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公司激进变革者的百日狂赌

　　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由康有为这个激进变革者发起、由大清帝国公司法人代表光绪皇帝主持进行的一次公司维新变革运动。在变法之前，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帝国公司董事长慈禧太后和高管们，是有改革愿望的，多位高管还协助康有为组织了强学会并提供了相当的支持。按说，改革是比较容易进行的，可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变革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就失败了。从此以后十数年，无人敢再言变法，帝国公司崛起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谁之过？

　　在教科书里，失败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为保守派的顽固抵制、慈禧太后的专权、袁世凯的告密等。事实上，变法策划者、主导者康有为的缺陷是清晰可见的：他成长于书斋，对帝国公司运作几不知情，想当然地认为说服了光绪皇帝，再“杀几个高管(一品大员)”，就可以变法成功，变法推进得过猛过快，稍遇阻力，就失去了耐心，把董事长慈禧太后当作了改革的障碍，以致做上了赌徒，捎带着还把光绪与袁世凯都当作了赌注。

　　而光绪，作为帝国公司法人代表，在没有获得多数高管认同的情况下，贸然求变，将公司组织变革作为长期以来所受压抑的总爆发，把几乎所有的高管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在康有为想要囚杀董事长慈禧太后的当口，不是及时地加以阻止，而是默许甚至纵容，想要以一己之力和整个董事会叫板，焉有不败之理？


康有为与高管们的短暂蜜月期

　　1895年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系81个广东举人上街，向大清公司信访办———督察院递交了请愿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富国养民之主张。这就是“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虽然公司高层没接，但由于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去了这份1.8万字的请愿书，之后不胫而走，刻遍天下，影响很大，连光绪皇帝都看到了。

　　此时，由于受《马关条约》的刺激和公车上书的影响，帝国公司的高管聂士成、孙家鼐、张謇、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甚至李鸿章都受到了感染，他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了；甚至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等高管子弟也都倾心改革。

　　问题是，咋改呢？别说普通民众，就是上述高管及管二代，也仅仅处于春江水冷鸭先知的状态。体制的限制和路径依赖的锁定，导致他们也顶多是推动一下康有为的活动。

　　1895年11月，在高管们的支持下，康有为的北京强学会开张。高管与管二代们为强学会提供了很大方便：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它固定经费并给它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直隶总督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两银子；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银子；因签订《马关条约》而声誉受损、被贬到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也拿出了两千两银子，没想到康有为缺少统战意识，认为李鸿章名声太臭，拒绝了这笔款子和这个老成的公司高管，这不能不说是一处败笔。

　　有了这些高管们的支持，北京强学会发展得很好，后来连清议派领袖李鸿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加入了。而康有为眼见形势大好，又南下游说此时已改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成立了上海强学会。

　　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在高管认可的情形下稳步推进，或许能慢慢走出一条公司改良之路。问题是，康有为是个公司治理经验严重缺失、根本不熟悉帝国公司运作的激进变革者，认为只有急剧而快速的变革才能使公司组织起死回生，并且认为必须和“现实”彻底决裂。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所办的《强学报》，居然不用清朝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按皇家法律，这就是谋逆造反，引得张之洞大怒。就在这当口，张之洞听说北京强学会遭弹劾已被慈禧太后关了，于是马上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聚集了点人气的两地强学会全部烟消云散了。

　　之后，康有为组织的其它学会再也没了强学会当初的脉气。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缩小可能存在的敌人，这才是变革主导者的真经，也是统战的宗旨，可惜康有为在狂人的路上奔得太猛，还没走向正轨，就老想出轨。


获得光绪支持：压抑反抗总爆发

　　一向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标杆的康有为，并未认清日本公司组织变革成功的实质。日本维新之父伊藤博文曾在辞官赋闲、前来中国旅游之时接受光绪以及帝国公司高管的接见。问答中，伊藤博文说：“维新开国，确非一夕之间可以成功者。国事既定，方针既明的情况下，初期顽固守旧者，与维新者，大约是对半分。渐次执行，利益渐明……有关国家利益得失之举，尤应慎重周详，切忌轻躁之行为。变法须细细考虑，而非猝然急救，否则，乱阶将起。”看得出来，对于公司组织变革，伊藤博文认为得分个轻重缓急，详加规划，顺序以进。

　　此时，康有为不能容忍这帮高管的慢腾腾和谨小慎微，他要加紧忽悠光绪皇帝了。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多次上书光绪，并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醒光绪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要守什么祖宗之法？这对一直在强势董事长笼照下、郁郁不得志、总想摆脱控制、证明自己、组建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班子的光绪就似一剂强心针。光绪接见了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曾在中国任职时间前后达三十多年、直接参与过多项外交活动的美国人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对于光绪的不成熟，难道没人看得出来吗？非也。作为帝国公司总经理的恭亲王奕訢早看出来了，可惜上苍已经不给他时间了，他唯一能做的是给光绪留遗言：“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但此时的光绪已经头脑发热，光绪压抑了多年的反抗意识已如火山一样爆发了。他要带领帝国公司通过“变法”走向富强，并藉此给自己立威。奕訢的话听不进去了，他上了康有为给他准备好的战车，要潇洒走一回了。

