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话：李济深他不能动

　　（一）夜半电话，毛主席召见李主席

　　反右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民革中央打了副主席龙云的右派，打了常委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的右派……，反右的英雄好汉们胃口越吊越大，都在酝酿下一个，都想抓一个大家伙才过瘾，谁？当然是非主席李济深莫属了！

　　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排座次，第一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其主席是李济深（1885-1959）。副主席龙云和中常委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都打了右派。李济深也受到批判，有人要打他右派，使他终日处在惊恐不安之中，茶不思，饭不香，夜不寝。既然已经打了副主席龙云的右派，下一个顺理成章当然是他了。

　　反右运动的第一目标就是民主党派的头头脑脑，好比拉车的骡马，给它们戴上笼头，戴上肩套，可以驯顺地拉车跑路。其实，对于民主人士的头面人物，戴套或不戴套，全由龙心摆布，收纵自如。要打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你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掉。反之如李济深，正当有些人摩拳擦掌要打他的右派的时候，龙颜眷顾，说一声“不能动”，谁也无可奈何了。

　　我摘抄一段姜建、王庆华著《李济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的记叙：

　　这些天来，李济深终日在家，陷入苦闷之中，食不甘味，夜不能寝。

　　这个思想包袱，最后由毛泽东亲自为他解了开来。

　　关于此事，李济深的儿子、女儿和媳妇有一段回忆：

　　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最高潮时期，有一段时间爸爸不到民革中央机关去了，整天在家愁眉不展，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思考问题。茶饭不香，吃得很少，晚上也睡不好。他考虑什么事，遇到了什么难题，从不对我们讲，我们也不敢问。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天夜里，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中央一位领导要找爸爸有事，请他乘车立即去中南海。爸爸不知道党中央找他有什么事，就像往常一样，立即起身乘车去了中南海。大约一个多小时，父亲回到家中，家里人都在等着他。回来后，他的脸色与刚去时大不相同了，笑嘻嘻地说，毛主席找他去谈了话。谈话内容他没有讲，但第二天就吩咐家里人去买北京烤鸭，准备加餐。中午，大家陪父亲一起吃饭，他喜笑颜开，情绪很好，完全改变了多日以来愁眉不展的状态。事后，我们从妈妈周月卿口中得知：

　　这次毛主席找父亲，是因为知道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故特地找他去，对他说，党中央不会这样做，要他放心。听说毛主席为此事还对有关人员发了脾气。毛主席说：‘在民革中，我就认李任潮（李济深的号），他不能动。’毛主席和父亲谈话后，民革中央的那些‘左’派对爸爸也改变了态度，再不敢把矛头对着爸爸了。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直接干预下，李济深终于在这场惊险的反右派斗争中顺利过关，他对毛泽东内心是非常感激的。（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们且不说李济深凭什么要“感激”毛泽东！连李济深这样的顶层民主人士都不懂得现代民主法治的起码规则，当然叫毛泽东可以纵横捭阖，左右驰骋，为所欲为，专制天下了！

　　毛泽东利用反右运动对民主人士又打又拉，拉拉打打，收纵自如，从而使他们始终处在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俯首称臣的地位，成为“驯服工具”。“这次毛主席找父亲，是因为知道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故特地找他去，对他说，党中央不会这样做，要他放心。”早前，毛泽东当时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金口玉言，言之凿凿。这是中共建政7年之后，第一次明确地将本党与各“友党”的关系作出定位，不言而喻，说明双方具有相对独立、平等的关系。可是，谁也不知道，原来这个“互相”其实是单向度的，只许我“监督”你，哪容你“监督”我？我怎么“监督”你呢？就是我想打谁的右派就打谁的右派。从此民主党派成了共产党的小妾。至于文革后再换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更是自欺欺人的遮羞布。“肝”与“胆”岂能相照？“荣”与“辱”谁能与共？

　　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意味着承认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具有独立、平等的地位，不存在中共可以“通吃”民主党派的特权。可是，反右一来，毛泽东说能“动”谁，不能“动”谁，全在他的一句金口玉言！李济深们反蒋反了几十年，甚至于真刀真枪地对打，最后蒋介石还能和你“握手”，至少在表面上和你“不计前嫌”，哪里敢于这样丧失诚信食言自肥呢？可是反蒋投毛的结果，如今，李济深领教了毛泽东的这种手段，不知作何感想？

