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悲劇的繼續
一天下午，傳達室的王煥章喊我，告訴我有人找我。我到了傳達室，見地上蹲著我的二哥，旁邊放著一根棍子和一個小鋪蓋卷。他一臉黒灰，頭髮間都是土，身上散發著腥臭味。看樣子他一定在外邊流浪了很長時間了。他準是在家里餓得實在撐不住了，出來到處找點吃的，用當時的話說就是“流竄”。那時，很多的年輕人就這樣餓死在了外邊。最後，他想到我這里還有吃的——我畢竟一個月還有二十多斤的供應糧、一天還能吃上三頓飯，就找到了我這里來。
當時學校有嚴格規定：一般情況不准客人留宿。我按規定到傳達室登了記，向王煥章說明了情況，申請留二哥住宿兩夜。王煥章是個好人，給與了通融，答應了我的請求。每頓飯開飯的時候，我便把我分得的那份飯端到寢室里與他分吃。看到他狼吞虎嚥的樣子，我便盡量克制自己，讓他多吃。二哥並不客氣，或者說根本就不顧我，常常連湯加菜一掃而光，我只好忍饑挨餓，等著下一頓。但下一頓依然如此。最後，我實在沒辦法，求助於語文老師彭捷。我是彭老師喜歡的學生，又時常幫助他抄寫書稿，所以，雖然他自己也在忍饑挨餓，還是借給我一斤半糧票。我每頓飯從食堂里多買一個饃，幫助我熬過了這兩天。
不知二哥在外邊漂流了多長時間，也不知他這些日子每天是怎麼過的夜，他的被子糊上了一層硬圪巴，發出很難聞的味道。當天晚上我與別的同學擠睡在一起，讓二哥睡在我的床上。第二天早飯後，我把他背來的被子拿出來晾曬。當我把他的被子展開搭在繩子上的時候，成團的虱子從被子上滑落下來，讓我渾身起了一層雞皮疙瘩。我便用腳在地上輾，腳底下發出劈里啪啦的聲音，並留下一片片的血印。二哥餓得皮包骨頭，這些虱子倒是吃得圓滾滾的。
第三天吃過早飯，我打發他回家，並把前幾天省下來的窩窩頭都給了他，讓他路上吃，並囑咐了他好多話：沒有了父親，要多照應母親，到地里挖點野菜，在家里陪母親慢慢地往前熬；我還說，再過兩三個月就該割麥了，那時就能吃飽了。
傍晚，我剛要吃晚飯，傳達室的王煥章又來喊我——二哥又來了，仍然用那根棍子背著那個小鋪蓋卷，仍然滿臉的黒灰，我給他的窩窩頭已被他中午吃光。我只好再次登記留宿客人，王煥章雖然答應了，已經面有難色，因為學校規定如此。我像頭一天一樣，把自己的飯菜讓給他吃，再次留他過了夜。第二天早飯時，我忍著餓肚子讓他把我的全部早飯吃掉，然後打發他回家，把昨天囑咐他的話又叮囑了一遍。
我本以為他這次一定回家了，哪里料到吃晚飯的時候他又如期而至。我知道他戀著我這里的一天三頓飯，而且害怕回家後會被餓死。我已經兩天幾乎沒有吃飯了。當時的我沒有能力養活他，而且學校又有規定，我怎麼再去登記？我感到十分無助、萬分為難，我把他領到寢室，把我的一份飯給了他之後，我傷心地放聲哭了起來。看到我哭，二哥心動了，說：“我走，這次……這次一定走，一定走就是了，你哭、哭什麼呢？你……你別哭了……”
二哥這次真的走了。我多麼希望他能在家里與母親相依為命，度過荒年，萬萬沒有想到他又製造出新的悲劇來。
四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張明信片，展開一看，是二哥寫來的，地址是“碭山縣看守所”。信上說：“三弟，我因事被拘留了，現關在縣看守所。星期天准許探視，你來的時候，給我帶點鹹菜……”
對著這張明信片，我目瞪口呆：他剛剛從這兒回家，短短的十來天，他能出什麼事呢？以他的無能，他又會犯什麼罪以至於“二進宮”呢？
