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才是四野之父——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中）

　　（續前）中：刘氏乃为四野之父

　　先岔一句。作者乃是四野之后。四野军官讲的是各地方言，南腔北调，但四野子女讲得就比较整齐划一了，像是一种北方方言。一直以来，四野子女多以为它是东北方言的变种。但至1999年6月，作者方才发现“咱错了”：在一家小饭店与一萍水相逢的山东农村青年同桌吃饭，作者听得对方讲一口与四野子女一模一样的话，便问他家乡是哪儿，对方答曰：“山东沂蒙。”天啊，作者心想：“四野部队士兵多是齐鲁之人，我们讲的原来是红嫂他们讲的普通话，多么寻根，多么浪漫！”耳边不禁响起《沂蒙颂》主题曲“灶上锅，飘肉香，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红火旺，添半瓢沂河水情深谊长。盼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歌词作者稍有改动）四野遗族们，我们何不尊红嫂为四野之母？

　　回到主题。有了四野之母，又可尊谁为四野之父呢？林彪可被尊为四野之酋，但不宜亦不可被尊为四野之父。“不宜”是因为他的政治品质不好，在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以及在批判文艺黑线、开展文化革命之时，他都赤膊上阵，“保驾护航”，指鹿为马，陷害忠良；“不可”是因为他在四野前身部队大批入满集结之时，自身仍在苏联。即使今后史料证明林彪并非“不宜”，“不可”仍能成立，“四野之酋”仍为桂冠。

　　直接促成四野得械成军的，乃是刘少奇这位文武双全的历史伟人！在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这段代理中央主席这45天内，在苏方心目之中未留阴影的刘氏，能毛泽东所不能，果断作出了争取东北，向满北派兵12万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四野东北成军，接受大量苏军前此缴获、租借的日式、德式、美式轻重武器，装备80万众（三野另计），进而与其他野战军相互配合夺取全国，奠定了直接基础。根据“行百里，半九十” 的道理，人们可以争辩，“挥兵入满，接受苏援”的最终致胜意义，远远大于秋收起义、井冈会师、瑞金割据、四渡赤水等的最终致胜意义，就像亦是刘氏主发号令所致的八路军新四军“结兵鲁苏，北据中原”的最终致胜意义，远远大于毛氏原先拟定的“南北呼应，分兵作战”的最终致胜意义一样。就连第一线指挥员吕正操的“平原作战可行”的创新，也可使毛氏的“不越山区一步”的守旧思维相形见绌。本文下篇将会解释“农村包围城市”的无奈成因。刘氏首先指示依托“结兵鲁苏，北据中原”而存的山东分局调兵入满，而山东恰恰是四野之母红嫂的故乡。

　　与毛氏不同的是，刘氏有过一段留苏经历，且有一个苏联男孙，苏方对刘氏显然远较对毛氏信任。2008年12月22日，俄方隆重举行纪念刘氏诞辰110周年大会。[6]毛氏就得不到俄方这种礼遇，更重要的，就得不到俄方这种承认。毛氏于文革之中称刘氏为“中国的赫鲁晓夫”，颇为耐人寻味。由此人们可以争辩，中共革命战争于抗战结束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再走的关键几步， 即等于“半九十的最后十里”，是由刘氏走出来的，毛氏于其时也，事实上已全然失去了可向斯氏求援的势能。 现在是到了将毛氏蒙在这一刘氏大功之上的盖布扯去的时候了！作者曾经想过，如果没有刘氏的上述关键作用，也许自己如今只是外蒙牧民一个，朝夕以牛羊为伴，以泪水洗面。承认苏援饷械对于中共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左右结局作用”（Decisive role），应为中共党史军史科研之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实事求是。“决定性作用”，语势不够强。

　　西班牙共产党虽亦得过大量苏援饷械但却终获失败一事，可以反衬中共罕有之能。越共、老共亦曾得过大量华援饷械，卒获成功。越老两党若是否认华援饷械对其成功起了左右结局作用，中共心头会起什么滋味？

　　再岔一句。亲爱的四野遗族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们同意以上的见解，承认以上的事实，就请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出款项和劳务——张茵似应带头，在虎门岸边山上兴建一座退夷雪耻纪念碑。碑文必然要提到志愿军13兵团及其下属各军，以及它们的母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包括它的数万返国朝籍官兵，必然要解释刘氏因何应被尊为四野之父，红嫂因何应被尊为四野之母。出于相似的理由，三野遗族们亦然应尊刘氏为三野之父，此为后话。两大野战军之父啊！单独立碑纪念四野恐怕不行哦！

