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坚持办食堂后果严重

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3）


　　（续前）5．经济所对《食堂报告》的批判和处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名道姓，把经济所昌黎工作组及其《食堂报告》定性为“右派”，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里应外合。庐山会议闭幕以后，首先在社会上开展了对《食堂报告》大批判。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根据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了题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逐条不点名地系统批判经济所的《食堂报告》。现摘录如下。

　　一九五八年中国出现了许多新鲜事情，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就是其中的一桩。可是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例外。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仅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事实是公共食堂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他们却硬说多占用了劳动力；事实是公共食堂大大有利于生产，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妨碍生产；事实是公共食堂改善了农民生活，方便了社员，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降低了农民生活，对群众很不方便。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在少数地区，有些农村工作人员甚至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可是，群众坚决不散，或者过后很快又把公共食堂办起来，就这样，围绕着公共食堂展开了一场斗争。

　　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分子借我国的公共食堂为题而发出的种种谩骂，这是完全不足为奇的。

　　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们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而是他们自己。

　　在经济研究所内，昌黎工作组负责人以及《食堂报告》更是难逃被批斗、遭打击的厄运。

　　1959年8月，经济所开始搞反右倾运动，按照运动布署，“第一阶段：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暴露思想，开展群众鸣放，要求领导带头检查右倾思想。重点在科处级以上干部。第二阶段，重点批判《食堂报告》作者董谦等同志。第三阶段，孙冶方作检查、批判”。8月24日，经济所党总支将昌黎工作组撰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印刷，作为经济所《反右倾学习参考材料之一》。所加按语是，“这份材料是昌黎工作组的一部分同志参加写出的，没有征求过核心小组的意见。现在发给大家供讨论农村食堂问题的参考”。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知道，在这里经济所党总支隐瞒了事实真相，说了假话。对此，董谦大为不满，直到去世前还对此耿耿于怀。
　　为了批判《食堂报告》，经济所还组织了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再调查，由王绍飞带队，有昌黎调查组第二批人员参加，写了一篇大批判的文章：《公共食堂万岁——驳〈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刊发在1959年10月28日出版的《经济研究工作通讯》第9期上，认为《食堂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编者按的全文如下：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省昌黎“试验田”第一期工作组组长董谦写的而用工作组名义发出了一个《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经济所昌黎试验田第二期工作组写的《公共食堂万岁》一文，全面地驳斥了上述报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初步总结了试验工作的经验教训。现在发表出来，供经济学界学习八中全会文件时参考。

　　与此同时，经济所还组织干部再赴昌黎，写了《对昌黎公共食堂的重新调查》，明确指出，自己得到的“许多事实同他们上次的调查完全相反”。调查报告也发表在《宣教动态》上，其直接用意在于，消除流毒，表明忠心。

　　1959年年末，经济所昌黎工作组负责人董谦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哲学社会科学部和经济研究所展开了对董谦及《食堂报告》的批判。报告的执笔人经君健，系非党人士，也在不同范围和不同场所受到批判[8]。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王绍飞是昌黎工作组的副组长，因为其所写的第一个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又没有参与《食堂报告》的写作，而且负责完成了食堂问题的再调查，写出了《公共食堂万岁》的报告，因而，在反右倾运动的初期，王绍飞是经济所运动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是到了后来，却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是由于他发现了与董谦联合署名批评农村形势的报告，而且他在整理董谦材料时，把自己的名字抹掉了。后来被人揭发出来，一下子从天上跌到了地狱。


　　6．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坚持办食堂及其恶果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大反右倾，把“左”倾路线推向极端。庐山会议以后，又不顾严重经济危机的出现和人口不正常死亡的发生，要把这条路线贯彻到底。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文件，发指示，极力推动公共食堂在全国的普及和发展。

　　1960年1月，国家统计局上报了《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的材料，截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比前述10月底增加了126.9万个，增加了48％。材料还详细列举了各省市的情况：90％以上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7个省市；70％～90％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新疆、浙江、广西、广东、河北、山西7个省市区；50％～70％参加食堂的有湖北、福建、江西、陕西、江苏、宁夏6个省区；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山东、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7个省区，参加食堂人口的比例最高的是河南，为97.8％；最低的是内蒙古，为16.7％。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大笔一挥批示：“中央认为，这样的统计极为有益，使读者对全国面貌，一目了然。”

　　1960年2月24日，贵州省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公共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者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也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假话连篇，谎报军情，而毛泽东却信以为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代中央批示转发，要求各地仿照执行，不能例外。他写道，“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依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这个以命令式口吻写出的中央批示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掀起了又一个办食堂的高潮。

