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国从不出兵到决定出兵的戏剧性转折

核心提示：斯大林再三向他敬酒，而且只是一杯红宝石甜葡萄酒，但是，林彪竟始终不敢用舌尖舔一下。斯大林无可奈何地开玩笑说：酒里没有毒药，稍饮一口无妨。可他还是不敢尝一下，即使是作个饮酒姿态，他也不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我们才得到消息。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很顺利，6月28日解放了汉城。美国惟恐他扶植的李承晚政权垮台，在亚洲引起连锁反应。27日，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30日，美国派陆军第八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随后美国控制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另加李承晚的军队)，以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由于朝鲜人民军英勇奋战，到8月初已解放南朝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领土，迫使敌人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人们兴高采烈，认为南方指日可下，胜利在握。主席十分镇定地对我说：朝鲜人民军应该作短暂休整，调整军队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荡平，彻底解放朝鲜全境。过不几天，主席又讲，应防守仁川这个重要的据点，以防不测。

果然，数天后，即9月15日，传来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对朝鲜人民军南北夹击，遂使朝鲜形势急转直下。人民军被迫做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斯大林来电询问我方在沈阳到丹东一线部署的兵力有多少，能否出兵，助一臂之力。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朝鲜局势，为了防止万一，早在7月上旬就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将第十三兵团(下辖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共四个军)和炮兵第一、二、八师及特种兵共约26万多人调到辽宁凤城、辽阳、安东、通化、本溪等地。9月30日，李伪军越过三八线。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10月19日侵占平壤，并狂妄地叫嚣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打到鸭绿江。对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周总理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庄严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2日，即李伪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毛主席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予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10月3日凌晨1时，周总理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郑重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当天，印度政府把中国的立场转告美国。10月4日，中央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当时，新中国建国伊始，西藏、台湾等地都还未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还有国民党残留的军队上山为匪，残害人民，尚待肃清；新解放区的土改还未实行。另外，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战争，满目疮痍，百业待兴，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崇美、恐美思想，认为美国有先进的武装、强大的战斗力，称霸世界，难以战胜。中央主要考虑到“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因而中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另外，我国的空军还未成立，美国控制着制空权，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而也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

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大约是10月8日从北京出发，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加油停留几小时，可能是第二天或第三天飞抵莫斯科。因紧急而又机密的关系，总理只带了我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同志。那时，林彪正在莫斯科养病，到达莫斯科后，总理立即同林彪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在布尔加宁陪同下，周总理、林彪去南俄靠近高加索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到阿德列尔斯大林的休养所，苏联政治局其他委员都等候在那里。午后，开始会谈。我方是总理、林彪，苏方是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但是发言的主要是斯大林。我和费德林二人担任翻译。开始时气氛有点紧张，因为互相都不摸底，都在放气球试探。斯大林特意指定波斯特列贝舍夫任“总司令”主持宴会，指挥一切。然后，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朝鲜前线的情况，指出朝鲜同志由于战争开始时军事进展顺利，疏忽了对情况逆转的思想准备，也许产生了轻敌思想。美帝在仁川登陆反扑对朝方压力很大，现在招架不住了。看来，敌人不会就此止步，不会停止前进，如果碰不到强大阻力的话。而且，朝鲜目前已受到极大的挫伤，战场的形势是严重的，对我们都是很不利的。今天想听听中国同志的看法和想法。随后，恩来开门见山地讲:中国对一般情况是了解的。特别是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实在困难。况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无不困难重重。战争不是儿戏，陷入这个漩涡，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 并且这场战争如果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因而认为不出兵较好。斯大林听了以后，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朝鲜如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会被敌人消灭掉，就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以保持所剩的有生力量。

难以预料以后的一切。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到的。其次，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就不如马上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残废、伤病员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东北，是为了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从中国东北要比从苏联进入朝鲜容易得多。总之，我们两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谈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刻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讲到这里时，林彪插话说: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斯大林对这个建议十分不感兴趣，回答说:恐怕敌人不会允许游击队存在下去，而会很快把它消灭掉。既然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得具体地筹划，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人员，保存实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时机。对此应该作好准备，不能见死不救，望着他们蒙受无谓的牺牲。斯大林随后说:我们曾经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

讲到这里时，斯大林还根据出兵的设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装备多少师团，苏联援助多少坦克、大炮、飞机以及装备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等。
言外之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剩余的军火多得很。具体数字，现在记不清了。他说：中国设想改装部队，使各兵种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但我们的经验是：在战时完成这样的计划，要比平时完成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效。同时，部队因为处在战斗中，也可随时发现缺点，随时改进，以臻进一步完善。中方提出的改装部队的意见，交由布尔加宁负责同军部和中方同志共同研究处理。现在还是应该把我们商讨的结果和建议立即告诉朝鲜同志，请他们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鉴于目前形成的局势，只好走这条路了。

