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4日 星期六
一位抗日远征军士兵在共和国劳改营的遭遇
受访人:廖沛林,89岁,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因参加远征军抗日,解放后被劳改29年。
时间:2012年6月27日、7月8日
受访形式:电话、书面材料补充。廖兴元先生整理材料,给予大力帮助。
大饥荒饿亡人:廖世桂,女儿,一岁多,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饿亡。
廖叔武, 父亲,五十多岁,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饿亡。
母亲,五十多岁,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饿亡。
两位姐姐(姓名、年龄待查)
两位姐夫(姓名、年龄待查)
妹妹,二十二岁, 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饿亡。
廖忠,年龄不详,四川省井研县研经镇庙子乡人,饿亡于劳改营。
刘汇清,城厢小学校长,四川省经研县人,工伤死于劳改队。
许立本,年龄不详,陕西人,饿亡于劳改队。
四川省大邑县普陀庵周围埋葬了一千多名因饥饿而亡的劳改人员,没有墓碑,没有坟茔,没有名字。写在这里,以此纪念。
依:廖伯伯,听说你年青时参加过远征军?你那时候多大岁数?是什么样的家境?
廖:说起来话长。我的祖上从湖广移民来川,开垦荒原,获得土地。传到我父亲廖叔武这一代有薄田十二亩,草房一栋。我的父亲和母亲鸡鸣既起,省吃俭用,后来又自购薄田几亩,并育有十二个孩子。父亲在村里礼贤下士,和蔼可亲,主持正义,颇得乡民敬仰。孩子们都叫他武叔。
我在男孩中排行第二,儿时调皮贪玩,四岁入私塾,小学、初中、高中一路名列前茅,书、画、体育文艺都很喜欢。父亲嘴上不多说,心里很高兴,视我为可造之才。我当时年少志远,一心想考西南联大,以后去美国留学,光宗耀祖,改换门庭。但是当我把自己的梦想告诉父亲后,父亲叹气说:“国家危亡,何谈留学?
抗日后期,我正在上高中。缜缅初战,国军失利,日军攻入云南边境,中国西大门岌岌可危。蒋委员长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全川男女青年学生热血沸腾,纷纷响应,报名参加远征军。我遵从父志,还不满十八岁,便在井中校报名参加了远征军。那天,太阳火辣辣的照着,一千多师生集中在操场中间,井研父老乡亲,挤满校园,参加欢送青年师生参军大会。一百多热血青年,戴着大红花站在台上,威武雄壮,豪气满怀。站在队伍最末尾的我是参军青年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欢送会进入高潮时,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震天动地,一股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氛,
从县到省,沿途受到热血同胞的悲壮迎送。军民都知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抗击日本鬼子的飞机坦克,在中国西大门铸一道新的钢铁长城,保卫中国神经中枢,最后一搏,挽救中华。我被编入原张中兵军长的七十一军,远征军序列第三师。
依:你在远征军中担任什么工作?有和日本鬼子面对面的打过仗吗?
廖:我们到达印度的加尔各达,前半年时间为基本训练。印度的夏天酷热难熬,官兵无不晒得皮肤黝黑,坚硬,滴水不沾。摸、爬、滚、打,爬山、泅渡,露宿山林,特别是全副武装,不带干粮,去印度野人山,训练生存本领。猛兽、毒蛇、野果、树皮,犹如棕熊,凡能咽下的动植物都吃。两周训练,官兵脱型,真变成了野人。
期满分科。我被分到通讯连,专门进行收发报训练。全军训练期满,便奉命打回云南,与日本鬼子决战。我分到先头部队的团部通讯连,担任收发报工作。
腾冲一战最为惨烈,那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总攻那天,美、日飞机在空中激战,双方机群都如秋风落叶,飘然落地,一声巨响,浓烟冲天。敌我阵地多被炸弹摧毁,唯城墙岿然独存。正在激战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犹如八级强烈地震,周围地皮抖动,霎时城门洞开,我军健儿蜂涌而入,与日寇进行肉搏战。打扫战场时,尸体遍地,好多兄弟嘴里还衔着鬼子的耳朵。
“轰__!”的一声,一颗日军炸弹在我旁边爆炸。我突然震昏,只感到电台哔啦啦散了架。我清醒过来,觉得小腿上有小虫搔动,伸手一摸,竟是鲜血。我把腿一伸,仍是自如。我知道并无大碍,摸出救急包,捆扎了伤口,一看电台,七零八落,撒了一地。正在此时,几个鬼子乘机向我冲来,拔枪还击,打倒两个,我右胳膊受伤,无力举枪,只好左手射击。后面鬼子仍向前扑,寡不敌人,我知道为国捐躯的时刻到了,准备好手雷,与鬼子同归干尽。幸好团长警卫赶到,一排排冲锋枪子弹扫过去,我才脱离了危险。团长说:“不要紧,只要人在就好!”
