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画家叶浅予“文革”改造日记节选

    网刊《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叶浅予著《叶浅予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叶浅予是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文革爆发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主任，同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理事，在“革命大批判”中他被扣上三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因抗战中曾在中美合作所绘制抗日宣传漫画），历史反革命。群众批斗后又被关进秦城监狱（作者诗中有“三年牛棚七年牢”之句）。他在自传中引用了他1966至1967年间所写的两本《改造日记》（1981年由专案组发还）中的一些文字，不过他坦率地说明：日记中写的，“和当时内心独白距离很大”，“它可以蒙骗管教人员，借以过关。……日记的内容，基本上属于过关性质。”“翻看了‘文革’中的日记，使我记起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往事，可也看清了我在狂涛之中如何保全自己的曲线求生之道。”（327页）为让读者了解日记中未能写出的一些真相，本刊将作者在引用时所作的说明一并摘出附上。

1966年8月23日
    今天早晨我面临的这场风暴，对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教育，我的罪行激怒了群众，挨了打。但群众仍然是有分寸的，不然，即使把我打死，也解不了恨。这一打，更深一层认识我的罪行的严重性，使我的头脑更清醒些，对待运动的态度摆得更正确些。我坚决相信党、相信群众，准备迎接任何考验，相信党和群众会给予我自新的机会。
自传中的说明——
这天挨了打，挨得不轻，背上衬衣血渍斑斑，后脑勺打了个洞。日记上却不敢如实描写，为什么？怕暴露不满情绪，引来更重的惩罚；日记后段又写得如此超脱，如此光明磊落，标榜自己站在革命立场看待这场惩罚。……那次挨打的一共三个人，一个罗工柳，一个黄永玉，一个是我，都是在黑画展览会场挨的打。
    （以上见该书327页）

1966年8月24日（注：原书中印作“1968年”，显系错植。）
    砸不砸外国石膏教具的问题，在大字报上讨论了几天，今天由于北京师范学院革命派同学来我院造反，迅速促成了这件事。决定砸！凡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不论中外古今都砸！牛鬼蛇神赖以欺骗青年毒害青年的工具和教条将一起宣告埋葬。
    大会在操场上开，雕塑系一位同学控诉：“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依仗这些东西毒害了多少青年！今天要砸烂这些东西，让牛鬼蛇神永远不得翻身，永远害不了我们！”
接着是一位工人同志的控诉：我们当模特儿，每天连续三四个小时，动也不能动；有时候要我们穿着厚衣服在太阳底下晒，他们这些老爷们却躲在大洋伞底下画。文化大革命，我们才得翻身。我们要斗臭他们，斗倒他们！
听了这些愤怒的控诉，头脑里立刻出现了上课的情景：我们对待模特儿像对待石膏一样，不当人待。这和工厂主对工人们压迫剥削完全一样。我们把这套教给学生，让学生跟我们一样对待模特儿。这就是阶级压迫！又是和平演变！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居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我们有两件法宝：一件是业务上的“专家权威”地位，欺骗无产阶级文化低，得向我们请教；又一件是组织上有靠山，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利用我们作为和平演变的工具，我们今天跪在石膏面前，是叫我们向人民低头认罪，叫我们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丑恶灵魂，应该和石膏教具一样，一起被砸得稀巴烂！
跪在地上，膝盖骨很痛，痛得冒汗，这短暂的痛，抵不了我们长期的罪！这痛，是彻底改造的一服良药。
    （以上见该书326—327页）

1966年8月下旬某日（注：书中引用时未注明具体日期）
    关于李可染给我擦背上的红药水，记得还有一次是李苦禅，一次是艾中信，都是因为汗出得多，自己擦不着，叫他们帮我擦，当时曾考虑该不该这样做？自己的回答是：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挨了打，背上还贴了好几块纱布，几天没擦汗，请人帮忙擦一擦，一次这样做了，二次、三次也就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今天经人一检举，才认识到影响极坏，的确像故意拿伤疤给人看。别人对我的怀疑是出于革命的警惕性，对我这样一个严重的牛鬼蛇神，应该如此，我愿意接受大家的监督。
    自传中的说明——
有天晚上，牛棚开生活会，那个专打小报告的“红色牛鬼”，检举叶浅予挨打之后，第二天还穿着那件血衣，不是有意叫人看吗？另一个牛鬼检举我在宿舍里叫李可染给我擦背上的红药水。我解释说天热出汗，背上红药水从纱布里渗出来，自己擦不着，只好请人帮忙。这时牛棚里议论开了，说，明明亮伤疤给人看，还解释什么！生活会的作用是“狗咬狗”，抓住效果追动机，追得你承认动机不良，才能算完。
（以上见该书329页）

