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以后日本侵占华北的战略

日本的华北战略很简单，用四个字就可以点评：蚕食华北。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的《对华政策大纲》中强调：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

１０月２日，日本陆军省提出《帝国政策》，提出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

１１月３０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最后修正案中提出：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

12月7日，日本内阁通过使华北脱离南京的对华分治政策。

相比地源广大但人口稀少，资源也没有什么开发的东北四省而言，华北对于日本更为重要。

华北当时包括察哈尔，绥远（这二省构成的内蒙古的主要部分），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和北平、天津两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总面积超过 100万平方公里，约为日本土地面积的3倍；人口约7620万，约占全国的1/6，也超过当时日本全国人口（约7000万）。该地区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当时的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超过50％，煤占45％，盐占20％，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占1/6，另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天然良港。

1933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和西方列强合作，大量扩充军备和进行实质统一全国的举动。

当时的美国，英国，法国甚至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出于各自的军事经济目的，开始和中国合作。

日本方面深感恐惧和愤怒。

他们和了解统一的中国对他们的威胁。

日本人蛮横的认为现在分裂的中国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列强染指它就是在挑战日本。

当时的日本外交官员天羽英二随即发表了一个臭名昭着的<天羽声明>,宣布中国是自己的势力范围。

具体如下：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天羽申明的本质在于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禁止其他列强的进入，这就等于把中国当作了保护国。

但是此时的日本政府还不敢太嚣张。当英国和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对该申明解释的时候，日本随即退缩了。

此时日本已经赶到蚕食华北并不容易。

中央政府的机构，党部，特务组织，各种抗日爱国组织在华北的势力都很强。尤其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通过分化和暗杀等手段，收买和处死了不少试图投靠日本的汉奸，比如北洋余孽张敬尧大帅。

日本准备在华北扶持汉奸--建立伪政权的行为一再失败。

日本人认为如果要蚕食华北，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势力从华北清理出去。日本人更愿意和有奶就是娘的中国军阀打交道。

政府决定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手段，让华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等军阀获得实际上的本省控制权，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10月28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所谓的<对华政策新方针>，后明确为<对华三原则>：

1.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2.华北经济圈独立（日本政府的借口是：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

3.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借口是防止赤化）。

至于中央控制较弱的察哈尔和绥远二省，日本则希望采取建立伪蒙古国来控制。

秦土协定

日本通过在察哈尔的一系列小规模军事事件， 由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之间签订。最终签订了秦土协定。

内容为：

1.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西南地区。该地区由中国警察部队驻守，避免冲突。

2.解散该地区排日机构。

3.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事件负责人。

4.从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

5.制止山东大量移民进入察哈尔省，保证蒙古族人在察哈尔省的权力，反对政府对其压迫。

通过这个协定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日本获得察哈尔省北部的相当的控制权，帮助日本下属伪军在察哈尔北部站住脚，减弱了宋哲元对察哈尔东北部的控制力，为伪内蒙古国的建立进行准备

日本通过秦土协定得到了察哈尔的一些特权，得到了实惠。

之后，日本又染指绥远，试图把绥远和察哈尔北部联合起来，建立伪蒙古国。

但是这次日本过于穷凶极恶了，他们错误的使用了单纯的军事手段，想一口将绥远省吃下。

国府毫不示弱，他们针锋相对在绥远和日伪开战。

中央军和晋绥军并肩作战，获得了百灵庙大捷。

他们将伪蒙古军队和伪军大汉义军入侵的一万多人大部分全歼，还砍死了二十多个日本军事顾问，导致日军内蒙古国计划在1937年前的完全失败。

要命的何梅协定

当时华北的局势，山东和山西都是由狡猾多智的老军阀阎锡山和韩复榘控制。这二个军阀戎马一生，有着丰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比较难对付。

山西为阎锡山经营多年，该省军政经济都已经自成一家，连铁路都是窄轨，日本很难涉足进去。

至于山东韩复榘除了有十万山东军的强大部队以外，此人为人强硬，曾经用炮兵包围过济南的日本领事馆，总之不太好惹。

所以日本除了在察哈尔的渗透以外，日本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华北最北方的河北省。

通过一系列的阴谋和公然的武装兵变，日本又迫使中国方面在1935年签订了<何梅协定>.