但不管出了什麼事，我必須去看他。星期天的上午，我帶了兩個省下來的窩窩頭，又去鹹菜店買了點臘菜疙瘩，趕到東關的看守所。看守所的看門人無論如何不讓我們見面，無奈，我把那兩個窩窩頭和一小包鹹菜請他們轉交給二哥，望著關著我二哥的鐵門高牆，流著淚離開了。
下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回家打聽二哥的事。母親告訴我：你二哥沒本事，不敢像別人一樣到地里偷點麥苗、豌豆角吃，天天在家里餓得亂轉。那幾天，小閨女餓死了，埋到高頭壩子底下。你知道，您二哥害了一輩子的頭疼病，前幾年到處買藥，就是治不好，害得他學也沒上成。他聽人說，小孩的腦子能治頭疼，他就偷偷地到高頭底下把小閨女扒出來，拿回家藏到小屋的一個爛缸里，用麥秸蓋上。我平時不到小屋去，也不知道這件事。小閨女死了幾天了，天氣又熱，引得蠅子嗡嗡地圍著那只破缸亂飛。有一天，你嫂子到這屋里找東西。一進屋，就聞到一股臭味，又見蠅子圍著爛缸嗡嗡叫，她掀開麥秸，一眼看見才埋了沒兩天的小閨女，大哭大鬧，大喊大叫，鬧得鄰居都知道了，後來村幹部也知道了。您二哥嚇得趕緊把小閨女埋了。沒過幾天，他就被人帶走了。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也就是二哥去世的前一年，我在老家過暑假的時候，二哥突然對我提到這個問題。像是臨死前的懺悔，他囁嚅著說：“唉，那個時候咱……咱娘餓得要死，我……我……我想給咱娘燒碗湯喝……唉……”
我問他：“你怎麼會想到這個法子？”
他不語，只捧著頭連嘆了兩口氣，說了幾個“唉”，不知道他是悔恨自己做的錯事，還是企圖為自己的蒙冤辯白。
二〇〇六年的秋天，在開始寫回憶錄的時候，我企圖把這件事弄個清楚，就問了王作軍。王作軍是我最近的鄰居，他見證了我家發生的一切，當年他親手一個接一個地埋葬了我家故去的四位老人。
“什麼燒碗湯？他把小閨女劈開了！”王作軍一句話說清了我一直不敢打聽的問題，給我展示了一個最最慘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場面。
我不敢再問了。
“他不還是神經不正常嗎？一般的人再也不會這樣做。”王作軍似乎看出了我內心的震驚，用這樣的話安慰我。
對這件事最直接的知情者是我的嫂子，因為她目睹了一切。盡管她也健在，但我不敢問她，因為我害怕聽到更加耳不忍聞的細節，雖然我很想知道。
那時候，除了擔心母親以外，我又多了一件事：探監。星期天是探監的日子。每隔兩個星期的星期六晚上，我就先寫好一封信，囑咐二哥老實交待自己的問題，好好改造自己，遵守看守所的規章制度等，再說些諸如母親身體很好、家里的伙食供應增加了等用來安慰他的美麗的謊言。星期天上午帶上兩個窩窩頭，到縣城中心玉石口東邊的鹹菜店，用從大哥給我的不多的零用錢里擠出的錢給他買些鹹菜，再回到東關的看守所，把窩窩頭、鹹菜和信一齊交給獄警，由他們轉交給二哥。按照規定，判刑以前是不准見面的。明知高牆里邊關著自己的親人，他在那里挨餓受罪，我們一牆相隔如同陰陽兩界，竟不能見面說一句話，我該是多麼痛苦！所以每次探監回來，我都要難過很長時間。
不久，他被判了刑，被弄到城西關外的葡萄酒廠勞改，後來又被轉到縣城西北的果園場。但不論轉到什麼地方，他都沒有忘記給我寫信——我是他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寄託。
劫後餘生