1966年某月某日（注：原书中未注明具体日期，估计应为1966年9月某日）
    我们四人开了半小时会，首先谈谈对劳动的态度，彼此展开了一点批评，李苦禅批评我打扫厕所时把主要的活都占了，一味照顾他，他认为是缺点。经他一提，我立刻认识到，这是我参加劳动以来很不对头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对各人的劳动应该互相严格监督，不能有一点点温情，我对李苦禅的照顾，不是真正帮助他，而是在他改造道路上设置障碍。
自传中的说明——
牛鬼们分组分工包干全院的环境卫生工作。国画系四个老头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郭味蕖为一组，四人中我的体力较强，其余三人较弱，干活我总是抢在前头。劳动中间谈体会，三人有怨言，怪我干得太多，抢了他们的劳动份额。
（以上见该书330—331页）

1966年10月4日
今晚继续思想汇报。有人揭发：
1、人家揭发什么，他也揭发什么，人家不揭发的，他也不揭发，两面派，很狡猾。
2、专制作风仍有流露，打饭时态度专制，两只眼像狼。
3、专说漂亮话。国庆会上第一个抢发言，说得很漂亮，今天日记上又说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4、有一天黑画展览会上革命小将问他在中美合作所干了什么坏事，他说在那里画抗日宣传画，明明是说谎。
加上昨晚那一条，谈经济躲开政治。总起来是一个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是不是狡猾？是不是两面派？
昨天谈劳动和贫下中农斗争我的事，情绪是正常的。斗争我以后，有“躲不如斗”的想法，是不是思想很明确，而且解决问题了呢？不是。思想斗争仍然有，斗争的滋味到底不好受。像我这样一帆风顺过来的人，初次遇到这样的大风浪，的确顾虑重重，不知道怎么好。最近一个时期，认为自己是不愿当顽固派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触动灵魂深处，一旦要触动它，总有些乱，不免产生不实际的想法。有些问题没有认识透，甚至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拿来为自己贴金，说漂亮话，真是自欺欺人。
主观上不想当顽固派，客观上是两面派，仍然是顽固派。我真愿当臭狗屎吗？

1967年5月9日
今天读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还是社会主义的朋友？”
第一，肯定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因而有向两面转化的可能。
第三，监督人员说：“你们的问题都没有定性。”那么，是敌是友未做结论。
第四，大字报的揭发，群众对我的斗争，以及几个月的专政，显然是敌我性质。
第五，我不是党内走资派，可也算得上是反动学术权威。
第六，我的错误言行，是否受反动路线影响？我肯定是执行者，是不是受害者？
第七，我是不是一贯反动？有些问题是不是一时的错误？
第八，对自己的问题上纲下结论，看来是从个人利害出发，动机有问题。
第九，我的要害问题是不是《冰糕颂》和《大同组画》？（注：《冰糕颂》是作者写的一首打油诗，《大同组画》是作者画的一组漫画，被批判为攻击三面红旗，丑化社会主义。）
第十，关于丑化劳动人民和革命领袖是立场问题，是不是也有艺术方法问题？
第十一，对自己扣上政治投机帽子是否合适？
第十二，作为一个党外干部，在政治上要负多少责任？
提出这么多“是不是”，我的基本想法认为我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又不认真改造，于是由朋友转化为敌人。如果认真改造，当然可以转化回来。现在用不着自我鉴定自戴帽子，更不能回避矛盾，缩小罪责。
需要的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问题，让群众去做结论。
（以上见该书338页）

叶浅予，网刊《昨天》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