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举棋不定之后，最严厉阻遏与日方和谈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2）


　　（续前）和知于9月28日离港返回日本后，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回国后向近卫、多田、板垣等人汇报，都认为蒋介石“有诚意”，愿意放弃此前历次宣言，以诚意商谈。日方并经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甲、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乙、中国政府之调整；丙、伪组织之收容；丁、“满洲国”之承认；戊、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己、日、华、“满”经济提携；庚、战费互不赔偿。这七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和知深知这些条件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接收，因此有意作了“弱化”，其“解释”是：甲、如中国政府自动实行反共，则可秘密约定。所谓驻兵，指将来在内外蒙边防，双方作军事布置之意。乙、所谓“中国政府之调整”，指“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员参加，以便促进中日两国亲善之关系”。丙、所谓“伪组织之收容”指对其主要人物酌予安置。丁、满洲国问题暂可不谈，待合作三、二年后再商解决。戊、日、华、满经济提携，满字可不涉及，军事协定亦可不再订。和知称：前次所谈原则，只有军、参两部最高首脑同意，此次则已取得内阁全体之同意。表面虽近烦苛，实际已经让步。如防共问题，倘使中国自有办法，则协定之有无，仍可从长商讨。又称：自天皇以下对于此事均盼速决，只须双方诚意努力，当可顺利解决。关于日军当时仍在向华南进兵问题，和知解释说，此系以前预定计划。如和谈有眉目，即可停止。和知并表示，可致电日本军部，通知前方，对于夜间飞机，不加袭击，以便代表在香港、汉口之间往来。对于和知提出的上述条件，萧振瀛称：“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17日夜，萧振瀛致电何应钦，请示“究应如何”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甲、乙、丙、丁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戊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己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何应钦提醒萧振瀛说：“须知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异，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也”。该电在当时的谈判文件中被称为“巧未电”。

　　何应钦发出“巧未电”后，又迅速发出“巧酉电”，补充说明：关于日方所提甲项，历年以来，委员长及中央所发宣言一再声明，除三民主义外，不容有共产主义存在，此为我方坚决立场。如对方不提甲、乙、丙、丁四项，则将来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在内外蒙边境军事布置一层“或可情商”。电称：“若对方果有诚意，弟可向委座恳切进言，但不能作为军事协作或防共之谅解事项。又互不侵犯协定，我方愿在恢复事变前之原状后，即行商订，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③不过，“巧酉电”发出后，何应钦觉得其中有不妥之处，又于19日发电纠正：“该电末句”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应改为”再商经济合作也“”。当时，中方《和平宣言》已经起草完毕。何应钦在电中特别指示：“在日方宣言稿未提出之前，不可先将我方宣言稿示之。”该电称为“皓卯”电。发出此电后，何应钦仍不放心，又于同日发出“皓午电”，电称：

　　密。奉谕：昨日各电，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

　　两日之内，连发四电，可见何应钦的重视。“巧酉电”中，何应钦在“或可情商”四字后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改”；在“恳切进言”四字后，何应钦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增”；本电一开始就是“奉谕”二字，这些地方都说明，上述各电，反映的都是蒋介石的主张。

　　10月19日，萧振瀛与回汉请示又于18日赶回香港的雷嗣尚继续与和知谈判。在长谈7小时之后，双方在六个方面取得“大体接近”的意见。1.双方《和平宣言》原稿，须互相同意，宣言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再发表，作为协定之解释而发。2.《停战协定》内容只载以下三项：（1）规定停战日期及地点。（2）日本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在恢复战前和平状态后③，中国政府诚意与日本谋两国间之全面的④亲善合作。3．日军撤退问题，中方要求规定撤退期限，和知表示，日本天皇诏令班师，约须一年方能撤完。4.经济合作问题：（1）以绝对平等互惠为原则；（2）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召集中日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5.“满洲国”问题，保留二年，中国再考虑日方所关心之满洲问题，诚意谋合理解决。6.双方因战争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互不赔偿。