經過幾年來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等一系列運動的折騰，人已經不像人，城市不像城市、農村不像農村了。我家所在的大南門，原有人口不過二百七十多人，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春一年多的時間內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竟達七十多人。村子里到處是斷井頹垣，殘磚亂瓦。用餓殍遍野和毛澤東自己寫的“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來說明當時農村的情況是非常恰當的。
叔父、爺爺和嬸母相繼去世後，偌大的兩個院子只剩下母親、嫂子和侄兒侄女。母親一個人住進叔叔的院子，嫂子帶著侄兒侄女仍住在原來我們自家的院子。
一九六〇年七月，我初中畢業了。參加過學校的高中入學考試後，帶著學校發的糧票，我回家一邊幹活，一邊等待錄取通知。那時，二哥已被抓去坐牢，家里只有我和母親兩人相依相伴。我用糧票從糧站買回糧食，粗粗地磨成糝子，摻上野菜做饃或者煮菜稀飯。母親依舊吃著大食堂。食堂里早飯為一碗野菜湯，中午供應一個菜卷子，晚上沒有飯。因為上午要幹活，不能不多吃點。母親便用糝子摻野菜再燒點稀糊塗，有時也貼點餅子。中午，我從食堂領來母親的一個菜卷子，一掰兩半，我們娘兒兩個每人一半，母親另外煮半鍋野菜，一人扒上一兩碗，也算基本把肚子填滿了。傍晚，雖然白天勞累了一天，我們常常因為家里沒有可吃的，或是為了省一把乾柴禾，或是吃個菜瓜就不做晚飯了。
晚上，我們娘兒兩個抱著餓肚子睡在院子里杏樹下的兩張小軟床上。因為攀軟床的繩子斷了很多，床面變成了漁網似的兜子，鋪在床上的爛席片露出的蘆葦茬子紮得後背發疼。我們望著滿天的星星，彼此什麼也不說。我們都在心里默默地咀嚼著這半年來所經歷的一切痛苦，撫摸著心靈的創傷，品嚐著那份酸澀。我們娘兒兩個就這樣艱難度日，一天天地往前過，連明天要做什麼、要吃什麼都不想，因為我們每天都重複著同樣的事情、同樣的飯食，不敢有任何奢望。
一天晚上，我正這麼躺著的時候，母親突然說了一句：“你也不能出去弄點吃的東西，在家幹餓著。人家存糧（王作軍）天天晚上出去扒紅芋、掰棒子、摘毛豆。”
聽了母親的話，我滿腹委屈，哭了起來：“我是個學生，我能出去偷嗎？要是大大活著，他再不會叫我出去偷。”說著說著，我懷念起父親，想起父親在世時的那些日子，哭得更傷心了。是的，父親活著的時候，父親和母親都從來沒強迫我去幹什麼，更沒有埋怨過我。
見我哭了，母親心里也難過了，說：“我不就是說說嗎？咱不去不去就是了。”
實際上，母親說的是實話。在那個年頭，沒有哪家不出去偷。那個季節，地里的莊稼都成熟了，只要家里有人敢出去偷，家里生活就好得多，更不會有人餓死。父親死後，我們一家孤兒寡母沒有人有力氣在家前院後開荒種地，更重要的是我們家的人都太老實了，或者說太無能了，沒有一個人能出去弄點吃的，老實得只有在家挨餓等死的份兒。
有一天中午，母親挖野菜回來，我發現母親的野菜里多了幾個玉米棒，便問母親：“這是哪里來的？”
母親吞吞吐吐地說：“在、在……路上拾……拾的。”
我不相信，還要問：“哪里路上能拾到棒子？”
正在這時，響起了一個婦女的叫罵聲：“誰偷了棒子？偷吃了我的棒子叫你長噎食（食道癌）……”
我意識到母親是掰了生產隊包給這個女人看的玉米，便追問母親：“你是偷的她看的棒子吧？你聽，人家在罵呢。”