日本投降那一天,远征军将士与全国民众,欢天喜地,昼夜不眠,三天三夜也安静不下来。最后清点,国军将军阵亡两百多个,以下校、卫、士兵阵亡几百万,民众牺牲更多。多少青壮,为国捐躯。
1949年,我奉父母之命回到家乡,和青梅竹马的吴长珠完婚。三师抗日,功劳显赫,对内战却不热衷。1949年底,奉命参加成都会战。共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深入人心。全师厌战,缴械投诚。当时一片混乱,官兵六神无主,纷纷逃匿,我也回到家乡和新婚的妻子团聚。
不过,因为政治的原因,这段历史被执政者篡改、扭曲、黑白颠倒了六十多年,现在才慢慢被人真相所知。我现在被纳入四川省远征军联谊会,也给我颁发了纪念章。
依:后来就是因为你的远征军背景而给你判刑的吗?判了多少年?
廖:五一年,新政权开展镇压反革命,特别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官兵。安宁的日子过了没有几天,工作队下令,凡伪政人员限期到工作队报到,然后,到县里自新训练班学习。自新班一下集中了七十多人,很多都是远征军、青年军成员。警卫荷枪实弹,不许外出,不许会客,不许交头接耳。领导宣布:“首恶必办,协从不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说实在话,我这个经过惨烈战斗的人,也感到恐惧不堪浑身哆嗦,更别说那些一般公职人员,谁知道自己是不是首恶,说不定哪天拉出去“必办”,敲碎脑瓜,命归黄泉。
大家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彻底坦白,争取宽大处理。自我交待后,又是面对面,背靠背,检举揭发他人。大家竟相信了中共谎言,中了工作队的计谋,只想自已脱身,哪顾他人安危?有些人不顾事实,栽脏泼污,乃至造谣诬陷。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撕咬后,一部分人被关进大牢。我坚持事实求是,交待了电台问题,并把从部队上背回来留做纪念的电台交给了工作队。我没有进入大牢,回到家里,长珠高兴万分,以为从此再不分离。不久,农会通知我去乡政府谈话,我预感不妙,告诉长珠,此去凶多吉少,如一去不返,你趁早另嫁。她一把抱住我,嚎啕大哭,捂住我嘴巴,不许乱说。
到了乡办公室,四个持枪民兵一涌而上,把我打翻在地,捆了我个苏琴佩剑。我问:“为啥捆我?总有个道理。”工作队长只说:“少罗唆,到县里你就知道了!”五十华里,比我从加尔各答到腾冲的千里路程还难走。人被捆住,像根木头,行走十分艰难,特别是捆住的双手,渐渐红肿,犹如千刀万剐,揪心疼痛。我请求民兵松松绑,反而招来几脚恨踢,险些把我打翻在地。到了县公安局受审时才知道,我是被人检举,说我是国民党留下的联络特务。候审期间,我的妻子吴长珠买来米和柴火,大着肚子跑五十里送来。
不久,公判大会在井中校大操场举行,比几年前欢送参军大会人还多,口号也变了。出生入死抗日救国的青年军、远征军,大多当了囚犯,得到最后“欢送”。公判大会宣布了好多个死刑,其中就有远征军、青年军伍少怀、杨柳村。我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心想,要知有今日,不如站死在战场。我本来是一桩冤案,但在这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被它粘上了,保住一条命就是大幸了。我们这群被判有期徒刑的人,也和死刑犯一块押赴刑场陪斩,杀鸡给猴看。死刑犯除了远征军、青年军,还有被判为历史反革命的地方人士罗以宜、王尔康、、宋孔珍、王方成等等十几个。死刑犯五花大绑,左右两只手臂被两个彪形大汉死死揪着,飞快拖入刑场。有的人一堆稀屎,有的人昂首挺胸,面不改色。伍少怀不仅不跪,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真乃英雄。仅仅井研小县,前后就有十几个远征军、青年军被杀害。
依:你被判刑以后,押送到哪里服刑?
