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国共首次合作破裂罪责并非蒋介石（下）

二、斯大林的地缘政治学和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人脱离了苏式的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轨道，转向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争取民族独立，在全国建立了取代北洋政府的南京政权。中共则开始了以推翻国民党政府，阶级斗争，建立工农政权为目标的苏维埃革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由于在中国革命上的失败，遭到托洛茨基等人的党内反对派的激烈抨击。如书中所言，斯大林“即使是为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中国革命也一定要继续下去”。

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顾名思义，是完全照搬了苏联的革命模式。《“中间地带”的革命》书中将其称之为“全盘苏化”的革命，确是有其道理的。这场革命不仅其革命理论、革命目标、革命内容是苏联的，其具体方针的制定、策略手段的运用，也是来自苏联。更为关键的是，苏联为这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苏维埃是人是物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来自苏联的大量经费、各种技术和人力物力的支持，可以想见，这场革命根本不会存在。

从移植苏维埃革命的角度看，传统党史讲的所谓“三次左倾路线”，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实可以解读为“全盘苏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推进路径，把失败当作高潮，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第二个阶段根据莫斯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以“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推动世界革命的到来；第三个阶段是完全执行莫斯科意志，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坚持阶级革命的目标，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红白政权的对立。而苏维埃共和国的流亡，实际上宣告了这场流血数载、伏尸千里的“全盘苏化”革命的失败。

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政敌托洛茨基，都是根据俄国革命经验设计出来的，以同样的历史发展路径规划中国革命的路线。首先纠结不清的问题是，国共分裂后的中国革命，究竟处在哪个革命阶段上？是俄国的1905年，还是俄国的1917年？革命是高潮，还是在低潮？

斯大林把中国革命分为逐步递升的三个阶段，认为：“广州时期”是以反帝为中心“全民族联合战线”，近似俄国的1905年革命；“武汉时期”资产阶级害怕而脱离了革命，近似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苏维埃时期”是小资产阶级也退出革命阵营，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继续革命，近似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有着超越常人思维的高度。其革命的线路图是：革命越深入，革命阵营就越分化，革命力量越小，革命就越纯洁，革命形势越激烈，革命就越彻底，而越分化、越纯洁、越彻底，就越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国共分裂即标志着中国革命已进入了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

按照这一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组织发动了全国各地的武装暴动，把中国革命推到工农专政的苏维埃革命阶段。这场革命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消灭小资产阶级。红色暴动照搬了苏俄革命红色恐怖的经验，口号是“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所到之处“大烧大杀”。被消灭的不仅仅是地主富农，还包括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店主、商贩甚至中农。从上述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可以看到这个悖论的源头和其逻辑的延伸。红色暴动的盲目乱烧乱杀，使自己失去了同情者，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农民群众“反水”，对此许多当事人都有惨痛回忆。后来把这种行为定性是“盲动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中国，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免会把一切稍有余粮剩米者都看成是敌人。显然，这种做法和国民革命过程中许多同情中共的青年人的理解是不一致的，许多知识分子党员感到困惑，不少人也因此退出了中共。但这恰恰更进一步印证了莫斯科的意见：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因而天生对革命就是动摇的。

莫斯科在大革命失败后即明确认定，中国革命一败再败，就是因为党的领导成份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要大量吸收大批“工人分子”入党，并充当党的各级领袖。在莫斯科的直接安排下，中共六大完成了领导集团的改组，但50%以上的工人成分，并未能带来革命的成功。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对此不胜感慨地总结说：六大代表暴徒一大堆，在75个代表中工人占了41个；36个正式和候补中委，工人占了22个，17个根本不够格，后来14人都成了叛徒。由阶级出身决定革命性的荒诞不经，可见一斑。

中共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理论上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但工人阶级在中国不仅数量少，认同共产革命的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产业工人，基本是跟着国民党走的。能够肆无忌惮地执行“烧杀政策”的底层人物，大概也只有流氓无产者可以来得。老实巴交的工人农民，都很难有这样的狠劲。这或许是革命需要通过“烧杀政策”，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来由。