那個女人的聲音變得更響亮了，罵的內容也更惡毒了：“誰吃了我看的棒子，死你最親的，死你最心疼的……”
我開始動員母親：“把棒子還給人家吧，扔到她地里就行。”
母親不語。
我進一步動員，但使用的語言含著威脅：“你聽聽他罵的，你不怕她罵的話應到你兒子身上嗎？”
母親仍然不語，看來思想上在激烈地鬥爭著。
我接著說：“趕緊把那些棒子扔回去吧，反正你煮了我也不吃。”
吃午飯的時候，我沒有看見那些棒子，後來也沒有看見，我不知道母親是怎樣處理掉這幾個棒子的。
今天想起來，我很難過，我不該這樣折磨母親。在那個歲月，自己是個男子漢，不能撐門立戶養活母親已經夠窩囊的了；母親這麼大年齡，該下了怎樣的狠心、擔著怎樣的驚嚇掰來這幾個棒子，回來又遭我數落，後來還得經歷怎樣的思想鬥爭，冒著風險處理這幾個棒子？
自人民公社以來，親戚們都斷了來往。有一天，二姑父突然來了。雖然二姑媽是我爺爺最嬌愛的閨女，雖然我們這里有二姑媽的高齡父親，還有他的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她最近兩三年一直沒有來過。姑母家土改時被化成“富農”，姑父母是受著管制的“四類分子”，外出自然更加不便。當二姑父得知爺爺和父親、叔父、嬸母都已故去的時候，唏噓不止。二姑父也告訴我們一個凶信：他唯一的兒子鋼蛋外出逃荒幾個月了，至今未回，八成是餓死在外邊了。我們相對無言，也沒有人掉眼淚：在我們看來，在那個年月，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是正常的。鋼蛋小我兩三歲，但個頭跟我差不多，長得富富態態，小時候常跟著二姑媽來看外爺和兩個舅舅、舅媽，我也很喜歡這位小表弟。一九六〇年春天，鋼蛋隨村里的幾個年輕人爬火車出去要飯，誰知一去不回。姑媽、姑父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盼著兒子回來，四處打聽兒子的消息，聽說哪里有無名的屍體，他們都趕緊派人去認，但到底音訊全無。他們白天黑夜地哭，快哭瞎了雙眼，直到四十一年後的二〇〇一年姑母去世也沒有見到她的兒子，我也再沒有見到這位小表弟。究竟是自己餓死了還是被外鄉人殘殺後吞吃了，都不得而知。
到了中午，我和母親實在沒有東西招待這位多年不來的親戚。但我又不能看著二姑父餓著肚子回去——二姑媽家離我家有二十五里路呢。怎麼辦呢？我硬著頭皮跑到食堂，向管食堂的會計王念昌說明了了情況，他給了我一個菜卷子。二姑父大口大口地吃了那個菜卷，又扒了半碗野菜，才回去了。
在那飢餓、勞累、單調的日子里，我們應該說也有期盼。母親天天在心里計算著大哥領工資的日子，偶爾會問上一句：“您哥快該領餉了吧？”
大哥“領了餉”就會回家來：家里有他的三個孩子和老母親，他得把除去自己的伙食費之外的絕大部分錢送回家來，說不定還要給正在接受勞改的二哥留一點。大哥回來的日子，是母親盼望的日子，也是全家的節日。只要看到大哥進到東邊嫂子住的院子，我便馬上告訴母親，於是我們便懷著期待的心情等著大哥到我們這個院子來。大哥回到家，先到嫂子那邊，然後很快就到我們這邊來。大哥除了給母親幾塊錢外，還常常給我們帶點吃的，或是兩隻燒餅，或是一小包餅乾，有時就是一個白面饅頭。這幾塊錢是母親一個月的零用錢，買油鹽火柴的錢都要從這里出。那點吃的東西，母親捨不得吃，讓給我吃；我當然也捨不得吃，又留給母親。這樣推來推去，留來留去，常常要擱到燒餅長毛，餅乾變軟，白饅頭上爬滿黑霉。