廖:没等多久,各县判刑犯人分批在乐山集中,井研第一批就是四、五十人,接连几批。出发时要我挑上八十斤粮食,做为途中口粮。我从没挑过长途担子,开始觉得轻松,走几里后,担子越来越重,只好不断换肩,越换越勤,没多久,肩皮破裂,扁担压上,钻心疼痛。再不敢在肩上换肩了,走几步放下担子,换肩再跑,跟上队列。午后又饿又渴,脑袋昏沉,一放下担子就爬不起来了。人说度日如年,我是度时如年啊!黄昏时节,终于熬到了土主场。次日担子轻了一半,中午就到了徐家扁,住进抗日时的武大校舍。几天后,全专区劳改犯步行几百里,到简阳修成渝铁路。
到简阳不久,父亲寄来一信,“吾儿:你走后,长珠产下一女,取名世桂,望儿安心改造,早日回归。”妻子长珠也附言:“夫:字少意深,激起烦愁,昼夜思念,总有尽头。平安!”我当父亲了,我多么高兴呀,想着无论如何都要活到见到孩子的一天。可是我的女儿世桂,我连面都没见上,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这到下面再说。
依:讲讲你在劳改队的衣、食、住、行,还有劳动,外面的人不了解劳改营的情况。
廖:毛泽东不是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判一个人死刑、 一个人坐牢不需要如何法律手续。更不要说什么开庭、审判、辩护等等。简单的很。我就是因为响应过蒋委员长的号召,参加过远征军,为国抗日,却被判为历史反革命罪,一生完蛋。
进了劳改营就是下了人间地域,你从此就不是人,成了会干活的牲畜。一队队衣衫褴褛,头戴“犯”字小帽,身穿“劳改”囚衣的人,其惨景,比日本人抓去做苦役的中国人还惨,这是中国人对待自己的骨肉同胞呀!晓行夜宿,步行数日,一个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跛行千里,才到达修路段面,我们四个中队住进贺家祠堂。管教人员住在楼上单间,劳改人员住在无门大厅,一律地铺,昼不蔽日,夜不挡风。每遇滂沱大雨,飞进串串雨鞭,大家只好后移,没法子睡下,都坐着对待天亮。
为了让我们早出工干活,天不明就吃早餐,餐餐都是包谷、豌豆、红苕,每逢吃大米就是“打牙祭”。我们从井研出发时,全是发的小洋瓷碗,其他县全是发的大碗,我们两碗不顶人家一碗。先乘好饭,却不可以先吃,等队长“嘘____!”哨子一响,一起开动,狼吞虎咽,不管菜不菜,饭没吃完,便往盛饭箩筐跑去,抢着填一碗半碗。吃得慢的,再无饭可添。有时有点水煮萝卜,有时只是大盆盐水。有的人空碗回桌,唉声叹气,只好暗下决心筹划下顿如何抢饭。我们就像争抢食物的猪狗。
天全部黑下来才收工,时有加班,全是超体力劳动,年老体衰人员,稍有闲待,轻则臭骂,重则毒打,什么尊严、人格,真比牛马不如。原井研有教育家之称的,城厢小学校长刘汇清老人,被判为历史反革命,为了不挨打骂,苦撑苦熬,面色枯槁。一天,可能因为爆破后岩石松动,坡上一块巨石滚落下来,躲闪不及,一只腿被压在石头下面,疼得喊都喊不出来,只冒冷汗。我小学是在城厢小学读的,认得刘校长,赶忙奔了过去,掀开巨石,像背个稻草人,向医务室跑去。只听他喃喃呓语:“放下我.....,我不.......”越背人越往下溜,到医务室放下便咽了气。修建成渝铁路,饿死、累死、病死、工伤死,几年时间劳改队死了很多人,哪有安葬,见坑就扔。
人吃不饱,没有体力,劳动效率越来越低,进度越来越慢。管教领导为了他们的“政绩”,又耍花招。大队规定,每人每天的土方定额,超额奖饭,缺额扣饭。为了不挨饿,体力强的拼命干活,老弱病残更加挨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无处掩埋。
劳改队员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修完铁路,劳改队更加“兴旺”。战事再紧也有休整间隙,劳改队却不能享受休整。路基修完,立即转场。
依:转到哪里去?又让你们干什么活?
