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裤”与“无产阶级牛头裤”

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广东“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上）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访谈案例归纳出了“文革”时期广东出现的“奇装异服”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了国家对个体着装实践的规训机制，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探讨了它得以实施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服装秩序和着装政治是统治者赖以规范社会，建立社会共识及其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手段。


　　一、引言

　　“文革”前夕，国内各级报刊对“奇装异服”进行了全国性的讨伐。①这实质上是“文革”时期“破四旧”的先声，当时“红卫兵”满街盘查路人的裤腿尺寸、头发长短，普通民众因为头发、着装的原因而被剃“阴阳头”，被剪烂衣服，被戴高帽游街批斗，甚至为此而自杀身亡的荒谬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全国性的暴力与恐惧因此而蔓延。②现在看来，官方对“奇装异服”的全国性征讨，实则是“文革”的第一声“惊雷”。

　　在其后的十七年里，“奇装异服”一直是一个污名。③直到1983年12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就精神污染问题发表讲话，才算是为“奇装异服”平反。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要注意的问题时，他说：“第一条是服装问题，穿衣服的问题。现在穿的衣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包括你们今天穿的。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着衣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外国人看我们的女同志总是穿长裤子，也认为是奇装异服。”④

　　作为“社会的皮肤”，⑤身体及其装饰物是一个研究私域（intimate）与公共空间(public)，结构与能动的理想场域。着装，这原本属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领域内的私事，如何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党同伐异的阶级斗争工具？“奇装异服”如何与“精神污染”挂钩起来？究竟什么是当时的“奇装异服”？什么又是“革命服装”？服装与革命如何关联起来？在“文革”这种特殊的权力、文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政治之间如何互动？个人发挥其能动性（humain agency）时是如何被赋权或者被夺权的？⑥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资料的形式包括地方志，相关文献、文件，学者的著述，具有代表性和有一定影响的期刊、报章，同时搜集利用国外的相关资料以增强对背景知识和分辨、分析能力。

　　本研究的相关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主要包括对“文革”时期广东地区市民进行深度访谈，并尽量获取他们当时的日常生活照片。⑦借鉴邓津所做的“生活史个案研究”，⑧笔者选取的几位访谈对象，年龄都介于45～80岁之间，“文革”期间，这几位受访者几乎都在广东地区工作或学习，仅有一位受访者在这段时间内被外派到非洲工作。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遵循由近及远的谈话思路，请被访者讲述他们自身及周围人（包括家人、同事和朋友）的着装及有关“奇装异服”的看法，再追述“文革”期间自己和周围人的日常着装，以及对“奇装异服”的印象和相关故事。根据埃尔潘（Nicolas Herpin）的研究经验，⑨在访谈中，笔者动员访谈对象出示“文革”期间自己的照片或家庭照片，并围绕服装和时尚对其进行评论。


　　三、“奇装异服”的类型及特点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言之，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因此，“封、资、修”便成为“文化专政”的对象。“文革”伊始，服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举例来说，布拉吉被认为是修正，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旗袍被认为是封建余孽，稍微花哨的衣服便被认为是“奇装异服”，统统遭到批判。

　　文革期间，包括广东在内的各城市居民的服装几乎是千篇一律，一律穿“革命服装”。不分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甚至性别，民众都以军装、工作服、中山装（包括正式的中山装、“同志装”、“军干装”和“企领民装”四种）、列宁装和红卫装为主要日常着装，服装式样极为单调。当时，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也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很多深受人们喜欢的服装面料和款式都被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有些花色品种被批判为“反动图案”。灰色、黑色、蓝色、草绿色（广东人称之为“黄色”）四种颜色是当时领导潮流的主色调；“的斜”、卡其布和“坚固昵”质地的这四类服装共同引领那个特殊年代广东城市居民的着装时尚。

　　那么，究竟什么是“奇装异服”？就“文革”十年而言，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所指不同。就上海而言，学者认为1969年的奇装异服主要指“混沌领”，“烧买领”，“黑包裤”，“荷兰皮鞋”等；1970年的奇装异服主要指 “火箭皮鞋”，“八字胡”，“翻领照”，“墨镜照”以及“阿飞头”等；1971年的奇装异服主要指“阔卷边”，“连腰头”，“尼姑鞋”，“一边倒”的发型。1972~1973年的奇装异服主要指 “大尖领”，“大贴袋”，“大钮扣”、“女式透明尼龙衬衫”、“喇叭裤”、“波浪型发式”等。⑩而在广东，根据访谈案例，笔者将主要选择“文革”时期该地区出现的四种主要“奇装异服”加以介绍。