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也清楚，要想像俄国革命那样，靠组织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一哄而起夺取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组织暴动的意义就在于制造革命，即“靠少数人暴动，刺激底层民众跟着起来造反”。但要制造出革命来，必须具有两项条件，一是社会本身要动荡不安，直接威胁到贫苦民众的生存基础；一是要有相当的外界的利益诱惑和理想刺激。1920-1930年代的中国，由于内外战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社会动荡、阶级分化，饥民遍野、匪患频乃的现象，到处可见。中共要找到革命的人力资源并不困难。但仅有穷人并不够，中共还必须要能够提供给穷人看得见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因此，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和宣传共产主义，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动员手段。也因此，几乎没有哪个革命的领导人，会承认革命处于低潮。因为这意味着，群众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也就不可能被动员起来。

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暴动，是最能说明中共当时是怎样定义“革命高潮”的了。广州暴动是全盘按照俄国十月革命方式组织的一次城市暴动，由苏联人提供金钱装备，制定行动计划，并且由俄国派来的专家直接在幕后指挥。它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派系内讧，在守城的部队大批被调离之际，成功地占领了广州，并马上公开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但不过转瞬之间，起义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就让回师的国民党军队给打败了，数以千计的起义者或被卷入到这场事件中来的普通人死于非命。

广州是中共长期经营的重要城市。广州尚且如此，在其他城市，中共的力量比广州又差很远，自然更没有暴动成功的可能。因此，中国共产革命的武装暴动，其实只能是上山下乡，落草寄身，在更落后更广大更偏远的农村去寻找它的落脚点。但由此也产生了中国革命草莽化的一系列新悖论：一个离开了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一个不在现代文明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现代革命运动，一个以在偏远农村开展的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受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的以推翻自己国家政权为目标的世界革命力量……这一切问题发生，一切成败得失，都在这不经不典中。

托洛茨基的参照系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他明确认定国共分裂后不存在革命形势，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趋于稳定，中共应停止武装暴动，采取合法运动，引导群众争取民主自由，重新进入政治生活。待革命形势降临之际，再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行动。

托洛茨基的主张得到了中共前领导人陈独秀等的赞同。斯大林整肃了托洛茨基派，在苏共中正式形成了一言堂制度，也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权威地位。陈独秀和一批观点相同的人被打成“托陈取消派”，开除出党。这批人中并不乏理想信念之士，不乏牺牲精神和活动能力，但没有了莫斯科的经费支持，在现实政治的舞台上已难再有作为。莫斯科对中共组织生存的重要性，可从中国托派的情况得到一个反证。

这一时期，苏联国家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质上和逻辑上都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与其他党内反对派的理论相比，斯大林的“一国”主张，无疑更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接受。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不再像列宁时代那样不惜一切代价推动其他国家的革命，开始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逐渐脱离了世界革命的轨道。共产国际开始由世界革命指挥中心转变为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根据苏共领导人的世界革命观念，共产国际六大明确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过“严重危机”和“局部稳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战争和革命的时期”，最终将“把一切国际革命力量推动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崩溃”。因此，它公开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保卫苏联”的任务，强调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祖国”，苏联的利益是各国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所有对苏联构成战争威胁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也就是中共党人必须的立场。

这个从列宁“帝国主义论”推演出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当时逐渐走上稳定的政治局势并不合拍。但是，1929年西方国家爆发的一场经济大危机，似乎又再次唤起了世界革命的希望，推动中共党人继续向左转。1929年中苏发生武装冲突的中东路事件，1930年中共党内“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都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

1929年，张学良和东北当局强行收回中东路主权，与苏联发生激烈的外交和军事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共根据莫斯科的口径，公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不去维护自己国家民族利益，反而损害本国利益以帮助敌国，这是中国民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陈独秀当时批判中共的左倾路线是：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

1930年中共出现的“立三路线”，则可以看作是中共党人接受“第三时期”理论，企图在推进世界革命中崭露头角的一次冒险行动。李立三们把蒋冯阎的军阀中原混战当作革命高潮到来的契机，认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主要不是主观力量的具备，而是取决于客观形势。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而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必然是世界革命首先爆发的地区。因此，他们制定了夺取中心城市，全国总暴动，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以“掀起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推动世界革命总爆发，还要求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为响应中国革命流血牺牲。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斯大林愤怒地改组了中共领导机构，代之以留苏学生为主体的新的中央机构。

立三路线结束后，莫斯科转而推动中共重视军队和根据地问题，客观上也是因为城市对共产革命的排斥，革命动员非常困难。随着国民党政府统治秩序逐渐稳定，中共党内“自首叛变之风平地而起”，首脑机关在城市无立足之地，不得不来到本来是作为革命辅助力量的农村根据地了。

