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国共首次合作破裂罪责并非蒋介石（上）

杨奎松先生的近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系旧作新述，距初版时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间隔已近20年。这20年，对于中共党史学科来说，是从政治的宣教之学向历史的研究之学进行学术转轨的重要时段。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已有了巨大分化，史观的开放，史识的通晓，史料的丰富，史源的扩展，与当年都不能同日而语了。但作者仍称：自己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原书在基本史实的研究叙述上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作为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历史学者，旧作在经历了这20年的学术发展之后，依然还能够站得住脚，这实在是令人欣慰和值得自豪的事情。

自从斯大林创建了《联共（布）党史》的著史模式后，就把党史功能定位为灌输意识形态的政治教科书，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它所要反映的不仅仅是党的事业的成功，更是要强调领袖个人在党内斗争中力挫群雄的胜利，以渲染和表现领袖的光明伟大、英明神武、力挽狂澜为职志。在这类编撰者的笔下，历史被蒙上了意识形态的神学外袍，是单线条发展的，没有偶然，没有侥幸，没有它因……所有的成功，“仅仅是由于一个伟大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和原则”。这种情况，中共党史学科也概莫能外。事实上，中共党史上长期形成的许多历史结论及其表述方式，最早出处也都是来自莫斯科的。

中共执政以后，中共党史学科即列为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课程之一。虽然从业者达数万人之多，但俱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不能也提供不出新的知识价值。在“文化大革命”的现代造神运动中，党史成为“两条路线斗争史”，任意涂改编造，为“大树特树”个人权威制造根据，则更是不堪入目了。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许多党史人物和事件得到澄清，但整个历史的叙述方式并没有跳出旧窠臼，还是支离破碎的。即便是许多皓首穷经的资深党史学者，也不能跳出教科书之外，按照事实本相论道问学。虽然各种版本的党史教科书比比皆是，基本是大同小异，内容甚至标题都是一样的，看过一本就等于是看过全部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命的悲哀。所以，就学科体系而言，党史的声誉是最差的。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党史几乎就是神化和谎言的同义词。

作者是大陆少数最早具有学术自觉性的学者，从该书的写作思路中，就可以看到其不同凡响的问题意识。该书冠以“中间地带”之名，即是以世界大格局的眼光、政治地缘学的角度，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内外互动关系上，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演变路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如果没有苏俄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的努力，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传统党史上所一再标榜的所谓“独立自主”，则更是无从谈起了。但具体考察起来却殊非易事，在中共的成功道路上，充满了无数的偶然性，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该书初版前言中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环境支配的”等十几个问题，讲的就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的十几个悖论。这些悖论及其包含的各种不测的变量，展现了历史偶然性自由翱翔的广阔天地，至今仍有不断深究的意义。这部书的难得可贵之处，在于它比较系统地梳理出了一条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革命发生发展过程的新理路。尽管这部书在初版时引起的反响并不尽如人意，但它别开生面的价值却是日久弥新，所以作者仍把它列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如再版序中所言：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时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近年来，作者史论俱佳的新作迭出不穷，每每更新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学界反响强烈，对推动中共党史学向历史学的转型有启发之功。溯其源流，《“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一书中入木三分的问题意识和卓越的历史悟性，应该是最初“打出山门”的开山之作。

当年作者的写作，还主要是依据大陆的资料，所以在史料的运用上不免有逼仄之感。现在的史源开放程度大不一样了。作者在台湾、俄国、美国、日本等地，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再与大陆这些年不断公布的相关史料对照，国共双方的情况、中苏两党的情况、中国与美日等国的情况，大体上已经能够形成互证的关系，可以让各方“对簿公堂”了。这样，作者积多年的研究功力，再来修订这部旧书，自然不是简单地补充修改，而是学术上的翻新提高，所以也是完全有理由看作是一部学术新作的。

新版把旧作的30多万字扩展到了50多万字，不仅补充了许多细节，持论也更为公允。凡旧作中表述不太清晰，概念术语不太恰当，史实方面不太准确的地方，在新版中都得到了修订，展现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仅举一例，在旧版中讲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平型关伏击战，歼灭日军数目是一千多人。在新版中，就如实地修订为“打死打伤日军应在四五百人左右”，与八路军的伤亡人数不差上下。

更为重要的是，在旧作的基础上，新版以更为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路脉络的梳理更加清晰了。旧作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为北伐前后国共两党的龃龉，标题是“出乎意料之外”，新作改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旧作第四章的内容是抗战时期中共策略变化，标题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新版改为“韬光养晦与东山再起”。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一边倒’的必然性”是新加的，以中国进入“苏联阵营”的大结局，为这场革命划上了句号。其表述的清晰性还反映在新旧版的副标题变化上。旧作的副标题是“中国革命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新作改为“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意思更为明晓。

