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成就临门一脚——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上）

上：刘氏成就临门一脚

本文出自作者正待出版新书《马克思主义起步就错了》（狱撰手稿原名《马学知行原错，1859—2009》）卷三。该书30万字，四卷，32章，卷一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说证非二十义，成功地否定了马学奠基命题“劳动时数决定交换价值”。


作者认为，纵观中共七纪历史，可知于该党内部，表为针对“左”倾祸害，里为针对马学原错（从效果上来看完全是这样）的疑假问真派别，始终存在，且为人数可观，立场坚定。他们对于马学的态度和对策，乃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长远肯定，目前否定”。“四人帮”早就发现：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早就惊呼：走资派还在走！西方最具盛名的马学研究权威戴维·麦克莱兰就曾说过，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中共所行革命都不合符马学原旨。以陈独秀、张申府、瞿秋白、刘安恭、丁玲、王实味、李普、李富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杜润生、胡风、王元化、卓炯、王琢、朱镕基、沙文汉、王若望、李慎之、顾准、许良英、刘宾雁、谢雪红、潘复生、钟惦斐、钱三强、项南、范明、蔡铁根、杨应森、彭荆风、白桦、戈杨、冯雪峰、刘绍棠、秦兆阳、刘文辉、冯国锵、吴有恒、方方、冯白驹、古大存、孙冶方、张恺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周惠、李锐、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吴信泉、李雪三、杨献珍、邵荃麟、陆定一、王稼祥、田家英、陈一咨、邓拓、廖沫沙、肖望东、高林、牛怀龙、蔡炳臣、陈少敏、张志新、周荣鑫、叶剑英、胡耀邦、习仲勋、赵紫阳、万里、袁庚、胡福明、吴南生、谷牧、于光远、于浩成、任仲夷、许家屯、庄世平、苏绍智、鲍彤、钦本立、胡启立、朱厚泽、方励之、戴晴、胡绩伟、罗启征、徐勤先、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伦、沈启贤、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赵宣三、姚监复、高瑜、陈榆林、辛子陵、杜导正、田纪云等人为代表的疑假问真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路线上、策略上后发制人，终获成功。这派应被视为“中共党是内藏实脉”；以陈绍禹、秦邦宪、毛泽东、周恩来、高岗、柯庆施、林彪、陈伯达、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戚本禹、王力、关锋、康生、邓力群等不同时期为首的附假斥真派别，应被视为“中共党是外显虚脉”。即以武装斗争时期贡献而论，刘少奇的“临门一脚”和彭德怀的“退夷雪耻”，其权重均应大于李立三的“饮马长江”、陈绍禹的“双拳打人”、张国焘的“南下天全”、毛泽东的“力保后场”。人们常对“四渡赤水”叹为观止，但是，作者认为，从军事学角度看，红二方面军的“乌蒙山回旋战”更为精彩。在作者眼中，刘少奇是三野、四野之父，彭德怀是一野之父，邓小平是二野亚父，而彭氏还是一百万志愿军的统帅。作为摆脱巨大受认危机的第一步，中共当局今后应当尊奉刘少奇、邓小平二氏，尤其是刘少奇为本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正脉之祖。以下细陈“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的理由。

1941年中以后，因为深受苏军初战即行丧师千万——此为人类战争历史绝无仅有败绩——的震慑，毛泽东跟风盛世才，开始对苏心生离意。斯氏拍来五六通电报、派来一个代表，请求毛氏发兵苏联远东，全换苏式建制武器，充当苏联防日屏障，以便苏方腾出20个师的远东红军西调抗德。毛氏竟然执拗不从。斯毛二氏从此结下梁子。中共部队入满之后，急欲利用日军遗下的大批军火、军工、粮食、医药等等，但是毛氏此时（后来斯氏对其缓颊），何有脸面再向斯氏开口索要？他曾强充硬汉般地电告林彪等人：不要期待外部支持，只能依靠自力更生。[1]此时——1945年——在他心目之中，争夺晋绥重于争夺东北，因为要是有了晋绥通道，如遇全面战败，中共残余力量方可经此撤往苏蒙。顺便指出，贺龙没有完成打通晋绥通道的任务，[2]就像他于1934年未能完成牢牢占领长江渡口的任务一样。毛氏此后长期猜疑贺氏之心，料应由此二次军事失败而起。