　　奕訢死后不足半月，6月11日，康有为主导的公司改制就正式上演了。


疯狂的公司变革百日狂赌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变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强学会是在诸多守旧派高管的支持下才得以开张和运行的，其次，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变法前，她曾对到颐和园请安的光绪说：“如果可以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但话说回来，作为执掌帝国公司数十年的董事长，恭亲王奕訢能看出来的问题，慈禧太后当然也能看到。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以及防止公司运营出大错，慈禧太后在同意变法的同时做出了自己的人事布局：第一，授亲信荣禄执掌军权；第二，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收归自己；第三，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崇礼署布军统领。完成这些动作后，她对光绪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这时候的光绪要是清醒一点，在获得董事长授权的情况下，争取绝大多数高管们的支持，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或许是可行的。可惜的是，这时的光绪在康有为的忽悠下已经不清醒了。

　　更要命的是，作为变法总策划的康有为想得太简单了，认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就这样，不清醒的光绪按康有为的意图，从1898年6月到9月，发布了一系列变法令，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办报和组织学会；裁撤重叠闲散机构与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允许自谋生计；设立邮政总局，裁撤驿站。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文化教育上，开办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军事上，裁减旧军，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社会上，废除女子缠足等。

　　这些都可以有。问题是，一百天里，光绪在未征求高管意见的情况下，所发布的新政上谕达一百多条，弄得大家招架不住不说，还一下子伤害了许多人。光绪先是一下子裁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后又裁掉总督与巡抚同在一处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弄得六部九卿、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都认为自己多余了！

　　这些暴风骤雨般的人事架构调整，得罪的是公司高管和分公司经理们，架空了他们的权力。而大幅裁撤冗员，则将广大中下层管理人员驱赶到了新政对立面。大家都被气疯了，向董事长慈禧太后哭诉，“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太后批评光绪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循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哭着回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总之，董事长的话光绪也听不进去了，并且拗上了：这些高管们不听话，我就找些听我话的。于是，维新党人冉冉升起，光绪著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实权不可小看，所以这些人被人看作是维新四贵。对光绪来讲，这些措施或许也算新政，但对慈禧太后来讲，却是朝廷公司两千年间宫廷内外一直流行的夺政———你新政可以，但提你的人，这不是想架空我，让我退居二线吗？

　　可即使这样，康有为还觉得不过瘾，把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提出来了。

　　变法搞到这般地步，不说个人权势，单说公司稳定方面，慈禧太后能歇心吗？


最后一搏：赌徒的代价

　　就在太后不歇心的当口，出了两档事。一是有谣言称，老太后将在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上让荣禄把光绪扣了，另立新帝；二是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揭露康有为一年前办时务学堂时的“反清言论”大逆不道，请诛之。这让康党乱了阵脚，除了请皇上诛掉曾廉之外，还动了武装政变除掉太后的心思。诛掉曾廉，为光绪所拦。再怎么说，自己下诏求言，刚有一个民间举人上书言事，我就杀掉人家，怎么服天下呢？问题是光绪能拦住康党请诛曾廉的建议，但却拦不住康党武装政变的心思。康有为认为带八千兵围住颐和园，将太后囚或杀了，事情就解决了，变法就可以进行下去了。先前认为杀一两个高管就可以变法，现在受阻了又认为杀太后就可了事。康有为疯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派谁去呢？帝国公司的北洋军队掌握在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手里，环顾一周，满世界都是慈禧太后的人，可康有为就是不服气，总想给自己捞根救命稻草。很不幸，袁世凯被他相中了！于是，9月18日帝国公司就上演了一出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惊悚戏！

　　袁世凯很惶恐，这是干嘛呢？作为一个有十二年朝鲜历练、在帝国公司打工数十年的准高管，突然接到指示说法人代表让干掉董事长，袁世凯肯定是要费心思掂量掂量的：干掉董事长，那是万万不可的，但不听法人代表的话，也是吃罪不起的。怎么办呢？只好看看情况再说。

　　就在康有为密谋比划慈禧太后的同时，慈禧也听说了康有为想政变的小道消息，加上老监察同志、御使杨崇伊的奏言，老成的慈禧太后终于动手了。9月19日下午，太后回到西苑，见到光绪劈头盖脸就骂上了：“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骂过之后，太后即宣布训政。不过，此时光绪的待遇还是很高的，只能说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当即去见荣禄，刚说几句，有客来，只好作罢。9月21日一大早，袁世凯再见荣禄，将康党计划和盘托出，荣禄大惊。两人认为这都是康党之错，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可是思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同一天，慈禧太后正式宣布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罪名是“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同天晚上，御史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出示训政之诏。一看老太后那边动手了，荣禄即将袁世凯招来，三人商议，想保全皇帝是不行了，再不揭密谭嗣同之事，恐自身不保。于是荣禄托杨崇伊向太后告密。

　　太后得到密报后大怒，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密谕捉拿谭嗣同等人。荣禄为保全光绪，建议对谭嗣同等人不审即诛。于是9月28日，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同日弃市，是为“戊戌六君子”。9月29日，清廷公布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罪状，由原先的“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升级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至于康梁的脑袋，也在谕旨中明码标价了：十万雪花银！而这会儿，康有为已逃到香港了。

　　一场由激进变革者引发的百日狂赌，就这样结束了。最大的赌徒康有为跑了，被他充作赌注的两个人物，光绪不但丧失了未来的董事长之位，甚至未能保全已有的位置，终身失去自由。至于袁世凯，虽然凭着自己的职场人脉一路青云，但是却始终未能摆脱“出卖者”的骂名。

　　作者介绍：

　　端木赐香，原名李桂枝，网名三糊涂，历史学者。代表作有《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真假袁世凯辨别》等。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