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下）
（續前）（五）借題發揮的《武訓傳》批判
中共奪取政權前夕，毛澤東於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宣稱，今後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歷來被視為資產階級附屬物的知識分子，自然成為主要打擊對象。但解決知識分子問題遠比消滅地主資本家複雜，何況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文教工作都需要知識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對知識分子的方針是“團結，教育，改造”。著重點顯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根據延安整風搶救運動的經驗，用群衆性的批判運動來改造知識分子。毛澤東於1951年5月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揭開了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序幕。
《武訓傳》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黃宗英的丈夫趙丹演武訓，黃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師。影片於1951年初放映後，報刊上發表不少讚揚的文章，同時也有人認為武訓用磕頭討錢的方式興學“不足為訓”。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批判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學術性爭論變成一場政治批判運動，認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因為它“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社論列出一個很長的名單，批評43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其48名作者，充分發洩了毛澤東的惱怒。
隨後他又派江青等人在武訓家鄉進行所謂調查，寫成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在7月23—28日的《人民日報》上連續刊載。《調查記》斷言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指責《武訓傳》是“利用武訓這具僵屍欺騙中國人民”的“反動宣傳”等等。
毛澤東為什麼要借《武訓傳》大做文章、搞政治運動呢？1957年1月他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20] 原來他是把文化人看作復辟勢力，當然要把他們打倒在地。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黨員、團員、宣傳部門、文藝界、教育界、史學界、報刊編輯、記者全都捲入這場批判運動。被社論點名的48人，以及影片編導、主要演員都被迫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進行檢討，接受批判。各報刊發表批判和檢討文章數百篇。不但影片《武訓傳》從此禁演，各地為紀念武訓創辦的“武訓學校”一律更改校名，有關紀念石碑、塑像、畫像、紀念亭統統拆除。推崇過武訓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雖已去世多年，也遭到批判，而且殃及他的子弟。
（六）對知識分子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運動
《武訓傳》批判硝煙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21] 接著，《人民日報》出現通欄標題：“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內部文件《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專科學校以上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以期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12月23日和24日，毛兩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學校開展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不久，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運動的目的是清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劃清敵我界限。當時正值朝鮮戰爭時期，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分子，都成為思想改造的重點。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所有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官方還鼓勵一些知名知識分子充當領頭羊，在報上發表文章咒罵自己。如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羅常培的《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為誰服務？》，游國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樣一條道路》，光未然的《正視自己的錯誤》等等。但他們的檢討往往不為各單位黨委組織的群衆性學習會所接受。有些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象鬥地主一樣對他們進行揭露批判，稍有辯解，隨之而來的是一片辱罵。為了“過關”，他們不得不顛倒是非地醜化自己。比如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在上世紀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卻被迫檢討說：“我于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 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在美國參加過一個時期軍事科學研究，為抗日戰爭服務，卻檢討說：從事這一研究“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24]
經過上述“脫胎換骨”的改造，大多數知識分子表示與舊社會割斷聯繫，效忠共產黨，但他們的人格卻遭到嚴重侮辱，知識分子應有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視為反動。加上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號令全國知識分子學習蘇聯，在中蘇兩國官方意識形態嚴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學術研究所必需的探索自由和實事求是精神，再也不可能產生出上乘的精神產品。
（七）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
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組成部分，文藝界於1951年11月開始整風。胡風的文藝思想成為整風的靶子。胡風是黨外進步作家，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與魯迅合作同國民黨文化“圍剿”作過鬥爭。因他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左，被視為“異己”，屢遭批判。胡風為了批駁對方，說明自己的文藝思想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的觀點，在一些朋友幫助下，寫成長達30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於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胡風的30萬言書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表面尊重，骨子裏卻大相徑庭，引起毛澤東極大憤怒。1955年春，胡風與朋友之間來往的信件被其中一個“朋友”告密，落入毛澤東之手。信中有對毛不敬的語言和對文藝界現狀不滿的牢騷，毛澤東如獲至寶，立即命令《人民日報》於1955年5-6月分三批發表這些信件，並加上標題“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親自為之寫“序言”和“按語”，毫無根據地捏造罪名說，“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說他們是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為骨幹組成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25]