大哥每次來家，都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回，從未在家吃過飯。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給他的母親和妻兒送錢和吃的東西，家里也沒有給他吃的東西。有時不到“發餉”的日子，大哥中間也會回家來。這樣的時候，往往更匆忙。只是到嫂子和母親兩邊問問情況，看看有沒有事，便匆匆而去。但即便如此，他有時也會給我們帶點好吃的。如果母親告訴大哥因特殊情況開銷過大零用錢已經花完了，大哥會另外再給一點。沒有了父親，大哥自然而然地擔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成了全家的依靠和頂樑柱。
我們娘兒兩個和嫂子及侄兒侄女雖然是一家，也都由大哥負擔著，但過的是兩家的日子：我們分住在兩個院子，各自吃各自從食堂里領的那一份飯，各自幹各自的那一份活，分開過與合起來過沒什麼兩樣。
那個沒有名字的小侄女餓死以後，小雪成了我最小的侄女。小雪生在一九五五年，當時只有五歲。生產隊辦了幼兒園，凡是進幼兒園的孩子都有飯吃，但小雪去了幾天以後死活再不願意去了。不去怎麼辦呢？家里沒有她的一份飯。負責幼兒園的店里二嬸告訴我，小雪在幼兒園是最弱小的，每逢開飯的時候，那些大孩子就搶小雪的饃吃，小雪不給，他們就打她，結果她非但吃不上饃還要挨一頓打，所以她寧願挨餓也不願意去幼兒園。她餓得受不了，就跑進豆地里捉蚰子（蟈蟈）生吃，常常嘴唇反被蚰子咬得血淋淋的。眼見得小雪被餓得皮包骨頭，細脖子挑著瘦腦袋，挺著帶有腹水的大肚子，胸部的肋骨一根根地凸現出來，我便自覺地承擔起了照顧她的任務。我天天把她送進幼兒園，吃飯的時候站在旁邊保護著她，眼看著她把她的那一份饃吃下去，然後再把她帶出來玩。應該說，如果不是我，她可能也要被餓死的。由於過度地缺乏基本的生活所需，她是大哥三個孩子中個頭最矮的一個，只長到一米四多一點，不過好歹是把命保住了。
痛定思痛
幾十年來我曾無數次苦苦地思索著父親的死因。他何以能毅然地捨棄我們？他奄奄一息的老父親，他嗷嗷待哺的孫子孫女，他未成年的兒子和曾讓他經常生氣的憨兒子（我的二哥）？他應該知道母親是沒有能力領著全家度過這個凶年的。
在埋葬了父親的當天晚上，我曾經問過母親父親為什麼會上吊？因為接著去料理叔父的事了，母親沒有來得及給我說。後來我從母親、嫂子和店里大嬸那里得知，父親早就不想活了。他多次對店里大嬸說：這樣活著有啥意思？不如死了。每一次，店里大嬸都這樣勸他：“你不能死，你上有八十多歲的老爹沒有送到南門坑里，下有沒成年的兒子，還有幾個月大的孫女，你怎麼能死？再說，你死也死不起，家里連個三寸板（薄棺材）也沒有。”聽著大嬸的勸告，父親不語，只是嘆氣。最後總是說：“眼一閉，啥也不管了。死了也不用三寸板，用一張箔（高粱桔編成，用以晾曬糧食等）一卷，拉到南門外高頭底下挖個坑埋了就算了。”想不到父親的話竟成了讖言。
不久，也就在父親自殺前半個月的樣子，嫂子早上起來到鍋屋里抱柴禾，一眼看見父親正站在鍋台上往房樑上掛繩子，嫂子一個箭步跑過去雙手抱住父親的腿，大聲哭道：“大大，大大，你不能死……大大，你怎麼能捨得我們老少娘們？大大，我的好大大……”
父親從鍋台上下來，嫂子趕忙跪倒在他面前，連聲喊：“大大，我的好大大，求求你，你可不能撇下我們不管……”
嫂子的哭聲把全家都驚起來了，母親、二哥和不懂事的侄兒、侄女，一呼喇跑到鍋屋，全家人一起跪在父親面前哭作一團。最後，父親一個個把孩子們從地上拉起來，泣不成聲地說：“起來吧，乖乖，我不死了，我陪著你們……”