廖:我们乐山劳改营改编为川南伐木支队,开赴峨眉龙池、大为伐木。又是长途跋涉,全程步行,途中死人更为严重,往路旁小坑一扔,刨点土来一埋,有的甚至还有只脚露在外面,有的还没有完全咽气。人一走开,野狗成群结队,刨开撕咬,不费吹灰之力。劳改人员的尸体成了这些动物的美餐。
在峨眉县城补充了不少新劳改队员,便往山上爬,目的地是海拔4000米的巨北峰,远眺峨眉山金顶,竟在脚下闪闪发光。羊肠小道,越爬越窄,最后无路可走,还说没到目的地,只好开避新道,继续往上爬。山高入云,犹似腾云驾雾,脚下积雪溜滑,身后悬崖峭壁万丈深渊,加上空气稀薄,喘息困难,最后只好四肢爬行,像一群不长毛的类人猿。黎明上路,爬到山顶时,已近黄昏。
住地是以前戡测队搭的临时棚屋,山草屋顶,白夹竹墙,元木床铺,地草蓬勃。真是房外大雨,屋内小雨,房外雨停,屋内照样滴答下雨。地下周年潮湿,一脚下去,沙沙作响。棚屋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完全像在野人山做生存训练。天啦!这哪是人能长住的地方啊!我们个个心想,这恐怕就是自己的墓地了。
收拾好住地,便开始伐木。全是原始森林,千年古树,不少地方,一根挨一根矗立地上,一般树围直径都在一米以上。树形下粗上细,形似箭头,名为铁杉。木质又细、又硬、又沉,没有树杈痕迹,是军工最佳用材。斧砍不入,只能用特制钢锯。两人一天难得锯倒一棵。锯倒一棵,又要锯成两三米长的元木。
空气潮湿,遍坡遍地都是蚂蟥,不知不觉便钻进腿脚,待你发现,它已吸饱吃足,像个肉砣,粘在腿上,扯不出来,只能狠狠拍打,让它松开口,但血流不止。据说,蚂蟥吸了多少血,要流多少血才会止住。劳改人员吃的是猪狗食,哪有多少血嘛?
山上夏日冰雪不融,太阳没有温度。冬天手脚皲裂,冻伤处化浓,疼痒难忍,全队几乎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只有重伤轻伤之分。夜里更冷,什么都穿在身上盖在身上也睡不着觉,只好将元木放在屋中间,任其燃烧取暖。浪费了不少优质木柴。
最难的是吃食。队里把犯人分成组,轮流下山搬运生活资料,下山一天,上山一天。下山也不轻松,下午两只小腿肿胀,坐下来只能把两脚抬高,让血液回流。上山更苦,一等劳力也只能背四、五十斤,好些地方只能四肢爬行。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加上负重,气都喘不过来。但人们都盼着下山搬运,因为可以重回人间,过两天充足的呼吸空气生活。身上有点钱的人,还可以买点零食或抽只烟卷。
驻地空气稀薄,煮不熟饭,水到七、八十度就开,包谷面饭再煮也是夹生的,下面成了糊锅粑,上面仍是白生生的。开始闹肚子的人很多,少数人拉得脱了水,路都走不稳了,有的竟拉肚子死亡。医生建议在山腰煮饭,大队政委呵斥说:“劳改队不是休养所,死几个人有啥奇怪的!”管教住在山下砖墙屋里,一日三餐,吃、喝、玩、乐。他们只是不时上山检查检查,打打人,骂骂娘而已,管你怎么活,怎么死!