毛氏曾经尝试弃苏联美，以脱“两头不到岸” 的苦况，[3]但是终因赤根太深，不被美方接受，未能如愿以偿。苏方当然不忘暗中惩罚中方。例如，斯氏曾借盛世才之手，杀害毛泽东之弟毛泽民[4]——“你既不顾我的后方远东，那我也不顾你的后方新疆”；又假造客轮失火，全烤墙头草之范冯玉祥——迄今这是作者提出假说。斯氏可能怀疑冯氏赴美游说，明里为李宗仁竞选总统造势，暗里为毛泽东与美挂钩拉线。这是新仇；旧恨乃为：曾得200卡车苏援武器的冯氏，本身亦曾于1920年代先亲苏后叛苏，断送了苏联在中国苦心经营的成果。若冯不叛汪投蒋，武汉政府本可有力发动东征，荡平南京政府。杀弟可以摄兄，杀冯可以儆毛。

在首次国共相争的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身为中国工运首要领袖的刘氏，一贯坚持反“左”，成为中共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正确路线的代表；“正确”表现在“很少失败”。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二次内战时期（1946–1949），刘氏由文转武，同样“很少失败”。在抗战时期，刘氏独立于毛氏提出的“割据平原”和“结兵苏鲁”两大战略，经过成功实施，为二次内战时期刘氏再次独立于毛氏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挥兵入满，先占两厢”两大战略的成功实施，奠定了未经精确预期的基础。抗战结束之后，并无毛氏负斯之错的刘少奇、林彪向斯大林提出大量拨给苏援饷械的请求，斯氏不看僧面，得看佛面；加上蒋氏此时又犯了与18年前的“分共绝俄”后果——将饷械施主推给了自身死敌——相似的“倚美欺苏”的错误，斯氏龙颜大怒，于是大笔一挥，将苏军于满洲（应该还有朝鲜）缴获的日军武器（几乎全部），于欧洲缴获的德军武器（应为部分），于战时租借的美制武器（应为部分），慷慨地（反正自己没用钱买）拨给了中共东北、华北部队，此外当然还有拨给它们出自苏联国库的战费，竟然高达9．07亿卢布，[5]合4.8亿美金。高于同期美国给予蒋氏的3亿美金。以前曾有不良宣传部门，这样鼓动蒙在鼓里的国人仇恨苏联：“苏修连我们卖给他们的苹果，都要用网兜来量，漏不下的大的留下，漏得下的小的不要。真是欺负咱哪！”其实各国外贸，都得这样筛选。“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毛泽东贪苏之功，据为己有，以便党人国人礼其如神；得此神格，这厮方敢兴风作浪，陷百姓于水火，置忠良于死地。作孽啊作孽！由此可见，刘氏1945年秋冬之交，代毛主政一个半月之时的“能毛氏所不能，得获苏援饷械”，和1949年底年秘密访苏之时的“极力说服苏共，应当对毛缓颊”，对于此后中方的中共掌权、毛氏践祚、经济恢复、迈向强国，起了左右结局作用。

经过长期调查和思考之后，作者认为：毛刘二人对于中共军事斗争的重要贡献的不同权重在于：若以足球比赛作比喻，毛氏的角色是固定中卫，作用是力保后场不失，刘氏的角色是游动前锋，作用是成就临门一脚。由此来看，刘氏的权重怎能不大于毛氏？不要以为毛氏长期为正，就是贡献最大；谋生或者谋国类似下棋，成败之枢往往系于几步。过去的党史人物评价太过偏颇，可谓有眼不识泰山。刘氏遇难之际曾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人民代表，不过也许受到造化指点，他比其他此类人民代表看到更多，多得可能出乎刘氏后人、政友意外。欢迎各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加入讨论。（未完待续）

[1]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香港：海啸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7），525-526页。

[2] 许福芦《第一野战军征战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页。*该书披露，1945年 11月22日中共中央电报表述绥远战役的目的如下：

苏联由于条件限制，必须保证蒋介石接收满洲各大城市，我争取东北大城市暂时无望。因此，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全省，才能使我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侧翼，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之通道（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还有这种可能）。因此，绥远战役实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

许氏随后写道：“绥远战役失利，中共未能控制绥远全省。虽然如此，但此后全国的军事形势却稳步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中共不再做夺取绥远、西撤走廊、远举新疆建立战略基地之想。上述电报应被视为西北战略防御阶段最后一次战争部署。”

[3] 张容、孔繁敬礼《“你们对日内瓦会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周恩来和王炳南》，俞辉等主编《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周恩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