嫂子還是不起，把孩子都拉到父親跟前，說：“快，快給爺爺磕頭……”
侄兒侄女又重新一起跪倒在父親腳下，摟住父親的腿，一邊磕頭一邊哭喊：“爺爺，爺爺……”
父親又趕緊彎腰拉起他們哽咽著說：“快起來，乖孩子，爺爺真的不死了，我帶著你們一起往前熬……”
母親拉著長音哭著說：“我的爹啊，我的娘，你怎麼想起來的上吊？……你看看這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哪個能離開你？我的爹啊，我的娘，……你到底是怎麼想的？”
父親又一次當著全家的面表示“不死了”。
母親把這件事告訴了店里大嬸，大嬸對父親連勸帶數落：“傳先哥，你是憨了還是傻了？你怎麼想起來走那條路？看看你那老少一家子，你就能捨得他們撒手走了？你對得起你的老父親嗎？不把他送到南門坑里，你就能先走了？再說，你走了，嫂子能帶著這一家子熬過去嗎？眼見得地里麥子長高了，再過幾個月新糧食不就下來了嗎？我不信日子能老這樣……”
聽著大嬸的話，父親還是不語，只是一聲接一聲地嘆氣。最後說：“放心吧，您大嬸子，我不走這條路了。”
大家都信了父親的話，他以後也沒有再說“不想活”的話，全家都以為他不會尋死了，以為他會帶著全家往前熬。一家人重新以一種積極的態度過日子，母親便帶著侄子去了舅舅家。據說舅舅那里地里還能撿到紅芋根。
在那些日子里，父親經常被小侄女的哭聲攪得心神不寧。一聽到小侄女的哭聲，他就睡立不安，在嫂子的住房門口來回走，然後問：“小紅的娘，小閨女咋老哭？是餓的吧？”
“不是，大大，你睡吧，”嫂子這樣安慰父親。
小侄女的哭聲常常持續一夜，父親也就一夜一夜地在院子里來回轉。他在受著煎熬，在心里進行著艱難而痛苦的生與死的鬥爭。後來在說到父親的死因時，母親多次說過：“要不是那小閨女，你大大不會走那條路的。”
應該說，小侄女的哭聲是促使父親最終決定終結自己生命的重要原因：他不忍心眼睜睜看著自己嗷嗷待哺的孫女，還有年過八旬奄奄一息的老父親都活活餓死，都在自己面前拖延而屈辱地死去。
摩西十誡之一是不准偷盜，農村里也流行著“餓死不作賊”的俗話，但在那個年成，人人都突破了這個道德底線，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為了活命，家家戶戶都在偷。用社員的順口溜說：社員偷地里的，隊長偷場上的，村長偷倉庫里的，整個農村形成了一個“偷”的鏈條。生產隊長趙子科說，除了朱敦宣外，整個第四隊的人沒有一個不偷的。但不久朱敦宣也在偷莊稼時被趙子科逮了個正著！
然而我們家卻連這個最簡單淺顯的生存之道也不懂，全家人一直迂腐地恪守著這條人生準則，沒有一個人會偷。父親一輩子老實忠厚，謹小慎微，奉公守法，不願到老了反倒落個“偷盜”的名義而被鬥。二哥可能是在學校受過教育的原因，也不會偷。母親和嫂子更不是那種“有本事”的人，全家人只有呆在家里餓以待斃。
父親眼睜睜地看著鄰居一個接一個、一家接一家地死去，皮子大爺死了，唐佔廷死了，何香林一家弟兄倆個死了，王成賢一家娘兩個死了，楊文彬死了，楊文棟死了，唐朝豐七、八歲的兒子也餓死了，……
我那不滿週歲的小侄女每天一夜哭到天亮，父親又眼見得自己八十多歲的老父親一天不如一天，而村幹部還在繼續打人罵人斗群眾逼糧食——他實在看不到一點點生的希望。
