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样检讨认错，给《食堂报告》平反

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4）


　　（续前）8．给《食堂报告》平反

　　公共食堂解散了，给《食堂报告》平反也提上了日程。

　　在1961年6月1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一方面认为庐山会议上反右和批判彭、黄、张、周是对的，另一方面，认为庐山会议后县以下应当继续反左。这是一种脑袋和身子分家的论调。他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几十万人的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很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讲得是不正确的”。这也算是毛泽东检讨和认错！

　　根据胡乔木的回忆，1961年，在广州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时，曾经谈到经济所的《食堂报告》，毛泽东对胡乔木说，“看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胡乔木说，“他们受了处分”，毛泽东说，“赶快撤销”。

　　王任重在回忆文章中也谈到这件事。他说，1961年初，毛泽东同他谈论食堂问题调查时曾说，“看来，过去过分强调办农村公共食堂是不对的”，“1959年科学院经济所有一个调查组到河北丰润[11]作过调查，不赞成办农村食堂，调查组的同志还因此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当时只有那个调查报告是正确的”。

　　《毛泽东传》根据中国科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写道，“在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指出：‘科学院有一个具体事例，就是董谦为食堂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主席、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12]。

　　1962年，经济所党总支在全所大会上宣布，撤销对董谦的处分。《经济学动态》1962年第10期发表了《关于错误批判〈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声明》，肯定了《食堂报告》，并向董谦道歉，全文如下：

　　原载《经济研究工作通讯》1959年第9期《公共食堂万岁》一文，最近经原编辑部和作者——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第二期工作组重新作了审查，认为被该文所批判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谦同志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如实反映了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提出的意见也是正确的。因此，《公共食堂万岁》一文对董谦同志的报告的批判是错误的，编辑部在按语中把这个报告说成‘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也是错误的。为此，特作如上声明，并向董谦同志道歉。

　　原《经济研究工作通讯》编辑部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第二期工作组

　　1962年5月4日


　　到此为止，有关《食堂报告》的问题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9．有关《食堂报告》问题的记述错误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食堂报告》也因毛泽东的批判而出了名。有关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的记述不少。其中有些记述出现了错误。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看到《食堂报告》的？在1959年7月23日以前是如何看待这个报告的？至今未看到准确的记述。李锐在《公共食堂始末》一文中说，对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调查组所写的《食堂报告》，“毛泽东很重视”，“5月2日即作了专门批示，指出，昌黎县的情况有普遍性，各地各级党委应该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应当指出，这里的记述是有错误的。前已指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调查组共撰写了两个调查报告，第一个是王绍飞4月13日写的报告，是董谦通过高层人士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批示后刊发在《党内通信》上；第二个是5月10日写的《食堂报告》，刊发在5月23日出版的《宣教动态》上，毛泽东是从《宣教动态》上看到的。5月2日毛泽东批示的是第一个报告，不是《食堂报告》。据此推断，毛泽东看到《食堂报告》的时间应在5月23日到6月21日之间。因为毛泽东是6月21日从北京出来到各地巡视，6月29日到庐山的。

　　关于《食堂报告》的平反问题，王任重在回忆毛泽东的文章中曾经有一段记述。他说，“一九六一年春，毛主席派胡乔木、于光远等同志对农村食堂问题作过调查。中央在广州开工作会议时，问我：农村食堂办好还是不办好？我说，应当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办与不办，怎么办，都由群众讨论决定才好。毛主席说，看来，过去过分强调办农村公共食堂是不对的。他还说到，一九五九年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一个调查组到丰润县作过调查，不赞成办农村食堂，调查组的同志还因此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只有那个调查报告是正确的”。

　　但是，《毛泽东传》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述与王任重的说法有很大出入。广州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961年3月5日～11日召开的。据《毛泽东传》说，3月7日，毛泽东与王任重单独谈话中又谈到食堂问题，他说，“参加食堂也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并且继续重申，“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很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得非改变不可！”这段记述是《毛泽东传》的作者从《毛泽东与王任重谈话简要记录》中抄录下来的，因而比较可靠。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毛泽东到这时还在坚持食堂制度，根本不可能提出为《食堂报告》平反的问题，平反肯定是另一次谈话中讨论的问题；另一方面，王任重的回忆文章是有差错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是看着毛泽东的眼色说话，既然毛泽东讲“食堂这个制度我们还是要坚持的”，王任重只能借坡下驴，顺着毛泽东的话，说什么“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不可能讲出“应当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办与不办，怎么办，都由群众讨论决定才好”的话；更有甚者，王任重把毛泽东讲的“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的话也放在了自己的头上。这一切并不奇怪，都是为了替自己开脱。这也反映了人性的弱点。