王明、博古为首的海归派领导人，一无经验，二无资历，其权力的法理基础来自莫斯科，所以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莫斯科的指示。这些海归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和红军游击战争更加隔膜，习惯于从书本和莫斯科那里找到答案，乐于制造种种革命高潮到来的虚幻景象，并把自己也蒙蔽其中。他们不明白，毛泽东也好，其他草莽出身的共产党人也好，所以能经营下来一片根据地，恰恰是不能完全采取索求无及的苏维埃政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全盘苏化”到达了最高水准。而“苏化”得最为完全，失败得也最彻底。《“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通过大量史实说明，这个失败绝不仅仅是海归派的失败，而是整个苏式革命的失败。理由如下：

首先是背离了中国民族革命目标的严重外化。中国苏维埃革命是来自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理由，相比国民革命统一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从来是应者无多。“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风潮高涨，各阶层人士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本是给困兽犹斗的共产革命一个调整策略的转机。但中共自己是不可能从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观念中自拔出来的，仍是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把抗日作为夺取政权的策略口号。所以，中共仍然拒绝与其他反蒋抗日势力合作，排斥中间势力，坚持抗日必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就在瑞金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基于苏联十月革命推翻本国政府的观念，把外敌入侵当作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这就严重脱离了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反给人以捣乱后方的口实。所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南方腹地的江西苏区宣布对日宣战，不可能博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从外部环境看，中国苏维埃区域所以能够存在，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落后，交通条件有限，对各省交界处的山区，中央及地方政权往往无力顾及。加上国民党派系复杂，各省割据势力强大，且内讧不断，战争频繁，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外交困，无暇集中力量对付出没于各省交界处的中共武装割据。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运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逐渐解决了党内派系纷争，这就开始有了集中兵力剿灭位于长江流域地区苏维埃共和国的可能。如果说过去受到各方制肘的国民党屡屡在围剿中共武装的作战中失利，一旦其中央政府稳定下来，大致解决了自身分裂的问题，清除掉中心区域附近的中共苏区，注定了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内部阶级斗争，更是“注定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

导致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内部原因，是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造成了民心背离。中共的土地革命，是以消灭地主乃至富农为手段的，因此其分配土地虽然容易赢得贫苦农民的欢迎，但其乱捉乱杀的情况，也容易造成众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恐惧。何况，中共的土地政策常常朝令夕改，中央苏区在江西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因政策变化导致的土地重分就不下三四次。由于频繁地查阶级和重分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划成了地富分子，或被罚做苦役，或被肉体消灭，这种情况不仅使富裕农民人人自危，贫苦农民也无法安心生产。

二是残酷的内部肃反削弱了红军战斗力。苏区的肃反始作俑者是中央苏区1930年肃AB团及其对“富田事变”的镇压。几年时间在中央苏区因此被害者，就有76000多人。这一肃反惨剧，虽然发生在苏联大肃反之前，但是和苏联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苏式阶级斗争的杯弓蛇影，使各个苏区在1931年到1932年都相继开始了类似的肃反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肃“改组派”，成千上万自己同志惨遭杀害，大批干部死于非命。

苏维埃的共产体制有超强的社会资源提取能力，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极端手段征粮征兵。但涸泽而渔的战争动员，只适用于游击性的掠取资源，并不宜于固守一地拼消耗。然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之难以脱离固有的“国土”，跑到外线作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国民党政府集中重兵围剿中央苏区，可以层层筑堡困死红军。原本就被历次战争耗光了有限的战争资源的苏维埃共和国，到这时再也没有可能挫败国民党的进攻了。苏区青壮男子几乎抽空，粮食极度匮乏，连最高领导人也要饿饭，社会到处弥漫着恐慌情绪，大批农民“反水”，逃兵现象已难以控制。到夏秋以后，苏区已再无存在的可能了。

《“中间地带”的革命》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苏维埃革命在1934年前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悬殊，更来自中共自身政策的过多失误。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博古们执政，即使换上了对共产国际不是那么惟命是从，军事战术也更加灵活的其他人，也同样挽救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命运。博古们的教条僵化只是加速了这场失败的到来时间而已。