父親當隊長時，村里的頭麵人物如村長唐朝敬、歐儒存等經常到我家里來和父親商量村里的事，他們都很尊敬地稱呼父親“傳先哥”。後來，父親不當隊長了，還受著村幹部的尊敬，並繼續擔任村里糧食保管員的要職。到了一九六〇年，村里已沒有什麼糧食，幹部便讓他看管紅芋育苗床。那時看管紅芋育苗床比當糧食保管員更難。被飢餓逼瘋了的村民，把紅芋育苗床當成最好的目標，冒著挨打、被斗的風險，想盡一切辦法去偷。用老百姓的土話說：“你栓個老虎也看不住。”所以盡管父親盡心盡意地看管，常常夜里不敢合眼，苗床里的育種紅芋還是日漸減少。父親曾向隊長提出辭去這個看管員的職務，但隊長不准，因為除了父親他實在找不到更放心的人。這在父親是個很大的壓力：紅芋在減少，父親又抓不住偷紅芋的人，別人就會自然地懷疑是父親自己在監守自盜。說你自己沒偷，有誰信呢？跟誰去說呢？父親膽小，想不開，背著沉重的思想負擔。終於有一天，趙子科隊長發話了：“要是再抓不住偷紅芋的人，就是你自己偷的！”許多人都是一邊挨斗一邊再偷，抓住了就挨鬥，抓不住我就吃，所以這些人不會餓死，當然更不會去自殺。然而父親則不然。他雖不能像老舍先生那樣在投水自殺前說出“士可殺而不可辱”的豪言，卻一樣不願意讓別人往自己一世清白的身上潑髒水，所以，這句話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足以使父親最終作出死的決定。
前面已經說到，每次去食堂領飯回來的路上，二哥都在每一個饃上咬一口，罐子里的稀飯也被他喝掉半碗，對二哥置全家人於不顧的做法父親很感到寒心，從而看不到一點陽光，對生活感到徹底絕望。
在父親自殺的前兩天發生了一件極其悲慘的事。王福雨是我不同姓的一個叔輩，他事先“流竄”到東北，家里剩下福雨嬸帶著兩個孩子。福雨嬸到親戚家給孩子要了兩塊紅芋，被村幹部看見，隊長懷疑她家藏有更多的紅芋，所以要開會鬥她。她家有兩個孩子，大的是女孩，七、八歲，小的是男孩，只有一兩歲，家里還養著一隻綿羊。臨去參加會議時，福雨嬸把綿羊——家里僅有的財產——拴好，給孩子點好燈，鎖好門，安排好兩個孩子在豆秸、麥草鋪成的地鋪上睡覺。
福雨嬸正被鬥得焦頭爛額時，突然外邊有人喊“救火”，村長出門一看，只見西邊我們生產隊的方向火光熊熊，照紅了半邊天，趕緊宣佈散會，叫人們出去救火，福雨嬸這才得以解脫。大家跑出來一看，失火的正是王福雨家，福雨嬸立時癱倒在地。救火的人們趕到的時候，大火已經吞噬了整個房子。人們七手八腳，澆水的澆水，拆房的拆房。當火終於被撲滅的時候，人們發現王福雨的兩個孩子和綿羊全被燒死了，大女孩倒在門旁，手扒著門框，小男孩被燒死在床前，已經被燒成了兩個小炭棒。
福雨嬸面對著一地灰燼，哭天嗆地，等遠在關外的福雨叔被電報召回的時候，兩口子抱頭痛哭，他們的孩子沒了，他們的綿羊沒了，他們棲身的草屋也沒了，他們的家變成了一片燒焦的黑乎乎的平地，他們成了真正的、徹底的無產階級！
事後人們分析，兩個孩子一定是在睡覺時不小心弄翻了燈，燈油潑了，燒著了鋪床的草，然後引燃了房子。
幾天後的一天晚上，嫂子和孩子都已經睡著，父親從外邊喊道：“小紅的娘，叫孩子們起來，起來吃肉。”
嫂子半信半疑，這年頭哪里來的肉？順便說道：“孩子們都睡著了。”
“叫他們起來，把他們叫起來，起來吃肉！”父親又催促道。
嫂子把幾個孩子喚醒，開開門，見父親雙手捧著一個紙包。
“您福雨叔家的羊給燒死了，我去買了點羊肉，讓孩子們吃吧，吃飽。”父親補充說。
嫂子接過羊肉，喊醒昏睡的孩子，讓孩子們解了饞。
此前，父親已先把一小包羊肉送給了爺爺。
這時，父親好像感到了結了一個大心願，一個最終的心願。