　　（一）“喇叭裤”与“无产阶级牛头裤” 11

　　中国南方农民在水稻田里劳动时，一般穿“牛头裤”，它是一种短裤，多为粗布缝制，没有衣袋，不用穿皮带，只用一根橡皮筋箍着，式样好似牛头状，便于跪或蹲在泥水田中劳作，因此得名。广东粤北地区壮族农民尤其喜欢这种裤子，男女裤子的式样没有差别。同时，这种短裤在我国南方地区普遍流行，通常可以用作内短裤，也可以外穿，上海地区称之为“三脚裤”，鲁迅的杂文《女吊》中对这种特殊的服装也有记载。12

　　实际上，不但农民穿着“牛头裤”，城里人也穿这种裤子。其穿法比较独特：穿时要用左、右手把裤的两边揸起，左一摺右一摺，卷好裤头，再用裤带（不是用现在的皮带）扎好。牛头裤裤头阔，裤裆深，裤管宽，因季节而有长短之分。下图是一张身穿较长的“牛头裤”的广东女性的照片。13

　　“文革”期间，囿于国内的政治气氛，广东人流行穿一种特殊的“牛头裤”，被称为“无产阶级牛头裤”。事实上，这种裤子是他们将港澳台地区或海外亲戚朋友带回来的西装裤、窄脚裤、喇叭裤或者是牛仔裤改制成的“无产阶级牛头裤。”从前文的介绍可以得知：喇叭裤裤腿又宽又长，而“牛头裤”又短又窄， “文革”期间布料供应紧张，全年每人仅有一丈三尺六寸，在革命形势的压迫下，广东民众被迫将一条条崭新的“资产阶级喇叭裤”改成一件件“无产阶级牛头裤”。

　　受访者F，男，高中文化，57岁，“文革”时期在东莞插队，现在是退休干部。作为亲历者，他告诉笔者：

　　我有哥哥在香港，有姨妈有亲戚，很大部分人都在港澳，香港亲戚拿回来的衣服，后面有一个牌子，有英文的就拆了那个牌子，在衣领上面，总之不想脑袋里有一种外来的、洋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将来会腐蚀自己，会使自己变成修正主义，所以那时候要通过学习，要时时警惕自己。就是批判自己的思想，所以服装上的牌子要剪掉它。由于那时候的布少，不可能说带回来一条喇叭裤都不要，那时肯定要的，所以就改了它。或者是把整条裤子拆掉，改掉它，再重新做过。那时候有一种说法是“改一条无产阶级牛头裤穿一下”。?

　　受访者的母亲和姐姐也曾经将“喇叭裤”修改成比较中规中矩的西装裤：

　　人有时候那些思想就是跟着潮流来走的，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很超前，很什么的，那些人不接受你，看你不起……会鄙视你，或者觉得你是属于流氓阿飞那一类，那时候整个思潮是这样子的。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喇叭裤带了回来，实质它也是西装裤，但是它的裤脚是宽的，喇叭形的，我们拿回来那时候，姐姐、妈妈都会将那个裤脚剪掉，把它改成直筒的西装裤。那时从外面带回来的衣服有外国的牌子，那就要把领子里面的牌子剪下来。?

　　被访者H，女，小学文化，73岁，“文革”时期担任广州某硫酸厂车间主任、副书记，1968年10月作为工厂派出的上山下乡队伍的“带队干部”，到广东从化工作了13个月，现在已退休。她也向笔者讲述了自己听来的故事：


　　我就没见过，不过是有人回来就诉苦说自己上街穿喇叭裤被人剪裤脚了。也不知道怎么会被人剪了。（思索了一会儿）那时有人负责上街巡查，专门剪“奇装异服”，就是那种短短的、窄窄的衣服，尤其是喇叭裤。不过那时候很少人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们工厂这么大也只有一两个被人剪过衣服而已，因为那时大家都比较老实的。总之，被人剪过就以后都不敢再穿了，很丢脸的嘛。?