　　萧振瀛在电报中称：上述六点，“均接近我方腹案”。此外尚有三点，和知极端为难，研究费时甚久，即：1.和知欲将撤兵及其将来谅解留交正式代表团谈判，我方则坚持须先商定一切内容，方能成立停战协定。此点经讨论，和知表示同意。2.关于防共军事协定及驻兵问题，萧等恐其别有打算，坚请说明具体办法。和知称，防共可不要协定，只要中国自行铲共，问题即可解决。所谓军事协作及驻兵问题，系指内外蒙一带之军事共同布置而言。对此，萧等表示：1.中国自行清共，日方不必提及。2.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内外蒙边军事共同布置可商，但其他区域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②萧称：此点和知已电东京请示，尚未得复。关于收容伪组织，和知闪烁其词，若有难言之隐。萧等称：取消南北伪组织，系和议一切前提，否则，恢复原状一语，毫无意义，且此问题，前已完全解决，此次应不再谈，否则，无从再谈和议。对此，和知及参与谈判的何以之均称：土肥原一派仍支撑伪组织，王揖堂、梁鸿志听说和知赴港，已聚集沪上，问题趋于复杂化，须去电请示，得复后尚须再听取北平、上海现地意见，方能定案。萧等遂声明：1.南北两伪组织及战区内一切伪组织，必须即刻取消；2.中国方面可表示，凡参加战区维持治安者，一律宽大处置。和知最后表示，个人同意，仍须电东京请示。

　　蒋介石在收到萧振瀛与和知19日的长谈资料后，立即研究并以红蓝铅笔作了修改。其一，在“大体接近”的第三条上以红笔眉批：1.撤兵日期必须在停战协定详细载明；2.必须载明恢复七七前原状。3.此“全面的”三字不能加入。其二，在“为难”问题的第二条上以蓝笔眉批：“必须先行撤兵，恢复七七原状，然后再商驻兵问题。内外蒙交界之线最多以张北、沽源与大青山以北之线，对于兴和、陶林、武川、固阳、安北，必须驻扎华军。其三，在萧等坚决表示的第二点”其他区域“四字下，以红笔加了问号，在”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句上以红笔眉批：“区域二字，应改为事项，否则对方将解释为察、绥二省全境矣。”以上情况表明，为了换取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即行撤兵，蒋介石考虑过：同意日军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的要求。

　　10月21日清晨，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行前，与萧振瀛密谈，声称因防共军事协定、驻兵及伪组织问题，颇形烦难。上海方面，梗阻尤大。土肥原曾来电，请其返沪，故决定先回东京，向中央部陈述，拟在10月25日以定案电告中方。萧振瀛称：如和局可成，必须在10月30日前完成手续，11月10日前在福州签订停战协定，否则即作罢论，不再续谈。同时约定，由和知通知日军，自23日至27日午后九时至午前三时之间，停止攻击香港至汉口的夜间航班，以便往来。关于中方全权代表，和知要求由何应钦出任；日方全权代表，何以之暗示，土肥原偏见颇深，以多田骏代替土肥原最佳。

　　萧振瀛在写给蒋介石、何应钦的报告中称：和知态度，确甚恳挚，一切问题，有研究而少争执，但是，日方动员60个师团，耗财百亿，死伤数十万，必须求得代价，方能自圆立场，因此，我方“惟有善用内外形势，示以不可克服之力量，又饵以将来可以合作之诚意，似可就我范围，实现和局”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有某种乐观，蒋介石却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萌生“欧战如不能即起，对倭有机即和”的想法，但他又担心和议达成后可能出现的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从命令；三是英美不悦。10月3日，蒋介石继续研究和议，日记云：“媾和险矣。敌军对支院与特务总监之既经设立，岂肯轻易放弃？”他除继续担心日军停战后拒不从华北、上海、察、绥等地撤退外，还担心“对内宣言”以及“死伤军民之抚慰”等问题。5日日记云：“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小鬼可鄙，何能施其伎俩也？余惟有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7日，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决定确定限期，不许日方拖延时日，同时绝对拒绝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应为大亚湾--笔者）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日记云：“倭既在粤登陆，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勿以国际外交之关系而影响作战方针。”“勿忘三年前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今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达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此前，蒋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日一切问题的打算，日军侵粤，战区扩大，不仅让蒋看到了日军陷入被动，会出现更多的“灭寇良机”，而且让他感到，英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将会减少，召开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共同对付日本希望已经大为增加。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他随即决定将前此准备的“谅解”方案作废。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正在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0月21日，蒋自思云：“敌方答复延缓，并无诚意之表示，余当考虑发表宣言以示决绝。语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非下此决心，无以救国。”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和知鹰二返日密商后，旋即来华，10月25日到达上海，立即致电萧振瀛，盼何应钦急赴福州，同时声称将派人携函赴港，28日可到。萧振瀛认为“和局当已有望”，于26日致电何应钦及蒋介石，声称待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即询明详情，如与在港所谈没有大出入，即请和知到福州商定，同时请何应钦前往。电称：“何部长应即准备，待电即行。”29日，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声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方“争持甚烈”，正在上海会谈。如果难以作出决定，和知仍拟返回东京，请“最高干部”决定。同日，萧振瀛致电孔祥熙，报告上述消息，声称此外各问题，仍与在港所定腹案大体无出入，统由雷嗣尚带到重庆进呈。