　　据《毛泽东传》的记述，毛泽东与王任重谈食堂问题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1961年3月7日，一次是1961年4月3日。关于第二次谈话，《毛泽东传》写道，“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据《毛泽东传》的作者逄先知告诉笔者，这次谈话没有留下记录。据笔者判断，这次谈话就是王任重回忆文章中提到为《食堂报告》平反的那次。逄先知同意笔者的判断。

　　然而，《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87页加有一个脚注，有如下的内容：“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一九五九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据逄先知说，这句话是从王任重的日记中抄下来的。很明显，这里记述的时间也是错误的。1964年，公共食堂问题早已解决，《食堂报告》早已平反，毛泽东不可能再同王任重谈论这一问题。

　　根据以上梳理，我们的判断是，王任重的纪念文章把4月3日的谈话与3月7日的谈话搞混了，而《毛泽东传》把1961年和1964年搞混了。逄先知经过一再查证，同意笔者的这一看法，并提出再版时加以更正。


　　10．几点反思和评论

　　从以上的记述可以看出，公共食堂是毛泽东式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个标本。其兴之也勃，其衰之也忽，恰如夏天的一阵雷电交加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狂风暴雨。如果说食堂的最初出现，是农忙时期相互帮工时的一种偶然的临时安排，其目的和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那么，毛泽东从理论上加以提炼概括，无限夸大，从地上抬高到天上，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同时利用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资源和国家政权的动员能力，在中国农村普遍地强制推行，以至80％～90％的人都吃了食堂。然而，公共食堂一开始就受到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抵制和反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调查组的《食堂报告》，不过是如实反映了公共食堂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意见。但是，它却不符合毛泽东的胃口，于是龙颜大怒，出现了庐山会议上惊恐的一幕和庐山会议后长达两年的纠葛，以至加剧了危机和饥荒的为害。这里有很多重要问题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10－1　关于公共食堂的所谓共产主义性质问题

　　大家知道，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的。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毛泽东怎么看待共产主义？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得非常清楚：“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吃饱穿暖是最大的问题。从主观上来看，毛泽东大办公共食堂，也许是要使农民吃饱穿暖，过上所谓共产主义生活。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是普遍的饥饿，大规模的死亡。正如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的题记引用F. Hoelderlin的话说，“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象的天堂的人”[13]。

　　那么，这种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读过《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怎么也摆脱不了的简单粗糙的理想主义色彩，后来又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构造过改造社会的“新村”蓝图。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有两个：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和误读，而且有些还是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搬过来的；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曲解和模仿，因而继承和发展了几千年来小农经济意识和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尤其到了晚年，更对中国传统中的负面遗产情有独钟，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对此，李锐和经君健等都引用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示做了深刻的分析。

　　毛泽东的批示是1958年12月7日写的，时值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正处在人民公社化和食堂化的高潮之中，而且批示也直接联系到当时的时局。他说，“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的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毛泽东认为，从五斗米教到太平天国，所有的农民革命“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至天王洪秀全”。“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的批示是印发全会各同志的，12月10日，毛泽东在铅印稿上删去了与人民公社相联系的话语，另写了一篇。但这正好暴露了毛泽东的心迹，说明了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那就是：张鲁的“义舍”＝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完全是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经君健指出，“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下的农民，不寡而患不均，均贫富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最大愿望，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正是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农民的愿望。不过，张鲁‘义舍’中的免费餐是给行路人准备的，好像没有命令村子里的所有农民全去吃白食；毛泽东的公共食堂超过张鲁者多矣”。正如李锐所说，“他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1960年代中，中苏论战时，中国共产党曾经严厉批判过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还不如“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10－2　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问题