依:你在山上能不能得到家里人的来信,知道他们的消息。
廖:信可以通,但得通过劳改干部的检查。
一次下山搬运货物,我收到妻子长珠一封信,别提多高兴了,劳改队的家书可就不是万金了,简直是命。拆开一看,却让人悲恸欲绝。信中说,土改中,我家划为地主,父母、妻子都是地主分子,全家扫地出门,无处安身,最后无奈栖身岩洞,家具杂物作为浮财,全被分光。在斗争会上父母、妻子都挨打、受辱。女儿世桂咽不下草根树皮,活活饿死。父亲弯腰驼背,可怜巴巴拄着一根破竹杆四处讨饭,一次去姚春和么老爷家,不敢走前门,绕路后门。么老爷慷慨解囊,送上两升包谷。年迈体弱的父亲背也背不动,回家路中跌倒,洒落不少包谷,他一一捡起嚼食,终于双腿蹒跚走回洞穴。饥饿,加上悲愤,还有对我这个儿子的牵挂,让老父一病不起。死时,握着六岁弟弟的小手,流着眼泪,喃喃自语:“儿勒!我没有把你喂大哟。”“哟”字没能说出,只是从嘴形得知。老泪满面,喉头“呵!”的一声便断了气,闭上了眼睛。母亲和小弟、小妹顿时天塌地陷六神无主,只是大声嚎哭。我以前为父亲准备的棺材,早已被人抬走归公。我是反革命,乡邻也不敢帮忙,害怕招来灾祸。可怜长珠和母亲两个女人,用张凉席,裹上父亲的尸体,草绳一捆,抬到洞外勉强入土。
后来,母亲一看七大八小的儿女,伤心已极,只好将小妹送人,带了小弟改嫁跟了单身老贫农,实在是再没有其他路可走……拿着信,我再看不下去,泪水蒙住了双眼,再也看不下去一个字。我面对家乡方向长跪哭诉:“天啊!苍天!苍天!你有没有长眼?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这一家人?”我一拳击在石头上,将鲜血洒向天空,祭奠父亲英灵!父亲,你安息吧!这次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大打击,我对父亲生不能尽孝,死未能送终,终生遗恨,永世不忘。
在川西伐木大队一千多名劳改人员挣了一亿多的财富,可是是用一百多条生命换来的,在一次放漂中就有十六人淹死。元木堆积如山,根本无法全部运走,队部命令往岩下掀。木头掀完了,下山检查,全成了碎木材,两年辛苦,以十多个人的生命,换得了满坡烂木柴,劳改队又命令我们转场。先后在俄边县为伐木场、劳改队挑运生活资料,在理县伐木、修河、放漂,大邑县劳改农场种地。最后到大邑新沿煤矿呆了下来。
依:在劳改队平时就吃不饱,到了五八年以后的大饥荒,情况恐怕更是严峻,更是不堪,请说说劳改队饥饿的情况。
廖:最初粮食分工种配给,四、五十斤不等,说起来不算少,但一年四季缺油无荤,又是干重体力活的人,一天十二、三个小时超强度的干,再吃多少也不觉得饱。
一九五五年增产节约开始,劳改队更是首先带头,粮食标准每个月三十斤一减再减,减到十八斤,搀苞谷、荞麦、红薯、萝卜、瓜菜,乃至能吃的野菜,油脂缺乏,越吃越痨,人们开始面黄肌瘦而致浮肿,三肿三消后而丧身。送去医院的病人极少回还,坐以待毙。指标锐减,体弱多病的犯人先浮肿,后枯瘦,天天都在死人。队里安排专班埋人,每天挨床清理,推一推搡一搡,不动弹的就抬出去。有的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迟早要死,同样像拖死猪那样,拖出工棚,挖个坑就埋了,免得第二天再麻烦,根本没有人想办法抢救。从近到远,几年埋了一大片,重叠掩埋的还不少。人们的嗅觉习以为常,根本闻不到腐臭,早饿得成了行尸走肉了。
一九五九年,我队从打索厂农场,换工地到江镇修河,途程六十华里,一群二百多名乞丐样的队伍,从高山上下来,一天可以到达目的地,可是两天过去了,还有十七个人没有到齐。派人前去接,原来他们在途中走着走着,不时载倒一个,再也爬不起来,已经到达西天了。野狗、鸟雀、山鼠撕咬,有的人已经面目全非,谁也认不出来。族人廖忠就在其中,众人看见也只是流泪而已。有的死者手拿饭碗,张开大口要吃。名符其实的饿死鬼。
在修河工地上,没有野菜,只靠供应标准,最高三十斤,最低十六斤,按劳改工种分配,体力强的人,付出大,入不敷出,倒下去。体力弱的人,更经不住劳累,也倒下去。一位陕西人许立本体格高大,每顿都吃不饱,活活饿死。有两个原是县财政局局长、教育局局长,身体弱,劳力差,也无疾而终。半年时间,我队二百多人下山,只剩下一百五十多人,调去新原煤矿。其中送去医院三十多人,没有一个人回来,在队死者二十多名。人们要活命,唯一途径是偷盗老百姓的瓜菜、土豆、红薯。晚上出发,不论生熟,都吞下去保命,顾不上什么。不偷者只能等死而已。
新原煤矿有上万劳改人员,还有一些干部和家属。无论井下井上都是超强度劳动,人们每天都透支自已的体力。我在井下吃尽劳动苦头,全身赤裸,头顶矿灯,长期不见天日,皮肤、头发、眉毛、胡子渐渐变白,三十多岁的人说五十岁人也相信。挖煤时,很多地方只能蹲下挖,乃至平平躺下身体挖,全身一丝不挂,只有一个煤筐爬到哪挪到哪。坚硬的石块常常戳破皮肉,血流不止,和煤灰汇在一起,变成了黑血。完不成规定任务,轻是臭骂,重是皮鞭加身,真是牛马不如。推车时常常险象横生,被车压死,时有发生。几次矿井透水,瓦斯爆炸,死人更多。
依:你们劳改队的医院在哪里?劳改队的病人送去能得到治疗吗?