当时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在中国方面的支持下进入滦东所谓的“非武装区”，打击当地汉奸武装。日本以违反塘沽协定，对国民政府进行抗议。

与此同时，当时亲日派分子 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津日租界被暗杀事件，日本认为是国民党特工所为！

日本发表申明说到：此河北事变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日军开始进行军事准备，驻津日军连日在天津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胁迫中方满足要求。

日军主力还在山海关一线集结。

日方要求的内容是：为了彻底铲除华北的抗日行动，日本军认为蒋介石必须放弃对日的两面政策，最小限度必须将执行该政策的机关--宪兵第三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所、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从华北撤退，并希望将其实力后盾--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有害无益的中央军一律撤退，还必须罢免与这次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蒋孝先、丁正、曾扩情、何一飞等，以及不顾停战协定的精神、与以上各机关通谋策划、与日军势不两立的于学忠。

总之，日本的目的就是把中央政府的势力撤出河北省。

日本要求

1.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中央政府官员撤出）

2.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3.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4.在；（中央的特务组织撤出）

5.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中央党部撤出）

6.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中央政府军队撤出）

7.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8.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何梅协定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央军和中央政府机构从河北省撤出，有地方军阀宋哲元的西北军接手。

因为日本方面认为中央政府在河北的存在，非常不利于其对河北的渗透。他们更愿意和宋哲元之内的军阀打交道。

但是日本人显然失算了！在何梅协定以后，中央军从北平撤走，此时西北军还没有换防到北平。日本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等人的数千伪军进攻北平，被宋哲元急调察哈尔的37师强行军120公里后剿灭。

日本人又是鸡飞蛋打。他们从1931年开始就始终错误的低估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把中国人的权力欲望过于放大了。在日本人认为，中国人都是官迷！

但是，何梅协定迫使中央的势力退出河北省，便于日本加强对华北的分离工作。从1934年到1937年，日本在河北的各种事件多如牛毛，其中在 1936年后几个月内就有 　　6月26日第一次丰台事件，7月9日大沽口冲突，7月22日天津金刚桥事件，9月18日第二次丰台事件，10月南苑冲突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夺取华北重要省份河北省。

当时日本人认为，宋哲元是西北军阀，原本一直没有地盘，又被中央政府排挤。现在给予他河北和察哈尔的地盘加上一些日本援助，宋哲元一定会乐于把华北搞独立

从何梅协定以后，随着中央军的撤出华北。宋哲元以西北军的37师控制北平，张自忠的38师调到天津，赵登禹132师调往河北省任丘、固安、河间一带，由刘汝明143师留驻察哈尔，自此宋哲元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於到手了。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人对待宋哲元的进军并没有阻挡，他们认为宋哲元是第二个溥仪。

日本从宋哲元到河北上任开始，就派出大量汉奸对其进行游说，希望其宣布河北独立。

蒋介石和汪精卫方面，也同样派人劝说宋哲元要爱国，抗日。蒋介石还语重心长的对宋哲元部将说： 当前抗日的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国民政府处于表示对宋哲元的信任，还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

实话实说，宋哲元虽然有过很多抗日壮举，但是不代表他不是军阀。

军阀本质让其首先考虑的是自保。

1935年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代替银元流通，各地收上来的银元运交上海国库。币制改革是国民党政府从经济上统一中国的重大举措，金融权力集中于中央以后，地方分裂势力就无力兴风作浪。南京政府的金融举措让日本军方暴跳如雷。日本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银元南运，并警告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同时日军关东军也向关内运动，日本飞机天天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也不愿失去财政自主权，宋哲元於是下令禁止银元南运，河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随即响应，使南京政府控制华北金融的计划泡汤。