第二天早晨，父親醒得很早（他應該是這一夜都未睡著），對二哥說：“咱家的土地證和合作社股份證放在一個那個木盒里。”
二哥“嗯”了一聲。
“木盒藏在堂屋東山的牆洞里。”
二哥又“嗯”了一聲。
這分明是父親在做身後的交代，是重要的先兆。以二哥當時的心理狀況，他不可能意識到這一點，更不會及時與之溝通、交流，那麼，父親的自殺行為就沒有人去中止。
二哥醒來發現不見了父親，有點心慌。他去問嫂子：“咱大大到哪里去了？”
嫂子一聽更加害怕：“不在屋里嗎？”
“不在。”
嫂子更慌了：“紅芋床子那里呢？”
“我去找過了，也沒有。”
“他沒給你說啥嗎？”
“他對我說股份證和土地證都放在那個木盒子里。”
一種不祥的恐懼倏地襲上嫂子的心頭，嫂子一骨碌從床上下來，急忙跑到鍋屋，一眼看見父親正吊在房樑上。
嫂子慌了神，趕忙大喊：“快來人啊，俺大大上吊了！”
聽到喊聲，住在我家堂屋西間的李樂斌第一個衝進鍋屋，他跳上鍋台，拿起菜刀，一把割斷了房樑上的繩子，陸陸續續到達的人們慌忙找來棉衣棉被，把父親的鼻子、嘴和下身全部捂緊，然後李樂斌爬到房頂上，用笤帚把敲打著簸箕，大聲喊道：“傳先大爺……回來啊！傳先大爺……回來啊！……回來啊，傳先大爺……”
然而父親終究沒有回來，他走了，永久地走了。
我全家當時有十二口人，在短短的二十八天中五位親人先後死去，他們是我們全家人口的十二分之五，幾乎佔了我們全家人口的一半！他們都沒有生一天的病，而且，父親辭世時年僅六十一歲，用母親的話說：“正是領家過日子的時候”，叔叔畢竟當時只有五十二歲，嬸母還不到五十歲。我的父親和叔父都沒有死於地主的剝削，沒有死於國民黨中央軍的戰火，也沒有死在異族入侵者日本鬼子的煤窯里，卻死在了……每思及此，透徹心脾。
每次回家走到村口，我都不由得扭過頭去看那荒灘上的三座墳塋，那里併排躺著撫育我長大的五位老人，辛酸的回憶使我淚如雨下……
一九六〇年，呼啦啦如大廈傾，倏忽間天塌地陷家敗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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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饑荒已過去半個世紀，但它像一張巨大的陰影，我永遠無法走出。這種揮之不去、斬之不斷的刻骨銘心的黑色記憶被定格在我的腦海里，我獨自一個人在心里默默地承受著這人生最大的悲痛。它融入我的血液，鑄進我的骨髓，滲透我的靈魂。此後的幾十年里，不論在任何場合，只要有人提及一九六〇年、家庭、父母等敏感字眼，我就會淚如泉湧，不能自已——實在是我的痛苦太深，在我心里積澱得太久，就像地火在地下醞釀得太久，一有機會就要噴發。所以，我於退休後的2003年在三座墳塋前面立了一座墓碑，又在2008年12月出版了我的回憶錄《共用的墓碑——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紀事》，我要為苦難和罪惡作見證，讓後世永永遠遠記住記住那段悲慘的歷史。□
李世華，《明鏡月刊》
李世華《共用的墓碑——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紀事》（明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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