　　吃饭问题从来属于私人活动领域，在什么地方吃，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由个人自由选择和独立决策。在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农忙时期的食堂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即使这种个别情况，也是个人自愿决策的结果。就是在工厂和机关开办的公共食堂中，也有人回家吃饭，或者从家里带饭，或者到别的地方吃饭。然而，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概念中，是不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也没有什么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分，一切都可以集中起来公共决策。公共食堂就是这种集权和统制思维的产物。

　　毛泽东热衷于公共食堂，既是其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决定的，也和其实现的手段与统治的方式有关。目标问题前面已经做过一些讨论，这里再考察一下实现的方式和手段。

　　为了实现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首先要消灭私有制，剥夺所有个人的财产，剥夺地主土地，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进一步将其国有化，搞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在农业中建立无限的公有产权。这样，共产党就基本上控制了全部社会经济资源和个人的生活来源。然而，在个人生活资料的分配中，还不得不采取商品货币形式，在吃饭穿衣等生活消费上，还不得不让个人去解决。对此，毛泽东并不认可和赞同，他不仅要控制生产资料和个人生活来源，而且要直接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因此，在财产的公有化实现以后，就向个人生活开刀，把个人生活的私人决策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此，毛泽东一方面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都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并通过推行供给制和刮“共产风”，企图尽快消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从控制生产到控制分配；另一方面大办公共食堂，企图卡住每一个人的脖子，与此同时，在所谓提倡艰苦朴素，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反对奇装异服的强大压力下，也使老百姓几乎穿一色的服装。这样，就从控制分配进而控制个人消费。由此可见，共产党的统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专制统治，在这种统治下，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兵营，农民只是农奴[14]，无自由和权利可言。

　　顾准曾经深刻地揭示了这种以革命理想主义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的哲学根源。他说，“撷取了Hegel合理内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Hegel和培根的神妙的结合，这一结合的后果是异常巨大的。从政治上来说，它赋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从哲学上来说，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了，称做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绝对真理的某种重要成份），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坚持真就是善，才能一往无前地、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并明确表示，“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的，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奋斗到底！”


　　10－3　关于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治理模式

　　庐山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毛泽东的处事风格。如果说，中国当代社会还保留着皇权专制的基本特征，那么，庐山会议就是最好的证明。皇帝在朝堂上打了大臣的屁股，其他人只能三呼万岁，无人敢于表示异议，不过，也许有人会站出来为他求情，请皇上开恩。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把包括政治局常委、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打成反党集团，罢官批判，侮辱人格，其他人都表示拥护，没有人敢于表示不同意见，不仅没有人为其求情，反而都争先恐后地发言，或表态效忠，或划清界限，或揭发批判，且上纲上线一个高过一个。其情其景，比之专制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头脑发热，制造了这场灾难，由于想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一点，但是没有经验，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破坏和损失虽然很大，但情有可原，可以理解。这不仅从当时所有中央领导都自觉自愿地支持大跃进、全国上下踊跃响应可以证明，也从毛泽东最先发现了“共产风”问题加以纠正可以得到解释。那么，到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提出批评，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食堂报告》也成为山上山下、会内会外，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的一个方面，必置死地而后安。除了维护自己的权势、地位和面子以外，别无其他解释。现在，很多材料仍以好心办坏事论之，够吗？至于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云云，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极具辩护和说教的性质。难道毛泽东的权位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所谓团结大于民族的命运。

　　在庐山会议上以及会前和会后，毛泽东的言行，包括关于公共食堂的言论和做法，都充分表明，他是人而不是神，是有七情六欲之人，人性中的优点和缺陷，他都具备，只是由于我们身处造神的环境和大搞造神运动，他才成了神。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多次挫折，他比较谨慎，比较理智，对形势的判断和分析相对正确，共产党高层还能相互制衡，协商共事，因而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地位和情况完全改变，他就骄傲起来，唯我独尊，个人崇拜，共产党内部和高层也都唯毛泽东之命是从。1958年的大跃进是他首先头脑发热，不懂装懂，其他人也都跟着盲动，结果捅了个大漏子。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批评，毛泽东不仅不是从善如流，予以接受和采纳，反而心生怀疑，复仇之心顿起，把彭德怀等打翻在地，表现出一般人的那种“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乐”。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一面坚持庐山反右正确，一方面纠正“左”倾错误，一方面反对共产风，一方面坚持公共食堂，仍然表现了一个常人对待自己错误的错误态度。可见，毛泽东不仅是人，而且是权力欲和报复心很重的人。难道不应当将其请下神坛，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吗？