日本在长城一线驻防强大兵力

日本经过一年的收买，见软手段对付不了宋哲元，开始改用硬手段。

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汉奸暴动，占据香河县城，并成立由汉奸组成的临时维持会。接着，日本扶植汉好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天津。一时间，华北空气极其紧张。

宋哲元面临如此危局，也是十分为难和紧张。由于无法进入冀东清剿殷汝耕，国民政府只得宣布逮捕殷汝耕。

日本方面土肥原此时又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日本方面要求宋仿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华北自治政府，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

看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1935年11月11日向宋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军将出兵河北。

宋哲元又一次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赢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与民。

宋哲元这通电等于变相的自治宣言，全国人民大为震惊，一致讨伐。

好在此时日本政府和军阀发生了矛盾，下令日本华北自治计划暂停，宋哲元才躲过此劫。

虽然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日本终究会继续分裂活动的。

宋哲元再和蒋介石商议以后，在1936年1约前后，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来应付日本人。

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由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组成。 宋哲元为委员长，另有包括万福麟、王揖唐、王克敏、秦德纯、张自忠、石友三等在内的16名委员。其中，王揖唐、王克敏等老官僚为日方推荐。

这个委员会就本质上来说，只是糊弄日本人的东西。实际上，委员会大权完全在宋哲元西北军一派手中，汉奸和北洋余孽只有象征性的权力，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日本人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很快发现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假。

日本人认为无法用政治外交手段让宋哲元屈服，决定在1937年7月7日，通过武力手段迫使宋哲元真正让出河北的权力，才开始了全面的抗战行为。

但是这些中国当时民众不能了解。在中共的煽动和组织下，1935年12月9日，河北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个一二九运动，造成华北经济政治生活几乎全部停顿，也推迟了国府的既定华北政策。

需要说明是，当时野蛮的西北军阀部队也只是命令军警带着没有子弹的空枪吓唬学生。后来最多也是用木枪，水龙和大刀的刀背驱赶学生，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只有受伤，没有死亡。

但是，就是这样，政府的镇压行为也被中共一派和地方军阀严厉控诉。

回想某年某月，颇有心酸和感慨。

民主，只是一个虚弱的幻觉罢了。对于中国人，直到今天也是。

虽然连续协定了三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在这些条约争取的4年时间内，国府利用红军长征完成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全面控制，还打败了诸如中共，广西和广东军阀的武装叛乱。

在德国和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了新式陆军的基础和新式空军的雏形，整体的持久抗战体系也已经形成。

完成的金融体系和币制的改革。

甚至初步争取到了抗战的军援（苏联）。

就那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来说，从当年每个士兵一把破步枪20发子弹一把大刀六个手榴弹的3万落魄军，变成5个师48个团，共12万兵力的强大部队。二十九军相当一部分部队装备清一色的捷克式轻武器，一个师700挺机枪和若干门山炮，战斗力脱胎换骨了。

七七卢沟桥的29军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国府在1933年以后的华北政策并没有大的失误，也是我们得以获得八年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附：

摘录一下相关事件的文章

第一次丰台事件：

冯治安三十七师一部分军队由张家口调丰台驻防。26日上午9点左右，几个士兵在离铁路不远的地方放马，一列火车驶来，汽笛长鸣。那些从蒙古草原上弄来的军马，还没有受过现代化生活的熏陶，不习惯铁路附近的环境，有五匹受惊狂奔，其中一匹冲进正在修建的日军营房中。随后二十九军士兵赶到，军马已被日军扣留。士兵与站岗的日本兵交涉，要求他们放还军马，日方不但不放，反而凶蛮地打伤中国士兵，而且又有不少日军持枪跑出营房加岗放哨，如临大敌。此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军官闻讯赶到现场，忍气制止中国士兵，要求他们采取克制态度，一场争端才告结束。