　　据研究文革反右的专家宋永毅著《中国知识精英和民主精英的悲哀》云：“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的黄炎培和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的陈叔通都曾在6月5日深夜被毛泽东召见，面授近3小时机宜要他们发动批判章乃器和‘章罗联盟’。”《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所记，也是在6月5日晚，因此，毛泽东召见李济深大概也是在6月8日发起反右运动之前，临近之时。这场战略决战，他要调兵遣将，组织火力，一炮打响，一鼓作气，势如猛虎，无坚不摧，所向披靡，获得全胜。

　　他给八个民主党派的前四个“主席”解了套，利用他们打前锋！至于后四个党派的主席照打右派不误。


　　（二）愚笨鲁钝，不明圣意

　　毛泽东为什么要保李济深呢？因为民革在民主党派中是排头兵。李济深是主席。毛泽东通常总是把“第一”保下来。例如，只要保一个荣毅仁，就意味着保住了国旗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那颗星。保一个李济深，就保住了民主党派，保住了统一战线。李济深不明白这个道理，愚笨鲁钝，庸人自扰，战战兢兢，惊惧不安，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排头兵地位，毛泽东非保他过关不可。

　　这个民革是国民党的旧军政人员参加的组织，他们的实力早被摧毁，无兵无卒，政治资本也被剥光，论“实力”不能和代表知识分子的民盟相比，对共产党已经没有一丁点威胁。李济深个人此时已经72岁，老态龙钟，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特别是在历史上，他是反蒋的一面旗帜。他被国民党一大缺席选为中央执委。他做过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校长是蒋介石，广东政府主席。后来因为反蒋，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1933年，他又参加了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是在国难深重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继中共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后的第二个分裂国家的政权。这个分裂国家的政权一建立，就派代表到瑞金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密商。这个分裂国家的政权后来被蒋介石消灭。


　　（三）感恩戴德，充当打手，落井下石

　　毛泽东保李济深过了关，所以“他对毛泽东内心是非常感激的”。李济深要以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右派，唯一的办法就是落井下石，向已经被打的右派，泼脏水，于是就无所顾忌地向民革中的右派分子副主席龙云（1887—1962）、常委黄绍竑(1895—1966)、陈铭枢（1889—1965）声色俱厉义正词严地展开批判。这正是毛泽东对他宽宏大量从宽发落的用意。

　　龙云、黄绍竑、陈铭枢在国民党时期都是声名显赫的军政要员，在国共决战的关头又投奔了中共。他们都是忠贞耿直、仗义执言之士，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大鸣大放中，提出了许多坦陈的建言献策，耿耿忠心，苍天可鉴。

　　6月18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批判民革右派的反动言论。李济深第一个发言，他批评龙云关于怀疑苏联、污蔑苏联的谬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立场。

　　龙云的反动立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龙云曾经以爱国的面貌，主张因抗美援朝向苏联借的外债，应该延期二、三十年归还。龙云不顾苏联对我国的巨大援助，重新提出了所谓苏联从我国东北搬走机器的问题，恶意地污蔑苏联。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批判黄绍竑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李济深第一个发言，他说，黄绍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从来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找岔子，给党和政府抹黑脸。在11月13-14日的民革中央大会上，李济深说，大量事实证明，黄绍竑是有纲领、有计划进行阴谋活动的右派头子。他的纲领，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破坏民族团结，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黄绍竑为了实现他的反动纲领，勾结败类有计划地进行阴谋活动。他首先到处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撑腰，为抗拒改造的地主富农分子说话，并且煽动少数反动学生为他摇旗呐喊。黄绍竑又和广东右派分子罗翼群，在肃反问题和农民问题上向共产党和人民进攻，北呼南应。企图把人民的天下搞乱，使反革命分子复辟。李济深说，摆在黄绍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彻底交代，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这是一条光明的路；拒不交代，抗拒改造，这是一条死路，何去何从，由他自己选择。

　　李济深在批判陈铭枢的大会上说，右派分子陈铭枢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向共产党进攻的纲领，妄图使资本主义复辟和使反革命统治者卷土重来。他为了推销他的反动纲领，到处拉拢落后分子，组织败类，从事种种阴谋活动，并且企图篡夺民革中央领导，控制民革地方组织。他是一个口是心非、造谣生事的右派阴谋家。他采取两面派手法向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他表面对共产党说一些恭维的话，而实际上却勾结各机关、学校中的不满分子和坏分子，搜集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加以夸大或歪曲，甚至捏造事实向党大肆进攻。