廖:温江地区大邑县西北部是邛莱山脉地段,崇山峻岭,是天然的大监狱,也是慢性的大屠场,都具河农场所辖分厂、石头坪、万宝山、唐王坝、打索厂、琉璃坝等七个山区,还有两个日产近千万吨的万家、新原煤矿,总共有五、六万劳改人员。只有一所医院,位于大邑县北三十里外的普陀庵,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医药缺乏,而且是劳改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优先接待治疗。从各地送来的病人,并不给增加营养,百分之九十有来无回,人们把普陀庵当作天堂。如果哪个人被送到普陀庵了,我们就说:“上天堂去喽。”
饥寒交迫,劳改队死亡人数增产了,一九五七年开始,病人增加,到五九年、六零年医院大有人满为患之势,开始每天几具尸体,逐渐增加到每天十四、五具尸体。原来医院有两个人负责掩埋尸体,现增加为四人,负责挖坑、背尸、掩埋,每具尸体有二两米的奖励。到了六零年,医院更是大增产,来的病人多,地上的坑就更多,平均每天有十人以上。原来是一坑一人、两人、三人,现在是十个、八个一堆,又增加人挖坑就是了。这悲惨的场面,是劳动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结果。劳改人员的生命,不如草芥。
普陀庵医院后山,新坟垒垒,总共有一千多人埋葬在普陀庵的周围,没有墓碑没有牌子,也很少有家人前来凭吊。阶级斗争的烙印,早已恩断义绝,各自保身了。在那个年代尚且活着的劳改人员,仰天长啸,只能听天由命。
依:他们死了,有没有通知家里人来见最后一面,或者来收尸?
廖:哎呀,哪里通知嘛,有些人死了根本名字都不知道,扔在坑里埋掉就不错了。有些人死了,写那个死亡报告的时候,医生连病人的名字都不知道,笑话。我们不允许串队,不允许传播饿死人的消息。看到有人被拉出去埋葬,也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
我每天都感觉很饿,时时刻刻都盼望着吃饭,人已经瘦成竹竿。老天有眼,有段时间是上山砍白夹竹,十多里路程,每人一天一百斤。我尚年轻,又经过战争训练,砍一百斤不是那么艰难,就是回程途中饥饿乏力头昏眼花,感觉要摔倒。有一次,我看到一根山药藤蔓,顺藤摸瓜,竟然得到一根尺长山药。我找来干柴,细细烧烤,放入口中,味道鲜美。此后,我每天都挖,有时挖上十根八根,从那以后,我再不挨饿了,甚至还救济体弱多病的难友。可以说是这种野山药让我度过了饥荒,因为它淀粉质还是丰富的。
我的妻子长珠在我最潦倒最困难的时期,依然不离开不弃,就是别人劝她改嫁她也不从。她逢年过节,都背些衣物、食品跋山涉水辛苦无比来看我,更增强了我生活的勇气。没有长珠,我早已长逝。人说孟姜女千里寻夫,我的妻子就是孟姜女。
依:四川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你的家人情况怎么样?