第二天，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特务冲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马厩，竟说营中马棚是他的私产，是他花钱买来的，非要腾出不可。官兵觉得事情太离奇，未予理会。这个日本特务竟立即从腰间拔出短刀动武，并招来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帮打助威。中国官兵忍无可忍，只得还手自卫，双方发生械斗，各有负伤。

大沽口事件：

7月9日2点钟，驻塘沽日军香川部队30名步兵，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把船划到东大沽，要求在那里登岸。东大沽是二十九军刘汝明一四三师一三三旅刘团一营的防守地，因为事先没有接到日军进行演习的通知，中国守军不允许日军上岸。日军不听劝阻，强行登陆，互相枪击，各有伤亡，后经中日两方军官出面制止，枪战停止。10日刘团长奉命拜访日军香川队长，向他表示歉意。张自忠亲自向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委婉进行解释，大沽口事件才得以了结。

天津金刚桥事件：

天津市政府保安队九中队第三分队队长邹凤岭，是个土老冒，第一次到天津来，听说天津是个热闹的大城市，7月21日晚间，穿上了便衣到市内街上游玩。因为这个老冒不熟悉天津情况，更不了解街道分布，误入日本租界，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日本特务对邹进行严刑拷打，审问他的身份、到日租界的目的。邹凤岭死活不敢暴露，一口咬定是北宁新站小营公司的茶役，因迷路误入租界。

22日，日本特务会同中方公安局押邹凤岭到小营公司对质。

由日租界到新站须道经市政府。此时，市府保安队正为分队长失踪着急。一个在市府轮值的保安队员看见一辆卡车从金刚桥通过，车上押着的人正是他们的分队长，一时情急，向此车开枪射击，打死一名日本特务。保安队的另一些人合力把邹凤岭抢了回来。

事发之后，许多日本特务一窝蜂拥来，聚集在天津市政府门口。市府保安队也全体出动，个个持枪肃立市政府门前。

第二次丰台事件：

7月以后，日军不时借故挑起事端。一天日侨森川太郎无故闯入二十九军兵营内寻衅，与守卫士兵发生殴斗，被刺受伤。日方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出要二十九军让防。宋哲元派人同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进行交涉，答应给予赔款和惩办打人凶手。对宋哲元的让步，日方不予理睬，仍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二十九军威胁”为理由，坚持要求二十九军让防。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每年的今天，二十九军官兵都要进行国耻纪念日军事演习。

下午，冯治安师混成部队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在铁道附近演习。6点整整队归营。日军也在“九·一八”进行纪念演习。回营之时，恰与中国军队在正阳街上狭路相逢，街道狭窄，不能同时通过，日军耀武扬威，夺路先行。中国士兵早已愤懑于胸，也不相让。于是两军在路中对峙。

一些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大嚷：“皇军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有的还用手指比喻，大拇指伸出来表示是皇军，小指伸出来表示是支那兵。

二十九军的青年军官和士兵斗志很旺盛，巴不得和日军开战，此时岂能相让，也就回骂起来。一时中日士兵展开一场舌战，挥舞拳头，互相辱骂。

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进孙香亭连的行列之中，战马乱冲乱踏，中方士兵有的被马踩伤，于是用枪托击马，场面混乱，日骑兵被赶出行列。

日军指挥官穗积大佐说中国军队侮辱了日军，立即命令其部队散开将孙香亭连团团包围，并要解除孙连士兵枪械。孙香亭快步走出行列，到阵前与日军交涉，竟被日军掳去。中方士兵也立即列阵，准备还击。

日军向其上级报告，日方立刻决定从北平增派一个大队，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率领驰援。中方也得消息，当牟田口率队抵达丰台附近大井村时，遇二十九军驻军，受到阻止，发生冲突。

日军一面层层包围丰台的中国军队，一面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割断，以阻中国军队对外联系。当日军布置完毕之后，便向中国军队开枪，中国军队被迫应战，双方枪声陡起。趁机，日军迅速占领丰台各重要军事要地，并包围了二十九军在丰台的营房。两军相持整整一昼夜，双方各有伤亡。

佚名，天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