中共革命的成功之道实在是太复杂了——有揭橥公理的主义之道，有内主外客的轻重之道，有改天换地的逆取之道，有审时度势的攻守之道，有虚虚实实的谋略之道……对于这么大的题目，这么复杂的历史现象，可以说很难能有什么定论，理应是千家注，百家说。杨奎松先生著作中讲述的中共如何走向成功的道路，是在千头万绪中抽丝剥茧，剖玄析微，自成一家之言。笔者不揣浅陋，仅就个人阅读经验，尝试撮其大要，对书中的理路梳理一二。

一、列宁主义的地缘政治学和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间地带”的提出，首见于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包括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阔地带，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因此，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间的战争，而首先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斗争。各国人民与美国反动派的斗争胜利了，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保卫苏联。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是从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其逻辑前提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学理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用这个理论来观察世界形势，当然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从中共与莫斯科长期的附庸关系上来看，这个理论的提出，却是中共开始独立判断战后世界局势的标志。它巧妙地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保卫苏联阵营的目标联系起来，提高了中国在世界革命斗争中的实际地位，表现出了中共明确的主体意识，对莫斯科的指令可以择善而从，不再是“孔步亦步，孔趋亦趋”了。

作者借用“中间地带”的概念，则是另有深意的。中国是典型的传统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阶段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离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却在苏俄输出革命的刺激下，发生了一场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乃至人类命运的共产革命。这里面会有什么道理呢？

问题当然要从“帝国主义”说起。在政治学中，“帝国主义”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是与扩张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国家的欺辱，就是这种向落后国家扩张的帝国主义。

列宁赋予了帝国主义新的定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寄生的和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所以是战争的根源，“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在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就不竭余力地推进世界革命，期望这个处于垂死和腐朽阶段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迅速崩溃，开创社会主义革命的人类新纪元。为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成立了名为“共产国际”的世界共产党组织，按照苏联的暴力革命经验，组织和推动各国激进的革命党人进行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立“世界苏维埃”。

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向资本主义欧洲各国输出的暴力革命，没有得到具有浓厚的民主传统的欧洲工人阶级的积极响应，毫无例外地都遭到了挫败。对此，这些致力于推行世界革命的领袖们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和掠夺殖民地国家获得了大量财富，收买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模糊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丧失了革命动力。既然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对维持帝国主义的生命起到了输血作用，那么，在列宁们的头脑中，支持这些国家实现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切断帝国主义的生命线，也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正式确立了向中国等东方国家输出革命的方针，以求改变苏俄在国际社会中形单影只的孤立态势。随后，共产国际正式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苏俄在中国推动的反帝运动并非一呼百应。从国际上看：在美国推动下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以《九国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期望中国“发展并维持一有力而稳定的政府”。巴黎和会留下的中日山东悬案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华盛顿会议所制定的条约，实际上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均势下的保障”。国人对此举是抱有好感的。反倒是苏俄在中国外蒙问题上的利己主义做法，让国人感到了来自北方赤色帝国的侵略意图。事实上，早在苏俄1919年对华宣言中，在谴责沙皇从中国攫取领土时，又主张由这些地方的人民自己决定归属，已是为支持蒙古独立埋下了伏笔。1921年又公然出兵蒙古。

从国内情况看：虽然中国军阀割据，南北对立的局面依然如旧，力弱者主张“联省自治”，力强者主张武力统一，兵戈互兴，但各方各派力量大体比较均衡。如果能够实现和平与统一，作为相互妥协的产物，这未必不是催生民主政治格局的条件。再者，对一般中国人来讲，并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知识界更认为是不知所云。如胡适就写文章，对每个军阀后面都有一个帝国主义的革命宣传颇有微词，讥讽为海外奇谈。对于苏俄革命，人们也普遍持不屑的态度。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者，也认为这不过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而已。

苏俄和共产国际1920年派代表维经斯基等人赴华宣传俄国革命，通过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成立了共产党组织。这是俄共在远东各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和中国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彻底改造社会的愿望相结合的产物。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一时是应者寥寥。尽管有来自苏俄的经费支持，从1920年到1921年，中共经过一年时间，只征集到了56名成员；从1921年到1922年，从56人只扩大到了197人。依靠这么点人马来推行苏式革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侈谈。所以，早期中共党人俱是把中国革命的成功希望寄托在苏俄身上。