　　回到主题。如此这般，刘氏作为中国复兴伟大战争功臣的形象，就会像浮雕一般显现在人们眼前。彭德怀乃为一野之父，邓小平乃为二野亚父，叶剑英乃为抗逆（草地）灭逆（京城）之帅。新辨中共党是内藏实脉的军事伟功伟绩，岂让毛氏半分！

　　读者当中必然有人不满上述排序、辨脉，作者欢迎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如果读者提出：“那么斯大林最后为什么还是没有抛弃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作者作出如下回答：毛氏“力排众议”决定出兵朝鲜之举，以及后来能够逼和美军二事，令斯氏原谅了毛氏。据一外国作者说，斯氏与与生俱来的一种性情乃是：鄙视一切类型的软弱，而尊敬（甚至是是崇敬）强者——包括那些敢于反抗他的人。[7]

　　附带指出：其一，中国出兵朝鲜决策阶段，毛泽东先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莫斯科，通知斯大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不出兵，后又另发电报通知斯大林，作为最终拍板者，他决定出兵，一言九鼎。此一意外之举，令周氏、林氏陷入极其难堪之境——他们似乎成了与毛氏对立的主和派、软骨头！毛氏其实乃为借此暗示斯氏：1941年中方拒绝出兵卫苏的决定，也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此次有变：作为少数的本人，奋起反潮流了！

　　其二，不错，1949年底斯毛二氏于苏京克宫首次见面之时，斯氏是对毛氏说了“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的话，但是作者认为，此话应作如下解“以前我确曾抱怨过你，但后来是我全力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既然如此，我们别再相互埋怨了！”故尔，斯氏此时所说的“胜利者”，应是指他本人或是双方！

　　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哈斯说得对：所有战争都打了三次：⑴ 应否开战的政治斗争；⑵ 实实在在的战争本身；以及⑶ 因对战果和经验的不同理解而起的剧烈争鸣。[8]吾生也晚，既无参加前述退夷雪耻的“实实在在的战争”本身，也无参加战前发生的关于应否开战的政治斗争，但吾却发起了一次战后解读的“争鸣”。端赖这个第三次战争中的“一个人发起的战斗”，以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等为代表的这支中共党是内藏实脉的军事效度，方能浮出水面！如果没有作者，这些伟人的盖世战功，十有八九会是永远蒙尘。

　　作者认为，国共两党先后结盟苏联以求苏援饷械平天下、驱外寇，均受制于“外在的必然性”（马派哲学术语），与今之时民主派、法轮功、台湾岛、藏疆独行为无异，属于事理不得不然。然而，首先乃为炎黄子孙其次才为共产党人的中共领袖，当他们发现他们“内在的目的性”（马派哲学术语）——西力东渐之下奋起救国救民走向现代——渐与上述外在的必然性发生不可调和的严重冲突之后，就应义无反顾地、按部就班地以内在的目的性的目标价值取代外在的必然性的目标价值，同时肯定外在的必然性的历史工具价值。目标需用工具加以实现，没有工具目标实现不了；为何不选其他工具呢？选过，但是“先生”总是不救“学生”啊！今天有没根本改变？（未完待续）


注释：

　　[4] 苏新关系破裂之后，原驻哈密苏联红军一旅撤回本国途中曾于乌市停留甚久，从事拆运苏联援新工业设备，全然不理咫尺之隔的中共被捕人员死活，极为反常。50年后，中共元老黄火青不忘于其回忆录中问道：难道拆运工业设备还比营救友党成员重要？盛世才曾经这样耐人寻味地质问苏联驻乌总领事：“毛泽东可以杀我弟弟，本人咋不可杀他弟弟？”毛泽民于其自白书中承认：“暗杀盛世麒旅长的命令并非来自延安，而是来自莫斯科。” 还说他被捕之前曾经多次托病要求离新赴苏，以策安全，但却不得苏方批准。见黄火青《新疆工作的回忆》，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3期（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A. Whiting，Sinkiang： Pawn or Pivot（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s University Press， 1958），pp.244， 289，290. Whiting此书对于中苏关系、中共党史研究至为重要，可惜迄今未被翻成中文。

　　[5] 张铁建《中国共产党何以必胜》，《文汇读书周刊》2011年3月8日。

　　[6] 张光政《俄中友协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5日。

　　[7] 约·卢卡奇《身为丘吉尔的重要性》，《参考消息》2011年1月4日。

　　[8] 理·哈斯《必须的战争和选择的战争——对伊拉克战争的研究》，见《参考消息》2009年7月8日转载自《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书评《实体战争还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