这是纠正左倾错误，把严重混淆颠倒了的敌我和是非再理顺回来的需要；是按实事求是的原则撰写党史、历史的需要。同时，也是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只有这样做，才能恢复被这场内乱大大损害了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其中也包括《红岩》作者罗广斌的应有评价和声誉。
清查“五一六”、“三老会”，文联还清了杨益言他们到北京的活动，跟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有些什么联系。那一次也把杨益言的一些历史问题查清了，他自己以前说的被国民党逮捕后坐过老虎凳，也查清了没得那回事。他说出狱是李宗仁上台后国、共和谈释放政治犯时放的，也查清了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地下党通过民盟开了释放名单，分别由特刑庭开释，并没有他，他是家里有个哥哥在某区警察局派出所工作，家里人卖了一百担谷子，花钱把他保出来的。其实他抓进去以后就已经查明了并不属于“共案”。他那阵连地下党的外围成员都不是。
口述者附记：2012年5月—6月，根据何蜀整理的记录稿，又作了一次通阅和校补。时口述者年八十。
杨世元口述《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节选，网刊《昨天》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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