　　3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17期刊发了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八个省公共食堂情况》以及河南省3月5日向中央报告《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三个材料，其中，河南全省有公共食堂336000个，在公共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99％，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就只占2.8％。尽管这些都是荒唐的浮夸和假话，但毛泽东深信不疑，3月15日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并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说什么这些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现在发给你们研究，参考、仿行。其中放在括号内的一些指示性断语是中央加上去的。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并对前两个文件分别作了批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河南以至全国各地已经大量饿死人，毛泽东还居然宣布，公共食堂是个“极其重要”的事情，要“普遍推行”。

　　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天津会议，毛泽东提出17个问题，“（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在毛泽东反右倾的推动之下，1960年继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来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建项目上得过多，粮食征购一再加码，公共食堂也越办越多，“共产风”也越刮越猛，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超过了1958年。其实，其问题早已显露，到1960年四五月份以后，形势已经相当紧张，毛泽东也感到很大压力，开始睡不着觉。到了十月份，大量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出，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的材料已经送达毛泽东的手里[9]，毛泽东也表示要与民同甘苦，不吃肉而吃素了。形势迫使决策者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也称《十二条》），经毛泽东修改，并指示“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足见其急切的心情。但直到这时，坚持办好公共食堂的立场仍未有丝毫改变，办好食堂是其中的第10条。十二条的内容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量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同一天（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还发了《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12月中旬以前“必须原原本本地向群众传达，不折不扣地切实执行”。

　　对于严重形势，毛泽东不认为是自己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而是基层干部出了问题。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1/3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坏人破坏，归结为阶级斗争，结果由基层干部承担了罪责。这也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和1963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由来。


　　7．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食堂解散

　　形势已经严重到了极点。1960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比1959年下降26％。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1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承认的：“据今年10月份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个县。在全区4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户。”而据中央工作组调查，信阳地区就死亡105万人。全国各地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出，公共食堂是饿死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毛泽东不仅难辞其咎，而且是首当担责。怎样才能平息事端，解散食堂，而又不影响他的权势地位。这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毛泽东找到了他的拿手好戏：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3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毛泽东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一次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比过去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问题，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以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布置调查研究工作。他写道，“（二）已告陈（伯达）、胡（乔木），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到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

　　田家英到浙江嘉兴魏塘公社和合大队调查后，2月6日向毛汇报了三个问题，一是由于“五风”破坏严重，造成粮食大幅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400多斤下降到291斤；二是生产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11个小队；三是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同一天，毛泽东又听了林乎加、江华等人的汇报，在谈到食堂问题时，讲了与田家英汇报时大致相同的话。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情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可见，到这时，在食堂问题上，毛泽东虽然有所松动，但并未放弃他的主张，只是开了个口子。

　　2月11日、12日，毛泽东两次听取胡乔木和张平化的汇报，胡乔木在湖南调查的是一个好生产队，听到的是对食堂肯定的话，与浙江调查的情况相反。

　　3月19日，毛泽东看到广东调查组的《调查纪要》。纪要认为，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供给和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等问题上。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没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群众在公共食堂吃不饱，很多人患了水肿病，有的甚至饿死。

　　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汇报钢铁、煤炭生产和市场情况，毛泽东突然讲起了食堂问题。也许当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食堂问题比钢铁问题更重要。毛泽东还说，“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说得多轻巧！

　　3月7日，毛泽东与王任重谈话，一方面讲了食堂存在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明确表示，“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还是肯定了的”。

　　1961年3月11日在广州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些食堂难乎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讲的都是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尽管这个书记的讲话与《食堂报告》没有多大差异，这时毛泽东转而赞同他的讲话，但仍然没有取消食堂的意思。

　　1961年4月9日，张平化和胡乔木从下面调查回来，在去长沙的专列上，毛泽东先后同二人谈话，都谈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自己原来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确实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在家里开火”，“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看来，毛泽东对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不过，他一方面坚持要搞食堂这一头，一方面又说食堂是平均主义，表现出退却时的反反复复和步步为营。

　　与2月11日完全不同，胡乔木这次向毛泽东汇报，彻底改变了对公共食堂的看法。他说，“看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问题。……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10]。“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多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看来，这次汇报对毛泽东最后下决心解散食堂起了重要作用。剩下的事情就是具体操作了。

　　4月14日，胡乔木写信给毛泽东，并附有4个材料，其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的反应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列举了公共食堂的种种问题以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工作有利”。毛泽东把此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刷给湖南三级干部会议讨论。

　　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影响了生产发展，对于救灾也十分不利”。

　　4月26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把胡乔木的信和四个附件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解决食堂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参考。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到此为止，历时三年造成巨大灾难的公共食堂问题即告解决。（未完待续）

注释：

　　[8] 按中共中央规定，反右倾只在共产党内进行，经济所则扩大到了党外。

　　[9]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1～1961.12）第九册，第3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10]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张曙光，《领导者》总第45期（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