根據毛澤東的旨意，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胡風夫婦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風分子”也陸續入獄。凡是與“胡風分子”有過來往，在胡風主編的刊物上發表過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無一例外地受到群衆性揭發批判、停職審查，或剝奪人身自由的“隔離審查”。據1980年司法部門所作胡風一案復查報告稱：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據知情者稱“真實數字遠不止此”）。[26]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或判刑，或勞動教養，歷盡摧殘。直到毛澤東死後，中共中央才開始復查。1980年司法部門復查結論稱：“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應屬錯案錯判。”[27]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在坐牢25年以後才得以無罪釋放。但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面子，平反通知書中對胡風的政治歷史、文藝思想和文藝活動仍存在不少不實之詞，經過三次長達8年時間，才從政治上到文藝思想上予以徹底平反。這已經是他蒙冤33年以後，胡風去世也已3年了。
繼反胡風運動以後，毛澤東又在全國範圍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簡稱“肅反”）。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交代揭發出來有某些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又成為肅反對象，造成不少冤案。
比起《武訓傳》批判、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運動在性質上升級了。前者雖然態度粗暴，亂扣“反動”帽子，畢竟在思想批判範圍之內，批判對象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胡風運動則把持不同文藝觀點的知識分子打成反革命，送進了監獄。從此，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程度進入一個新階段，動輒扣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帽子。
（八）使民族走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1956年是中國知識分子難得的平靜和舒暢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經過思想改造後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國家建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為改變科學落後狀況，會後又號召“向科學進軍”。
2月，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20次代表大會的秘密報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個人崇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受到了動搖。為挽救極權統治危局，毛澤東提出緩和矛盾的“十大關係”和博得知識分子歡心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進而公開鼓吹有“獨立思考的自由”和“宣傳唯心論的自由”。於是有人歡呼，中國迎來了“知識分子的春天”!
可是這不過是毛澤東設計的一個圈套，他一年後把它美稱為“引蛇出洞”的“陽謀”，實際上是無比陰險惡毒的陰謀。1957年1月，他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交了底：“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時，他還洩露了所謂“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地位。”[28] 原來，他的所謂“百家爭鳴”，不過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爭鳴”；“百花齊放”，不過是香花與毒草之間的“齊放”。而毒草必須被剷除，被統治者只能作馴服的奴隸！
為了使他設計的圈套具有誘人的光彩，一個月後（2月27日），毛澤東拋出長篇講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5個月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改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內容作了根本性改動），用“人民內部”的美名來麻痹人心。3月12日，又拋出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聲稱“雙百方針”“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為鼓吹“鳴放”，毛澤東從3月6日到20日這15天內，在北京、上海等地對各級幹部至少講了9次話，他批評老幹部中有90％對雙百方針有抵觸。4月下旬，開始了所謂“整風鳴放”，號召黨外人士消除一切顧慮，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要求黨內外之間“拆牆”，“填溝”，“通氣”。4月30日，毛澤東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說：大學裏如果對黨委制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達過同樣意見的人，無一不被打成右派。
經過連續幾年的思想批判運動以後，知識分子已噤若寒蟬，不敢也不願對共產黨提意見。只因毛澤東反復動員，各單位領導人奉命熱忱相邀，繼承了“以天下為己任”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終於為毛澤東的“誠意”所動，紛紛在鳴放座談會上開懷暢言，使1957年5月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熱鬧的“鳴放”局面。
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羅隆基說，文教機關中青年黨員不應該也不能夠領導老年的舊的高級知識分子，並說：“無產階級小知識分子同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是個矛盾。”[29] 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毛澤東，當他聽到統戰部長李維漢彙報時，覺得一年來不斷進行謀劃張設的大羅網已經可以考慮收網了。5月15日，他寫了一篇供黨內幹部閱讀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把4個月前向高級幹部交的底也向一般黨內幹部吹吹風。他把鳴放中表示“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贊成民主”的人，統稱為“右派”，“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在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這是他慣用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30]
