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回击夏曦：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

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上）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规模比较大的有中央苏区的肃“ＡＢ团”运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运动、赣东北苏区的“肃反”运动、陕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等等。湘鄂西苏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既包括湘鄂西苏区地方上的“肃反”，也包括湘鄂西主力部队红3军中的“肃反”。

　　夏曦大权独揽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向各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改造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夏曦被中央任命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之所以能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给湘鄂西党和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是与夏曦到达湘鄂西后所犯的严重“左”的错误密不可分的。

　　夏曦是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在党的五大上，夏曦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接替李维汉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31年3月，夏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不是湘鄂西苏区第一个搞“肃反”的人。在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3军政治委员邓中夏执行“左”的路线，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

　　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布成立。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缺乏经验和威信的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初到湘鄂西的夏曦在反“围剿”、苏维埃政权建设、游击队以及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许多的工作。但他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不作调查研究，就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实行的是“右倾不斗争的上山、逃跑”主义。

　　夏曦掀起反富农斗争，重新分配一切土地。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

　　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错误做法，与夏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了控制军队和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3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

　　在1932年1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夏曦错误做法的万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夏曦的地位得到巩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在湘鄂西全面推行。随着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路线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一大批不同意、怀疑、反对错误路线的苏区党和红军的干部，遭到了无情打击和迫害。

　　夏曦大搞“火线肃反”

　　7月，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无中生有地称“改组派在苏区内颇活动”，他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将党内不同意见和“改组派”联系起来。为了进行“肃反”，夏曦和以他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各级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凌驾于党委之上，只要夏曦、杨光华等分局个别领导人同意，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5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尔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一说为孙子涛）。

　　尽管“肃反”工作已经扩大化，但是临时中央还不满意，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非常不够”，这使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愈演愈烈。夏曦此后更加专断，往往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把对临时中央和对自己有意见的人视为“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加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而实际上被杀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下来的几个女同志，只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

　　在第一次“肃反”中，夏曦杀害的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的高级干部众多。他们之中有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建人之一、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按：周小康大搞“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干部，但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参见贺彪著的《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因严厉的刑讯逼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的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东晓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已经壮烈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也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第一次“肃反”结束后，12月19日，省委书记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胡说什么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

　　第二次“肃反”运动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了10万大军向湘鄂西苏区发起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在襄北、襄南同时发起进攻，企图将红3军逼到长江、襄河之间歼灭。受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夏曦严重失误，提出“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的错误口号，使红3军伤亡很大，反“围剿”斗争失败，湘鄂西的几个根据地也损失殆尽。

　　但夏曦认为，洪湖苏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改组派”及其反革命派别的破坏，因而继续坚持“肃反”。因突围时电台的丢失，红3军与中央苏区的通讯完全中断，使得刚愎自用的夏曦更加我行我素，独断专横。

　　8月下旬，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很艰苦，没有东西吃，只能吃柿子、核桃、高梁杆子等。而夏曦还是不断地杀人，进行“火线肃反”。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有的指挥干部在火线上负伤，刚撤下来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所谓的“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此次“肃反”共逮捕241人，处死14人，而实际数字远远不至于此。

　　曾任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6军政委的柳直荀对夏曦的乱杀人表示不满，给他写信提出质疑，被夏曦认为是“危险分子”。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3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石头投入湖中，“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

　　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这对于夏曦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3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3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在第二次毛坝会议上，夏曦说：“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同志的指示。……我们今后要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另外要解散现有的党、团组织，创造新的红军……”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

　　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在1933年2月红3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担任主席的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是半个。政治机关也取消了，一切党的基层组织都陷于解体的局面。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未完待续）

　　何立波，《文史精华》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