　　事实上，广东毗邻港澳台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喇叭裤较其他城市更容易进入民众的日常着装系统。喇叭裤成为一种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奇装异服”。喇叭裤从它一开始出现就受到了多数人的鄙视和反对，身穿喇叭裤出现在革命群众的视线中，肯定会被人指指点点，成为众人口中“不正经的人”。穿喇叭裤甚至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着装者被视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流里流气”、“不三不四”。在当时，穿喇叭裤者，在很多人看来多为地痞、流氓、小混混，喇叭裤几乎成了当时不良青年的标志服装。

　　毫无疑问，喇叭裤的出现，对当时合法性着装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为何最终是喇叭裤在传统与新潮交锋的最前沿，而不是其他服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喇叭裤打破了裤链开口位置的男女差别。在喇叭裤出现之前，女装裤从来都是在右侧开口，而喇叭裤不论男女，裤链全开在正前方，这一变革可能让当时成年累月穿惯了直筒裤的人难以接受。第二，低腰短裆、紧裹臀部的喇叭裤凸现了着装者的身体线条，有悖于当时普遍比较宽大松散的着装规则。第三，喇叭状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向下逐渐张开，形成喇叭状，有的裤脚能宽大到像一把扫街的扫帚。这种造型也使一些老年人视喇叭裤为“不男不女，颠倒乾坤”的不祥之物。

　　因此，在“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情境下，喇叭裤因为其设计特征对现行服装秩序构成了某种挑战，所以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存在。而普通民众修改裤子的案例更加表明裤子与政治忠诚度和阶级属性之间的紧密关联。被访者提到“洋货”后面的英文吊牌必须要剪掉，因为“不想脑袋里有一种外来的、洋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否则“会腐蚀自己，会使自己变成修正主义，”这表明一件普通的日常用品也“被具有”某种阶级属性，消费者的阶级属性与其消费品的阶级属性高度一致，“你就是你所消费的物品”，这实际上是通过阶级属性，将人等同于物品。此外，有被访者认为当时的普通人都比较“老实。”所谓“老实”，实际上就是对现存服装秩序的顺从。顺从背后隐含的是当局对合法性着装秩序的绝对权力和控制。最后，“文革”时期对“奇装异服”的“社会制裁”?与个体的脸面紧密相连。“树活皮，人活脸”，这足以说明“面子制裁”对普通中国人的强大震慑力和胁迫程度。


　　（二） “窄脚裤”与“资产阶级腊肠裤”?

　　被访者B，男，56岁，初中毕业，“文革”时是军人(文艺兵)，现为公务员，她回忆：

　　“文革”时期，女人穿军装就觉得她有革命气派，女孩子都穿军装而不穿裙子。裤就不准窄，要可以塞下一个“九江米酒”瓶，这样就合标准，裤脚窄就要把它剪开，有工作人员纠察，窄脚裤叫作“资产阶级腊肠裤”，不准那样的，一定要能塞下一个瓶，这样就叫作革命化的着装。所以那时候不论男女都是穿军装，解放军式的，都觉得没所谓，男人觉得女人有一种斗气，有斗志、勤力、勇敢，就是很正派，很革命的了。?

　　提到“剪裤脚”，很多受访者都清晰地回忆起往事：当时规定裤脚的宽度是七八寸，一旦纠察队员发现某人的裤脚低于这个规格，立刻就剪掉，之后还会拿一只“九江米酒瓶”去测量。被访者M，女，初中文化，62岁，“文革”时期是广州棉纺一厂女工，现在是退休工人。她回忆：

　　以前在“文革”期间，在商场，商店，街口都会有红卫兵拦截那些裤脚窄的人。以前不允许你穿窄脚裤。那些穿窄脚裤的人就会被红卫兵拦住，然后把一个米酒瓶塞进裤脚里，如果塞不进去就立刻把裤脚剪掉，因为要求要穿宽裤脚，裤脚起码要六七寸才算好，才符合规定。以前会在街口和那些小商店里面设置红卫兵，他们一见到有人裤脚不符合规定，就把瓶子放进去，塞不进去就用剪刀剪。大家都人心惶惶，每个人都换回那些宽裤脚的裤子来穿。20

　　偶尔有大胆者敢于尝试，则被当作奉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进行批斗，而被批斗者往往羞愤难当，甚至出现自杀的情况。被访者 Z，女，初中文化，50岁，1971年初中毕业后在H县HS林场当宣传队队员，1973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在H县HT小学当老师，退休前是广州某工厂工人。“文革”初期，她正在上小学，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那时我们小学有个姓曾的老师很好的，教体育的。他那时候穿过一件香港亲戚送的什么窄脚裤。学校广播叫我们去操场开会，就听到校长说：“大家别吵啊，静下来！革命群众说了，把我们学校地主子女ZSQ揪出来！”就拉他上台了， 红卫兵拿剪刀把他的头剪成十字形，又给带上一个牌。斗的时候，学生啊，老师啊，被他老窦（粤方言，指父亲）老母剥削过的那些人，气的时候会用墨水浇他脖子。后来可惨了，他自杀了，割脉，送去医院抢救，没死。后来学校放假的时候，老师集中开会学习，他在上吊死了。○21