廖:从一九五七年,一切供应施行计划,各种票证上市,一切物质皆无。听说成都市红旗大商场摆了点东西,却不是商品,而是非卖品,供大家参观,让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什么都有,形式大好。五八年乃至六三年,一年比一年差,一日更比一日荒,人们在饥饿线上挣扎,要说有多少人熬不过来,哪一家都有饿死的冤魂。
五九年、六零年,最惨的日子,农村各地都是一样的,所为一、二、三的标准,及其可恶的人乡村干部多吃多占、弄虚做假、邀功领赏,不顾群众的生死,这些家伙最可恶,丧尽天良。
虽然改嫁给一个贫农,但由于缺少吃穿,长期饥饿体弱,我的母亲在六二年也驾鹤西天,我难过呀,先是没有了父亲,又没有为母亲送终尽孝。我的两个姐姐、两个姐夫和二十二岁的小妹,都是饥饿而死。井研县是个小县,人口稠密,无矿产,丘陵地带,靠天吃饭。遭如此劫难,无法维持生计。田间地边,能吃的野草、树皮、观音土、棉花籽、芭蕉头,能咽下肚的东西见到就吃,顾不上冷热生熟,只为能活下去。据说死了十多万人,家家户户都有饿死的人。当我一九八零年回家时,寻访一些亲属,他们都在六零年饿死了。
在江镇修河出差买竹子,一个队长带队,我们五人到了一户瓦房,空空的大房子里只剩下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妇,她家八口,三个儿子两个媳妇一个孙子。他的丈夫因为偷了生产队一斤多苞谷,被查出,工作队抓去斗争,吊打致死。儿子媳妇各自逃生,听说他们日子也是难过,留下这位老妇,奄奄一息。我们买了四十斤米,还有莲花白菜,在她锅里做饭。她很高兴,和我们的心情一样,只要能充饥就好。老妈妈已经出嫁的女儿回来了,从怀里掏出四个鸡蛋大的洋芋,对妈妈说:“妈妈,女儿来看你,没有什么给你老人家,只有不顾生死,在地里偷偷刨了四个洋芋,给你带来吃。”当妈妈的顿时眼泪长淌,妈妈哭着说:“女儿呀,今后千万不能危险做事,那些狗干部知道了,你可就遭殃了。妈妈五六十岁了,饿死无所谓,你还年轻呀。”看他们母女如此悲伤,我们几个看着心都碎了,这是什么世道呀!
饭菜熟了,先剩了一碗给老妈妈和女儿,对她们说:“吃呀,吃呀,这么多,吃不完,和我们一起吃吧。”菜是白开水煮的,只放了一点盐,但比野菜好吃得多。这个老妈妈和女儿含着眼泪吃了一顿饱饭,对我们感激不尽。
一九五九年,我被调新原煤矿,在太平乡龙窝子佛祖坪山上伐木,这山庄原来有四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口居民。可如今十户九空,一栋栋木质结构的楼房,家具什物、碗筷缸罐俱在,可是没人了,一个生产队只剩下十八人,五只羊,在垂死挣扎。新坟堆堆,凄惨万般。这条沟七、八里长,生活来源一般来自自给,一半购买,而今什么也买不到了。山上能吃的野菜野果都吃光了。部分人逃出去,无法生存,又回来活活饿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四川农村的普遍情况,全省饿死至少一千万人。
依:你先后劳改多少年?那一年回到老家井研?
廖:九死一生,大饥荒中没有把我饿死。我是被改造的典型,曾两次减刑,可是我刑满后,仍不许回家,说我有顶反革命帽子还在,还要随队改造,叫“二劳改”,真是气煞人也!难怪中国人说,中共从来没有法律,党就是法就是天。但再不像服刑期管理严厉,每月有点工资,有探亲假,可以迁来家属户口。不久,我把长殊户口迁入新原煤矿,次年产下男孩,三年后又有了女孩。文革暴发,造反派说我长珠是地主分子,遣送回井研乡下的家。到了八零年,邓小平吹掉五类分子帽子后,我强烈要求回家,最后给了我一百二十元安家费,我才回到离别三十个春秋的故乡。
一九五一年,含冤入狱,被劳役二十九年,一世人生就这样悲惨而过。
依:谢谢你,廖伯伯,我会好好整理你的谈话。因为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遭遇,而是几十万远征军的缩影,成千上万的劳改营中劳改犯的血泪故事。
大跃进中每年的犯人总数将达到八九百万。根据最先的保守估计,在正规劳改营病死或饿死的囚犯大约七十万,这个数字可能要承以三到四倍,意味着大饥荒期间大约300万人死在各种形式的监狱下。——荷兰史学家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P261页
作者:依娃、廖沛林,《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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