　　10－4　关于围绕着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的调查研究及其他

　　本来，公共食堂问题并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主要问题，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看成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它是共产党极端集权的集中表现。它表明，当时共产党不仅要实行全面的无限制的公有制，控制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而且要实行生活集体化，强行进入私人领域，控制个人的生活决策。这就违背了人性，也违背了常识。由于走到了极端，会物极必反，只是由于毛泽东的极力坚持，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结果搞得假话盛行，天怒人怨，一朝松动，土崩瓦解。其实，毛泽东不是不了解情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固然重要，《食堂报告》就是最好的调查，为什么不予采信，反而要大加讨伐？贵州和河南的食堂报告是最恶劣的伪调查，为什么要大加赞赏和极力仿行？为什么决定大办食堂时雷厉风行，不去调查？而解散食堂时却藕断丝连，要搞那么多调查？对于决策者来说，关键不在调查，而在对调查结果的态度，特别是调查结论与自己的看法和意图不合甚至相左的报告[15]。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全党，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下台的台阶；与其说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不如说是当权者文过饰非和推卸罪责的一种策略。因为，经过庐山会议，毛泽东的确做到了定于一尊和一言九鼎。

　　经济所昌黎工作组的《食堂报告》，大不了是几个学者的一种意见，居然成为政治斗争旋涡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这并不是一件幸事，而是一种悲哀，一种无奈。它充分说明，在集权政治下，学术研究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小的棋子，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报告，从毛泽东到《人民日报》，从中国科学院到经济研究所，居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口诛笔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证明自己完全错了，仅仅就事论事地撤销处分就算了事，事情有这样简单吗？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吗？

　　围绕着《食堂报告》，经济所的学者也作了充分的表演，从认真调查，如实报告，到严厉批判，彻底否定，最后又回到原点；经济所党的核心小组也反复无常，从开始时的集体讨论支持，到批判时的隐瞒不知，再到平反后的到处表功；调查组也自食其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相互揭发批判，学者的自信、尊严、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荡然无存。从《食堂报告》的命运中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包袱太重了。不彻底放下这样的包袱，我们能够迅速前进吗？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错了怎么办。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和无知，不认错，不反思，不悔改，不救赎，那么，它还会有多少希望呢？如果不承认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产权吗？如果不承认反右派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人权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反思，事物有其必然性，历史也有其连续性。如果庐山会议不是反右，而是继续反“左”；如果庐山会议后，再次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共产风”的错误时，承认批判彭黄张周错了，批判《食堂报告》错了，早一点解散公共食堂，三年灾荒和经济危机能那么严重吗？饿死人能有那么多吗？能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吗？三年灾荒和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至少可以大大减轻；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过是庐山会议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演。直到现在，执政党仍然不能直面这些事情，类似的错误就会一再重演。

　　（相关简介：张曙光，经济学者。本文系作者所著《学问风雨60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史》（上卷：事件变迁）中的一章。限于篇幅，仅保留文章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1] 应当是昌黎县。

　　[12]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87页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笔者就此问及逄先知先生，他说，他与董谦很熟，董谦曾向他谈起1959年受批判一事，请他在今后写历史时能够将此事如实交待清楚。这就是这个注释的来历。

　　[13] 转引自《夏道平文集》，第82页，长春人民出版社，2012年；这句话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为“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为天堂——荷尔德林”，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译本）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4] 据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1980年代初期，董辅在接待外宾时曾说，人民公社是农奴制。翻译听后感到惊讶，问他译不译？他说，就照我说的译。

　　[15] 经君健将领导者的态度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认真研究，取其精华，修正或推翻原来的想法；第二种是不予置评，束之高阁了事；第三种是大加挞伐，批判调研内容，乃至罪及调研者。此论精辟。见《经君健选集》第558～5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8、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3、1996年。
　　《毛泽东文选》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经君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写作经过，载《纵横》，2005年第5期。
　　经君健：代价沉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试验，载《经君健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李锐：公共食堂始末，载《李锐诗文自选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人民日报》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1959年9月22日。
　　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胡乔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学科知名人士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座谈会的指示》，1978年2月14日。
　　王任重：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中国青年》，1978年第4期。

　　张曙光，《领导者》总第45期（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