　　前文已经指出，蒋介石对和知的活动本不抱希望。10月27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同盟社宣传电及板垣征四郎于26、27两日先后发表的好战谈话，认为“敌寇野心并未减杀，而且有缓兵与诱惑之狡计”，决定发表早就在草拟中的《告全国国民书》，以示决心。28日，蒋介石又接到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来电，认为日本外相宇垣辞职，求和空气已淡，必须我方持久抗战，使敌益感疲乏之后，由英美联合，形成国际中心力量，着手调停，才能实现“差强人意之和平”。他说：“抗战至现阶段，决无抛弃立场、根本改变国策之理。”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31日，蒋介石在南岳致电张群，要他立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不可再缓。日记云：“发表告国民书后，敌必又受一不测之打击，使其以后之威胁失效，更使其进退维谷。”同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称：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

　　文末，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很满意。11月1日日记云：“《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之文字，必使国民知感，且使敌国知畏也。”大概当时主和派对发表此文有意见，同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12月17日，日本特务土肥原到香港，邀萧振瀛见面，蒋介石指示：“不准萧赴港”，“应坚拒不理。”

　　萧振瀛与和知的谈判因蒋介石的刹车而中止，但日方对这一线索仍存有期待。1938年12月，汪精卫自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加紧与日方勾结，日本对华政工人员中出现两派。一派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派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1939年3月，何以之及和知鹰二相继抵港。12日，何以之致电在重庆的萧振瀛说：日方正在实行“拥汪倒蒋”毒谋，为国家大局，“在内必先除汪，在外必多联美”。土肥原与和知二人均以“收拾时局自负”，希望萧到港一谈。⑤萧振瀛在香港的孙、施两位助手也向萧报告，认为土肥原与和知“与联汪派主张不同，暗斗甚烈，实为我方利用、以敌制敌之良好机会”。报告称：“此时如能利用土、和，继成前议，固属圆满，即难完成，至少可以牵制联汪政策不能决定，亦于我有利而无害。”孙、施二人要求萧振瀛将有关函电密呈蒋介石，从长考虑。同时建议萧本人速来香港一谈，“在国际情形好转之下，奸党勾结未成之前”，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萧振瀛接获上述电报后，于13日致函蒋介石称：“伏查汪日关系，乃由日本军部影佐等从中斡旋，不仅土肥原等极为愤慨，皆抱收功在我之愿，板垣近于议会中亦郑重声明，汪既不能号召国内，而与日本尤无历史关系，欲求中日永久之合作，绝非汪辈之所能为力者，言外之意，当系仍欲与钧座间取得谅解。”萧向蒋请示：“对方既极端欲赓续前议进行，和知又将来港，究应如何应付之处，恭请鉴核示遵。”对萧振瀛此函，蒋介石未作答复。1939年9月，和知鹰二通过其助手转告萧振瀛，汪精卫将于本年11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萧来港重开谈判，在汪组府之前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10月6日，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谈判。10月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这是蒋阻遏与日方和谈的最严厉的一次指示。至此，萧振瀛与和知鹰二的关系遂告结束。（未完待续）

　　杨天石，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