以后的谈话就变成了海阔天空的闲谈、聊天，时而谈些奇闻轶事、奇风异俗，时而谈些历史故事，时而谈世间奇迹、历史事件、奇异人物，加上各种奇异的酒令，如:“эксбэрипирэен”的通圈令和各种形式的民间酒令。在宴席上，为了表示好感，斯大林向林彪敬酒，希望他显示出革命军人所具有的革命豪情与英雄气概来。斯大林再三向他敬酒，而且只是一杯红宝石甜葡萄酒，但是，林彪竟始终不敢用舌尖舔一下。斯大林无可奈何地开玩笑说:酒里没有毒药，稍饮一口无妨。”可他还是不敢尝一下，即使是作个饮酒姿态，他也不肯。在座的人都为他难堪。斯大林末了说了一句：不知这位将军如何在前线指挥作战!? ”结果，除林彪一人顽固地不祝酒、不饮酒，而遭到围攻外，其余的人都已醉眼，酒意酣浓，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宴席才结束。

清晨，我们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午后3时许抵达莫斯科。我们回到住地奥斯特罗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周总理坐下喝茶水，我到康一民的房间去看看国内有什么新的指示。康一民正在抄报，一见我进去就说：刚刚收到毛主席的电报，你们看看。他大致地讲了讲来电主张出兵的内容。我大吃一惊。拿起电文一看，电文的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我急忙转身回到周总理休息的房间，向他报告。周总理不相信，认为我看错了。我又回到康一民那里将电文的第一页拿给他看。当时，他坐在沙发上。看后，他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因为在几个钟头之前，他所谈的话与这个电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刚刚讲过中国不能出兵援朝，并以极有说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了这点，而且也作出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但现在，国内来电又说大家(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主张出兵抗美援朝。电文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兵力部署、调动以及进入战斗的作战计划与具体的战术。而今又得向苏方重新交涉，校正数小时以前谈过的一切话，而且必须谈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和进入战斗后的军火供应、接济办法等相应的计划，并立即采取具体步骤，以便志愿军很快能得到必要的供应，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

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10月8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及东北军区和东北边防军负责人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

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现在，我们接到中央新的决定的电文，我督促将电文一页一页地随译随送给他看。周总理研究了来电后，立即要我译成俄文，首先送给莫洛托夫，要求他立即转告斯大林，并约定时间，举行新的会谈。今天与昨日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因当时住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只有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二人，而且布尔加宁正在忙斯大林交办的那些事情。晚上，周总理同莫洛托夫会面，首先提到来电的内容，希望把来电转告斯大林，并询问他的意见。莫洛托夫说，信(即电文)已转去了，尚未见到回话。不过昨天斯大林同志已谈到中国出兵，军火供应没有问题。

虽双方未最后谈定，但我大概了解一些情况和你们的希望。莫洛托夫一再表示他不能做主，这一切都必须由斯大林定。但是总理绝口不提再同斯大林会谈的要求。莫洛托夫将信将疑地探询恩来同志，如果中国方面的考虑是确定的，那么，我们的事情应该如何谈起? 恩来同志把前一天同斯大林谈的需要援助的项目与规模又重新提了一遍。当提到坦克和火炮的具体数字时，莫洛托夫说，他记得数目题，特别是关于集中地点、接收、转运、保管和转交手续等一系列办法，特别研究了防空与存放地点和转交等项原则问题。苏方指定的接收终点站是:奥特堡尔，中国车辆到此站接运。验收、接管等具体手续和办法，由双方交接人员进一步磋商、确定。14日，总理得到斯大林的复电后，致电斯大林说:“根据毛13日给我来电”，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并附上中国政府第一批开出的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我们在莫斯科逗留两三日，将军火一事办妥即飞回北京。

值得指出的是：因为形势紧迫，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收的。这件事情一开始，周总理在同我私下谈话时就明确说明了他的这个打算；同时还谈到，为了合理节约使用，避免浪费，对上述这个考虑不可传扬出去。我说，根据我对苏联的了解，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我们回国后，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从此，这天成为抗美援朝的纪念日。苏联遵守约定，于11月将第一批军火交给中国。在中朝军民的奋力反击下，战局迅速得到扭转。在第二次战役中，12月4日，收复了朝鲜首都平壤，很快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失地。

摘自《中苏关系见证录》，师哲口述，作者：李海文，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