苏俄在东方战略的最大成功，是在联络吴佩孚、陈炯明等人不果之后，最后与号称拥有10多万党员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结成了联盟。孙中山有以革命领袖自居的资望，有强烈的要统一中国的意愿，深信“中国统一必借外力”。他为寻求国际援助，不惜使用各种策略手段，还与日人订立了有损国权的《中日盟约》，允诺出让满蒙利益，但总是四处碰壁，成功无期。孙中山并不看好苏俄的制度和政策，与苏俄的结盟，只是在政治上一再受挫后，为了取得苏俄军事援助，冒险采用的策略手段。可以说是四处碰壁后的“逼上梁山”之路。所以他在联合宣言中，坚持要苏方承认中国不实行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而苏俄只要能在中国掀起反帝运动，也并不在意这个结盟条件。可见，这个联盟看起来，更象是一个国际的革命独行侠和一个国内的革命独行侠的联盟。两者的关系，“本质上仍旧是一种利害关系，其最初相互利用的成份明显大于其观念上的一致性”。

列宁主义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在中国很快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这一方面是苏俄有“强烈的介入意识和得天独厚的介入条件及其实力”，另一方面是中国有其生长的政治社会土壤。苏俄的强力介入，在中国造就了两个深受列宁主义影响的政治实体，一是苏俄通过共产国际建立了中共，一是孙中山效法俄共改造了国民党。

中共无疑是苏俄输出革命的直接产物，最初生长不能不依赖于俄国人的扶持。既便桀骜不驯如陈独秀者，也是主张“一切均借俄助”。道理很简单，没有俄国人提供经费，中共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且中共成员俱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惯于纸上谈兵，并不懂实际的革命运动。即使书斋中的革命，也是很不到位的，充满着向往的热情，缺乏对比、分析的研究功夫。所以，中共的早期活动，从宣传纲领到行动方案，都是在俄国人的指导下。在俄国人的撮合下，中共借壳国民党，几年时间就从百多人的小组织发展为六万余众的全国性政党。在这个扩张过程中，中共不仅接受了苏俄提供的金钱支持，并且学会了一整套革命话语概念和组织动员民众的技术。所以，在国共分裂后，中共还能够开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力革命。当然，这也是在“俄助”下才能进行的革命（该书作者曾做过“俄助”财政的专题研究。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1－2期）。

中国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起事在前，却不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在先。孙中山认为是方法不当，组织松散无力，决心“以俄为师”，以俄共经验改造国民党，把俄共的革命意识形态和集中制的组织模式全盘移植到国民党来，实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苏共组织方式显然与欧美民主政党体制大相径庭，国民党中多有欧美知识背景的人，对俄国人没多少好感。但国民党是以孙中山为政治轴心的政党。早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就有打手摸宣誓效忠他个人的帮会做法，所以孙中山对接受苏俄的集中制没有多大障碍。在苏俄的大力援助下，国民党采取“容共”政策，接受了“反帝”的口号，建立了黄埔军校，创建了一支有“主义”的党军，一跃成为最有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

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是立足于他的民族复兴立场的。他既要接受苏联援助，又不想开罪列强各国，在反帝的态度上往往首鼠两端。这让苏俄方面很是有些恼火。苏联顾问鲍罗廷曾愤愤地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孙中山是很讲实际的政治家，只是在他的联俄政策与其他列强国家发生利益冲突之后，才有了激烈的反帝表现。1924年10月平息商团事件后，孙中山才改变过去“外交纯恃内政”的观念，接受了共产国际把中国黑暗落后的根源归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宣称中国纷乱迭起的原因“不在内政”，“而在外交”。但他很清楚宣传口号和外交行为的区别，并不采取实际的激烈行动。且不说国民党内一直有怀疑和不赞成孙中山联俄反帝政策的保守势力，即使是国民党内最激进的势力，也是有既定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所以，国民党的反帝姿态主要是为实现国家统一而采取的策略手段——对外是为争取列强支持而使用的“以夷制夷”的谋略，对内则是以民族主义宣传民众的革命动员手段。这与苏俄和中共奉行的“工人阶级无祖国”的世界革命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另一方面，苏俄方面是把国民党看作是包含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以中共党人加入的国民党的所谓“党内合作”方式，营造成为影响其决策的内部党团，进而采取离间政策，制造左中右，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这是列宁主义的阶级革命思维和作法。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由于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政治目标不同，发展越快，分裂越快。在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失去轴心，群龙无首。中共反客为主，争夺党政控制权，共产国际甚至还企图改造国民党为“工农政党”，从而引出了一系列严重事件。孙的继任者，无论是蒋介石、汪精卫，对联俄联共都有过积极的表现，胡汉民等甚至还提出过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但最后的分道扬镳仍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国际和中共对蒋介石等人的认识，也是先左派，后中派，最后是新右派和杀戮共产党人的反动派。

