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室与君宪制

 　　虽是冷风雨天，6月3日仍有上百万民众涌到泰晤士河边，参加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60周年“千船水上巡游”庆典。话说“千船巡游”，实际上，“大多数船都是划艇，或者级别稍高一点，包括1940年参与营救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英军官兵的一些小船。”《金融时报》的报道，一如既往发扬英国人自嘲的国民性，“出于对尴尬的担心，此次庆典没有安排让皇家海军接受女王检阅：那样的仪式可能只持续五分钟。”

　　当然，“不和谐”的声音少不了，尤其在英国这个老牌民主国家，支持“共和制”的数百人在巡游终点塔桥附近同日举行集会。反对王室制度的《卫报》跟进采访一位抗议者，“登基60周年庆让人们走到一起，这当然很好，但我更想通过抗议行动告诉公众，欢聚的人群也少不了我们这些不赞同王室制度的公众，反对王室的理由很多，我们不能无视其存在。”

　　多年民调显示，共和制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两成左右，但即便反对者也承认，王室盛典让社会各界有了共同欢庆的时刻，虽然他们的目标不一。事实上，保皇派与共和派的辩论源远流长。英国人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于1776年出版的《常识》（CommonSense）指出，君主继承制度不仅对于一国民众是极大的蔑视，而且也违反自然，这为北美殖民地的共和独立点了一把火。潘恩历述英国历史上王室递嬗的沿革，他指出，一个法国出生的私生子，率领着一支土匪侵入英伦三岛，建立了王权，“这实在没有什么神圣可言。”英国自被异族侵入以来，已经发生过8次内战和19次叛乱。他说，英国的君主除了打仗，就是分赠土地给他所宠爱的人，说不上对国家及其臣民有什么贡献。

　　潘恩的《常识》被视为共和派的神圣文本，而一个世纪后，享有“最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之称誉的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被视为保皇派的最有力辩护者，他长期担任《经济学家》主编，撰写论及宪政文章合集《英国宪法》。他并未否认潘恩提到的理性部分，但是随着殖民地扩张与帝国强盛，大英帝国迫切需要能超越财富与领土的象征符号代表历史进程的国民性，而王室依附的敬仰和宗教忠诚，远非议会制可以替代的。他还以英美两国制度比较，强调在社会凝集力与国家进步的对立紧张关系，他认为，唯有“辩论政府”更容易促成进步，因此议会制政府相比而言比总统制政府，更能广开民智，促进社会宽容。但是议会制政府需要一些若干“国族特质”，这就是英国王室天然存在的基础。

　　早在1215年，英格兰贵族们就通过迫使国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试图给绝对王权安上枷锁。但是，大宪章只是英国建立宪法政治悠长历史的开始，而最终走向君主立宪的英国，也不像后起之秀美国那样视“成文宪法”《美国独立宣言》为神圣文本。大宪章签署地的纪念墓碑，坐落在希思罗国际机场附近，但是迟至1957年才由美国人设立。英式民主的例外，体现在贵族上院600多人都是继承或封赐，至今仍然非民选；王室拥有宪政地位，也代表贵族领土与金融利益；政府行政不透明，新闻集团窃听门事件可见一斑；中央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当然也因为英国实行两党抗辩制度，行政监督权体现在下议院的辩论……虽然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以及上届工党政府都提出了改革贵族上议院等政制改革，但不管怎么说，英国人还是为他们独一无二的民主制度而自豪，宣传君主立宪最大的优点在于远离政党政治，中产保守势力的大报《每日电讯报》社论宣称，“我们的荣耀和感激不会体现在咄咄逼人的爱国主义，而在于我们的王室制度与自由紧密联系，而我们时刻准备捍卫这两者。”

　　女王登基60周年，2015年她有望超越她的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回望1952年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之初，战后英国仍然实行食品配给制，同时也在经受30年代以来去殖民化后的国力衰退。英国虽然打赢了二战，但是因为美国冉冉上升的全球扩张影响，以及迅速涌入来自殖民地和欧洲的移民，国力和影响力正走下坡路，宪制合法权力削弱。同时英国社会重组，传统价值包括家庭与社区社会也在急剧变动，而王室正是抵御这一切不确定性挑战的中枢架构。此时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而举行盛大庆典无疑是一大赌注—一边是民众的节衣缩食，一边是王室贵族阶层的世袭财富与特权，此举岂非落得劳民伤财的批评？然而两位学者EdwardShils和MichaelYoung在伦敦贫困的东区调查结果发现，加冕盛典确实给了社会各个阶层与神圣的王室广泛的接触机会，此举无疑促进了国民的凝聚力。此一篇《加冕礼的意义》论文，此后成为众多学者引述和研究的篇章，也是英国王室操办盛典的最好注解。

　　伊丽莎白二世代表了一代人重视婚姻和家庭传统价值观念，60年的风霜波折，陪着国民一起度过。当然也很难说，究竟人们如今一边倒地支持王室，是因为支持其作为国家制度的存在，还是因为伊丽莎白二世60年的厮守相护，或者两者都有，毕竟王室作为拟人化的国家制度，两者很难区分。

　　在女王登基60年后，英国仍然受国民认同和社会整合问题所困惑，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如何融入英国社会，全球化的冲击下如何定位英国民族国家，乃至面对苏格兰日渐兴起的独立呼声等议题。因此，重新定义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民主制度体系，维系女王60年呵护下的共同社会纽带，就显得至关重要。英国王室之所以成为一个传奇，或不在于给英国旅游业可能带来多少收入等经济账，或凸显了王室贵族作为特权阶层在英国这个老牌自由民主国家的“例外论”，更在于它给予英国人文化认同的支撑，从而为民主制度运行提供了保障。

　　作者邓志新，系媒体人、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生

　　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