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曦落水时，战士看见了没人愿意营救他

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下）


　　（续前）4次“肃反”红3军只剩下3000余人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在金果坪“公审”后加以杀害。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著《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段德昌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抄写了于谦的《石灰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将它贴在石洞上。英勇就义前，段德昌慷慨地说：“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1952年，毛泽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就是段德昌。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未能幸免于难。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五六月间，是在第三次“肃反”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一共逮捕了172人”，“处死刑的41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

　　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小关（按：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红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不只夏曦有责任，关向应也是有责任。”（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关向应对于自己在这一时期执行过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心情一直很沉痛。抗战期间，他在延安养病时，曾经向毛泽东坦诚地谈了自己的错误。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利用自己的威望，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一位红军将领在被杀前质问夏曦：“那么多为创建红军、创建苏区流血牺牲的老同志怎么会反革命呢？”夏曦竟然荒谬地回答：“这些人是为了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而发展红军，为搞垮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的。”红3军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夏曦的头脑发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连自己身边的警卫员也不相信，亲自下令捕杀了3个（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政务处长姜琦，在1933年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姜琦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3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为止，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后共逮捕了三千多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实际数字远远不止此。经过4次“肃反”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3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但萧克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说还有4000余人）。红3军的枪支也所剩不多，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在1934年11月，“最近在湘西窜扰之贺匪约有枪二三千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人均不到1支枪。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

　　谢觉哉曾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是湘鄂西苏区的“四大文豪”（还有周逸群、万涛、孙之涛）之一。他曾就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写过一首诗：“‘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红3军“肃反”错误的纠正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初步了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这是一次在红2军团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是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使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得以实现，挽救了红3军。

　　夏曦在会上态度消极悲观，一言不发。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指示信严厉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扩大化方面、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扩大化。8月4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会后呈报给中央的决议中，夏曦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第五次“肃反”计划被取消，持续两年多的错误的“肃反”终于停止。

　　10月24日，任弼时、王震、萧克等率领的红6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3军（会师后恢复红2军团的编制）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11月上旬，在攻克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后，两军召开了联席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当时对夏曦的某些批评是不恰当的，如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在组织处理上，夏曦的职务也全被撤销。夏曦承认了错误：“在湘鄂西执行‘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有罪的。”但他又有若干意见：“我不是敌人派进来的，不是蓄意破坏革命，是执行路线上的严重错误”（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夏曦还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我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来电中就夏曦的问题作处批示，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主要是离开湘鄂西苏区后“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持的决心”；肃反“走到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取消党与群众的组织”。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在湖南大庸县丁家溶主持召开了红2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对夏曦的批评是对的，但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在3月31日来电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5月，到红6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夏曦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贵州七星关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时年35岁。夏曦落水时，有战士看见了，但是因为夏曦的“肃反”乱杀人，战士们都是气愤不已，没有人愿意去营救他。

　　对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工作期间的情况，2002年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评价道：“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1932年5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了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对于夏曦的一生，贺龙评价说：“夏曦，是两头小，中间大。”萧克评价道：夏曦“两头好，中间错”；“到红6军团工作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好，我同王震同志都很尊重他，一直到他牺牲时，他的表现都很好。就说中间错吧，是执行六届四中全会错误路线，尤其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在这段期间也不能一概否定，如枫香溪会师后建立了黔东特区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肃反问题，在中央批评了湘鄂西分局以后，他就改正了。”

　　“肃反”扩大化的深刻原因

　　中共党内的“肃反”斗争，是受共产国际大背景深刻影响的。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议提出：“各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派的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旗号、以右派叛徒和托派叛徒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代理人。”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和军阀的同时，“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1931年8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明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大规模地开展工作，来揭露右倾机会主义所有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中，都要与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1930年上半年提出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开展肃反工作。中央苏区首先开始肃反运动，对所谓“ＡＢ团”“改组派”斗争。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进一步要求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ＡＢ团。共产国际反“右倾”、“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别的指示，成为王明等人发起苏区“肃反”运动的理论依据。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ＡＢ团”及改组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得力的工具，“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9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这是王明临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之前亲自执笔起草的文件，毛泽东说它是王明路线“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王明等人在这个“纲领性”的决议案中要求，红军“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1931年4月和6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分别在武汉和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和向忠发两人的叛变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9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他离开上海前，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指定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次组织变动，为博古等人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也为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1月12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认为“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ＡＢ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向各苏区发出指示，“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强调各苏区“应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以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本来，夏曦在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下达前就已经逮捕了一批“改组派”，但是临时中央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批评在湘鄂西中央分局“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局形同虚设”，“你们苏区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ＡＢ团、白极会、硬化会等样之类反革命的组织”，要“迅速消灭这些组织”（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一一党内秘密文件》）。在临时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2年1月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便决定将“肃反”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苏维埃政府对于肃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加强红军中的肃反工作，清洗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因该马上执行。”

　　虽然说“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个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极大的关系。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相比，湘鄂西苏区“肃反”造成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夏曦个人人品不好，利用自己执掌“肃反”大权来摆威风、要手段，甚至挟嫌报复、排除异己，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夏曦极为不满。贺龙回忆说：“战士们看到夏曦都是鼓起眼睛的呀。”“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的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

　　何立波，《文史精华》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