　　“文革”时期，对民众生活风格强求同一化，对遵从者给予精神嘉奖，对抵制者或反抗者进行羞辱（包括人身羞辱和人格污蔑），后者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制裁。所谓“奇装异服”，是针对于具有“合法性”的着装而言。凡是不符合“党化教育”的、与现行“合法性着装规范”相抵触的、非正统的着装都被贴上“奇装异服”的标签，这是一种特殊的“污名化”处理方式，这种处理的结果是“非法着装者”遭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力量的歧视和污蔑，甚至迫害，内心产生一种“情绪制裁”，○22即一种“负罪感”和“耻辱感”，从而摒弃“奇装异服”，驯服并依从现有着装制度。（未完待续）

注释：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第2版。
2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2010年5月15日访问。
3“文革”结束后的1979～1980年间，大陆对文艺界出现的“港台腔”进行了第一次讨伐。借着对李谷一《乡恋》中的“气声”的批判，开始了对邓丽君流行歌曲的全国性查禁。 随后，借用对一部描写日本妓女的电影《望乡》的批判机会，当时的北京市委开展“小清污”运动。在清华大学设门卫，检查师生的头发长度和裤腿宽度，查禁那时候开始流行的长头发、蛤蟆墨（墨镜）和喇叭裤。当时的改革派领导人甚至特意指出舞剧《丝路花雨》中展现的敦煌壁画里的“胡服”和喇叭裤，来证明“奇装异服”“古而有之”，批评这种“文革”遗风的回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结合“严打”，国内先后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把邓丽君代表的港台音乐与西方现代派艺术一起捆绑起来进行批判，开家庭舞会则被冠以“流氓团伙”的罪名，实行判刑甚至枪毙，配合各种言论收紧之风，有心人除了文化领域的“净化”以外，开始对“经济部门的精神污染”进行批判，这实际上变成保守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反攻。
4胡德平：《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绝不能“好美而恶西施”》，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1921.cn/hybsl/19.doc，2010年4月21日访问。
5 Turner T.，“The social skin”，in C.B Burroughs & J Ehrenreich（eds.）， Reading the social body，IA： Iowa City， University Iowa Press， 1993， pp.15-39.
6萧风霞：《中国纪元：背负历史行囊快速前行--评有关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三部著作》，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7由于国家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文革”期间有条件经常照相的普通市民并不多；同时，因为时局动荡以及中国南方天气潮湿多雨的自然条件，能够完整并清晰地将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地情况更不多见，这些原因给本研究获取相关照片设置了历史障碍。
8Denzin， Norman K.，“The Comparative Life History”. in N. Denzin（ed.）， The Research Ac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8， pp.214-255.
9Herpin， N. & KASPARIANT L.， “les dépenses d‘habillement en 1983-84， Premiers résultats”， INSEE， No. 48， pp.6-22，1985.
10金大陆：《崇“武”的审美及其蜕变》，载《社会观察》2006年第5期。
11广东有句谚语是“牛头裤，打天下”，意思是为开创事业而宁愿生活非常艰苦。又有俗语“不妨子侄着牛头裤，  最怕儿孙靸燕尾鞋”，“靸燕尾鞋”被看作一种落魄、流里流气的形象， 表示家门衰败。
12鲁迅原文是“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裈，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犊鼻裈“原出《史记o司马相如传》，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三国吴韦昭说：“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这里是指绍兴一带称为“牛头裤”的一种短裤。
13梁生：《宽大的牛头裤》，金羊网，http：//www.ycwb.com/ycwb/2007-03/18/content_1418903.htm，2010年4月20日访问。
14出自笔者2006年8月13日在广州对被访者S26-FCZ的访谈笔录。
15同上注。
16出自笔者2006年11月2日在广州对被访者S59-HJZ的访谈笔录。
17参见[澳]沃特斯·马尔利姆：《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版，第145页。
18腊肠是广州特产之一，而“腊肠裤”的得名显然源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测量一件裤子的裤脚宽窄的尺度就是一只“九江米酒瓶”，“革命群众”创造性地将革命的标准与日常生活世界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19出自笔者2006年8月7日在广州对被访者S23- BM的访谈笔录。
20出自笔者2006年4月21日在广州对被访者S19-MGR的访谈笔录。
21 出自笔者2006年4月10日在广州对被访者S11- ZHM的访谈笔录。
22 朱岑楼：《从社会、个人与文化的关系论中国人性格的耻感取向》，载李亦园，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孙沛东，共识网，修改版出自《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