《“中间地带”的革命》是从绝地求生的逃亡角度解读红军长征的。这更可以反映长征真实的险境——漫无目的，随机应变，艰难险阻，命垂一线，几经灭顶之灾而侥幸逃生。

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时约8。7万人，未及湘江部队已逃散2万多人，湘江血战后又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不得不放弃到湘西落脚的原定计划。红军转向川黔边境，试图建立新根据地，但在中央军和川军的夹击下，仍不能立足，又被迫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中央红军只剩有1万多人了。两军会师后，双方很快为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南下与北上，都与抗日无关，只是求生存的选择。北上的目的是到苏蒙边境，打通国际通道，依托苏联的帮助再打回来。北上之行路途遥远，地理环境更加生疏，危险性并不小于南下。但毛泽东深知让张国焘挟数万强兵控制住中央，中央必将丧失掉实际领导地位。故他毫不犹豫，力劝中共中央领导人，逃出张国焘的控制范围，哪怕北上损失更大。用他的话来说，只要能保存这数百干部、数千战士，就是胜利。（张国焘的回忆大致相同。他说：毛泽东主张到宁夏去，如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央和一部分干部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可再起。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第226、227页。）

毛泽东是幸运的。在北上途中，中央红军偶然得知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和一支红军的消息，于是马上停止北上外蒙边境，转向到陕北，最终得以落脚，结束了危机四伏的长途跋涉。而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加上陕北红军，兵力也只有1万多人。

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是一个幸运的偶然，更为幸运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张浩紧接着也到陕北了，故中共中央首先沟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个意义实在太大了。不仅使长征途中在遵义改组的中共中央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奠定了党内斗争胜利的基础；也使中共中央第一个得知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的策略方针，以及共产国际关于改变中国苏维埃革命方针的重要指示。

这些来自莫斯科的重大方针原则的变动，对处在绝对劣势的中国党无异于及时雨。包括海归派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可以摆脱过去那些僵硬和激进的方针原则，从实际需要考虑问题了。

从长征的生死线走出来中共党人，在共产国际“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的新策略思想下，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统战方针，调整了阶级政策，甚至表示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提出民主共和国和联蒋抗日的策略思想。他们在实际上很快就放弃了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退回到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政策上来了。

中共施展纵横捭阖的策略手段，最大的成功是与负责陕甘地区剿共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立住了脚跟。万余人的红军和张杨率领的十几万剿共军队不仅和平共处，而且还形成了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的战略设想。中共为此不惜准备接受张学良入党。张学良则是想通过中共得到苏联的援助，实现打回东北的愿望。双方就此一拍即合，红军的给养和被服，也因此得到了张学良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只能重新承认中共中央的权威地位，和同样在西南的红二、六军团，按照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商定的计划，集中到西北地区来。

然而，正如《“中间地带”的革命》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近十万之众会合到了甘肃北部，表面上力量是集中了，实际上的生存危机却更为严峻了。一方面，西北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难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原本分兵几处的国民党，这回得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剿了。而原本秘密和中共中央合作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却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迫下，不能不转而与红军重新处于战争状态了。中共和红军这个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按照与苏联约定好的计划，实施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作战。因为，一旦红军能够获得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就可以迫使拒不合作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按照中共的意愿进行妥协了。

1936年10月下旬，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行动迅速而失利，红军主力被分割为河东河西两部分，再度陷入被围剿的困境。中共中央不得不准备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经山西、河南、陕南，一年以后再打回到陕北或甘北来。这条长征路线，不是抗战方向，无法再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沿途几乎全都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势力范围之内。此一计划一旦实施，“不仅抗日和联蒋均成泡影，而且红军和大批干部还能否保持下来，都将成为问题”。

就在中共和红军即将陷入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候，历史再度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变化。早已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和全部随行官员。幸运之神再度眷顾了中共和红军。

张学良等贸然发动事变，内称“一二·一二革命”，是希望借助中共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在西北地区率先打起抗日大旗。但是，苏联对华的既定方针是要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抗日，故它激烈谴责西安事变，并责令中共中央要力促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样，中共中央虽深得事变之利，却只能按照苏联的意思行事，不能公开站在西北三位一体的立场上公开支持张杨。张学良原本就是性情中人，既不能实现联苏抗日，蒋介石又承诺愿联共抗日，张即甘冒受罚的风险，亲送蒋介石回京，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共产国际很快指示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放弃苏维埃制度的问题。中共在“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条件下，宣布放弃苏维埃革命，接受改制和改编。国共两党经过十年的血战，终以中共公开做出原则性重大让步，再度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

摘自《中国当代史研究》（三），作者：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
原题：道可道——试析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的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