在毛澤東親手策劃和總書記鄧小平賣力執行下，6月8日終於開始收網，全國開展所謂反右派鬥爭，把鳴放中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統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己作為“專政對象”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四類之外，又加了第五類右派分子。全國被打成右派的共55萬人，占當時全國知識分子總數500萬的1l％。他們全部被迫勞動改造，一部分還被關進監獄。此外，在反右運動中，小學教師和農村區鄉幹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計人數達50萬；但不久，中共中央決定，不在小學教師和農村幹部中劃右派，於是他們就改戴壞分子或地主這類帽子，遭遇比一般右派還要慘。反右運動後期，在右派之外又劃了一大批屬於“內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數估計在50萬以上。總之，經過反右運動，中國知識分子中有30％左右成為專政對象和異己分子。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民族大災難。
反右運動所造成的災難，不僅打擊了所有敢於獨立思考和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完全顛倒了是非標準。1958年，毛澤東為他自己精心策劃的“陽謀”取得“輝煌戰果”沖昏了頭腦，得意忘形地公然自比秦始皇，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誇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並說，對資產階級還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澤東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說過：“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31] 如今，他連良心也要否定，使自己成為一個沒有人性、沒有良心的比秦始皇還要暴戾的暴君。在視良心如敝屣的騙子和暴君的威懾下，造謠、告密成為時尚，出賣靈魂的咬人、整人者官運亨通。中國進入一個恐懼與謊言相交織的時代。
在鎮壓了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以後，毛澤東的權力欲大大膨脹，1958年春在反右運動尚處於收尾階段時，就發動了要征服自然、“向地球開戰”的所謂“大躍進”。大躍進從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煉鋼開始，全國到處高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到處出現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衛星田”。毛澤東再一次為他的“勝利”所陶醉，提出今後農田只需要三分之—種糧食，以解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同時提出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夢。結果適得其反，全民大煉鋼鐵，造成全國森林遭到毀滅性砍伐和廢鐵渣如山；農業放衛星的謊言造成餓殍遍野，從1959年到196l年三年間，餓死4000萬人，成為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場大災難。這是反右運動所施展的欺騙與鎮壓兩種手法的必然惡果。
（九）毀滅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以“大躍進”的美名，製造了4000萬冤魂的空前大饑荒，由於已喪失了人性和良心，他不但毫無自疚自責之心，反而把這場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災難歸咎於“自然災害”。事實上，這三年中國氣候屬於正常，並無大旱大澇。1962年1月，被毛澤東封為接班人的劉少奇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說了半句實話，認為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於是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是他“身邊的赫魯曉夫”，罪當誅滅。但精於計謀的毛澤東，當時不露聲色。8個月後，他提出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發動一場批判“翻案風”運動，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隨後提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實指劉少奇。
由於毛澤東已於1959年宣佈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並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為誅滅劉少奇，毛澤東採取雙重大包抄策略。他盤算著，要打倒劉少奇，必須先打垮由劉少奇掌握的整個共產黨組織和除軍隊以外的整個國家機器；而要實現這一步，最有效的辦法是從意識形態鬥爭入手，先向知識和文化領域開刀。知識分子就成為劉少奇的殉葬品。
經過多年精心策劃，毛澤東于1966年5月宣佈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第一個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避而不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問題，只說要徹底揭露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第二個文件，8月8日拋出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才點明，“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又再次提出，要對“反動學術‘權威’”和“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進行批判。對於這種意識形態的批判，毛澤東一年後把它概括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32]
為了對所有知識文化領域實行絕對專制的“全面專政”，毛澤東鼓動年幼無知的中學生起來“造反”，開展所謂“破四舊”運動，意圖把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統統消滅。於是書籍被燒，文物被毀，知識分子受盡羞辱，以至遭毒打、殺戮。知識分子成為革命對象的“臭老九”（在它前面的8類革命對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於是，知識成為罪惡，“知識越多越反動”成為時髦的口號。這是毛澤東一生敵視知識分子情緒的一次最徹底、最瘋狂的發洩。
毛澤東為誅滅劉少奇而發動“文化大革命”，不僅要毀滅知識和文化，還要通過鎮壓和欺騙手法製造一場尊他為神的造神運動。通過他長期豢養的打手、文丐（如林彪、江青之流）的鼓噪，毛澤東被說成是“心中的紅太陽”，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人人都必須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請示、晚彙報”；人人都必須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隨時隨地集體跳“忠字舞”。這場荒唐的弄神裝鬼的滑稽劇，不僅愚弄了愚昧的群盲，也使毛澤東自己深為陶醉。他在臨死前還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的革命並列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毛澤東死後一個月，這場歷時10年又4個月的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浩劫也就壽終正寢。不過，毛澤東的陰魂依然未散，謊言和鬼話依然大有市場，“毛澤東思想”依然被奉為指導思想。
（原文注解略）
王來棣，《中共創始人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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