关于这段国共由合而分的历史，人们最感兴趣的一般是在“分”上。对于国共破裂的经过和责任，近年来大量解密的俄国档案证明，苏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无疑应负主要责任，陈独秀不过是被他们推出来的替罪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中间地带”的革命》认为国共破裂的根由从结盟之日就已经存在了。由于共信不立，苏俄对国民党的渗透力量越深入，遇到的反作用力就越强，结果当是可想而知。

从“西山会议派”、廖仲恺被刺案、“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到兴兵北伐，国共矛盾一步一步激化。北伐战争掀起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高潮，也造就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敲响了国共破裂的丧钟。到北伐战争打倒长江流域时，联盟中积累已久的各种矛盾全面发作——共产国际的令出多门，朝令夕改；中共的进退维谷，动辄得咎；国民党的派系交恶，党军相伐；工农运动的无法无天，自掘坟墓；外交的四面树敌，内政的左右失调等——联盟破裂的种种败象，彻底暴露无余，根本无法转圜。共产国际为了维持合作局面，在国民党领袖之间纵横捭阖，大搞权谋，更是促使了破裂的及早到来。

关于这段国共合作历史，研究著作已有不少，披露了许多史实。现在很少有人还会认为，当北伐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时，后方以工农群众为名发动“痞子运动”抄没他们的家产、斗争他们的亲属，是“天然合理”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能够胜出一筹的，不仅有史料的丰富，更是有史观的发微。该书阐发了苏俄输出革命对中国政治生态产生的深远影响，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发人深省。

1.苏俄输出革命所以产生“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效果，这是因为苏俄的“集中制的政党、秘密的群众工作、军事的或暴力的革命，军党合一，以党治国或专政”，这些具有鲜明专制色彩的经验，只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东方国家才有“极大的市场”。

2.国民党引进苏俄党军一体的体制，是“在中国埋下了独裁专制的种子”。孙中山想以党魁身份，通过党治形式来实现高度集权，即所谓“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并为此改变了三民主义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天赋人权”诸说。国民党接受了苏俄“以党治国、以党统军、以党统政”的方法，既为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整合了军事力量，也为以后的军党一体、党赖军存、以军统政的军事独裁打开了绿灯。

3.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去意识形态化，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资本主义是要维护世界自由竞争体系的，资本垄断不能突破这个底线。从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表明，西方世界已经多少认识到，“殖民地多少不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利润的主要因素”。如果沿着这个理路再进一步探究，苏俄提出的中国社会性质是所谓“半殖民地”，也是很可商榷的。实际上，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并不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而称为是“条约国家”。所指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与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国家政府被这些条约牢牢地束缚着，主权是不完整的。当然，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无疑是实现民族独立的象征。但也要看到，这里客观上也隐含着迫使传统中国接受国际社会规则，实现从朝代国家向现代国家制度转型的时代要求。所以，争取国家主权完整的正途，当然首先应是内政的修明，外交斡旋有力，革命可能是最无奈的选择。

4.孙中山接受反帝口号，近交远攻，是为了利用外力统一中国。但他借助的外力，却恰恰是对中国有领土扩张野心、专制传统深厚的两大恶邻——俄国和日本。与孙中山的革命功利主义不同，苏联在这一时期向中国输出革命，耗费了大量的金钱物力，并非完全是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苏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极大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宣言中强调说：“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苏共领导人为在东方社会打入一个颠覆资本主义世界的楔子，可谓不遗余力。有学者根据近年来公布档案材料统计：从1923年至1927年，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过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苏俄向中国等东方国家输出革命，虽有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追求，但在扩张性上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不分伯仲。所以，在中国当时的舆论中，日本为“黄色帝国主义”，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

问题在于，苏俄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化的热情，固然“能够大大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但也不可避免地要脱离中国社会实际，注定会离他们的目标越来越远。当国民革命进入了高潮，在民族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双重纠结下，国共各有所图的联盟也就走到了尽头。

问题还在于，国共合作的短暂联盟虽然破裂了，但是通过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的国民革命，苏俄革命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广泛传播。国共都是在苏俄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最为相近的两大革命党。通过这些革命党人，给国人灌输了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观念，这是列宁主义的最大成功。此后，“革命”、“反革命”、“反动派”、“反帝反军阀”、“左倾右倾”等具有鲜明苏俄意识形态的话语，继续沿用下来了，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党争派斗的通行语言，影响极为深远。（未完待续）

摘自《中国当代史研究》（三），作者：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
原题：道可道——试析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的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