　　李济深指出，陈铭枢是个一贯反动的老牌右派分子。他曾附和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先生，拥护过蒋介石打击反蒋运动，阻挠十九路军反蒋抗日。解放后，他并没有悔改。李济深强调说，这几天的斗争会，给了我们大家很好的教育，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就会有堕入右派泥坑的危险。

　　在另一次会上，李济深发言说：陈铭枢不论在解放前解放后，都毫无为人民为国家服务之心，他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心想作领袖，他是一个十分恶劣的政治野心家。陈铭枢无耻地认为解放前每次革命都是他领导的，窃取人民革命之功为己功，还印发小册子，为自己吹嘘。１９５１年华北革大毕业典礼，民革中常会派邵力子同志代表民革参加，陈铭枢却擅自去讲话，结果群众大为不满。陈满口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宣传他的不伦不类的佛学唯心论。陈铭枢在民革二届二中全会时，到处挑拨关系，请客拉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妄图利用同志捧他为民革领袖。他为了夺取民革的领导地位，抓住上海、南京、武汉三个地方组织，制造人事纠纷，认敌为我，培植私人势力，使三个地方组织造成很大损失。

　　陈铭枢在武汉工作时，捏造事实，题诗污辱共产党，到处散发，说警卫员监视他。我要问陈铭枢：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你为什么怀疑共产党派人监视你？我问你，你这样恶毒诽谤党，用心何在？

　　李济深说，陈铭枢的反动言行近年来发展到向党和党的领袖猖狂进攻的地步。他捏造事实，诽谤毛主席，大骂共产党。毛主席和共产党是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你这样狂妄进攻，还有什么天良可言？你是多么卑鄙无耻的政治野心家！你是一个“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的人，我对你这个无耻之徒已经看透了。现在，你已站在敌我界线的边沿上了，彻底交代罪行，才是你的生路，否则全国六亿人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龙云、黄绍竑、陈铭枢和李济深都是蒋介石时代的军政要员，地位都在伯仲之间，是李济深反蒋的朋友盟友战友同志，生死相依几十年。他难道真是认为“黄绍竑是有纲领、有计划进行阴谋活动的右派头子。他的纲领，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陈铭枢是“卑鄙无耻的政治野心家”吗？虽说这是逢场作戏，演给毛泽东看的花招，但是七十几岁的李济深老先生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大庭广众之下，能够撕破脸皮对本党（民革）的领导人，采取了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手法，戴帽子，打棍子，妄加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精彩表演，未必不是一场煎熬灵魂的大悲大痛。李济深反蒋通共几十年，又处在八个民主党派第一党主席的地位，连自身的安全都要依靠执政党的主席高抬贵手，都要依靠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又遑论其余的人们！

　　我在《毛泽东导演的一曲滑稽剧》中说：李济深自己逃脱了右派帽子，在公开场合慷慨激昂地发表批判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的讲话，在天安门前表达对毛泽东永存忠心、海枯石烂绝不动摇的誓言，但是我设想，在夜深人静、仰卧在床的时候，他不会不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吧？他慷慨激昂地批龙云、批黄绍竑、批陈铭枢，这些人都是他的亲密朋友盟友，他妄加给他们的那些罪状他相信吗？李济深“反蒋、通共”几十年，在反右运动中有惊无险，被保过关。他认为这是皇恩浩荡，还是统战策略呢？

　　李济深的批判，鹦鹉学舌，采取了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手法，戴帽子，打棍子，妄加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过我想，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里看他们斗来斗去，好像看两只公鸡相斗。乐在心头，喜上眉梢。

　　龙云、黄绍竑、陈铭枢三人只有黄绍竑活到文革。1966年8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31日下午，这位和李宗仁、白崇禧合称为桂系“三杰”之一的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指李宗仁）就在这一天，黄绍竑被迫自杀，终年71岁。李济深在1957年熬过了反右，1958年度过了“交心”，眼看着民革的成员——那些国民党起义、投诚、归顺的军政人员，解放以来关的关，杀的杀，管的管，戴（右帽）的戴（右帽），他自己虽然仍然安居高位，但内心哪能愁眉舒展，喜笑颜开？1959年，他驾鹤西归，走在龙云（1887—1962）、黄绍竑(1895—1966)、陈铭枢（1889—1965）的前头，应该是郁郁而终吧！

　　参考资料：宋永毅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

　　李昌玉，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