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清王朝最后统治危机的观察与评论（上）

　　大约3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梁启超1910年发表在《国风报》上的一些文章时说：“由于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他（即梁启超）产生了异常紧迫的危机感。他断言二三年内必发生大乱，断言过此二三年再无开设国会的机会，断言历史上绝不会有‘宣统八年’出现”［1］。我当时指出：“心存这种见地的正不止梁启超一人”。不过，梁启超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经过周密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而得出这种结论的”［2］。他比当时任何一位政治家（包括革命党人在内）都更精细地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并深入了解内政外交各方面的紧迫问题。梁启超于1910年初创办旬刊《国风报》，一共出了52期，其中有49期都有梁启超发表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涉及社会危机问题。当时因所讨论的问题别有所在，未将梁氏关于清朝最后危机的论述加以展开。其实，这个问题对于加深对辛亥革命的认识颇为重要。本文拟较为详细地考察梁启超对清朝统治的最后危机的观察与评论。
　
　　一
　
　　梁启超于1912年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所作的演说中曾说：“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3］按宣统五年即是1913年，梁氏于1910年即能断定将来历史上绝不会有“宣统五年”这一名词，简直是了不起的预言家。但我曾遍翻《国风报》，结果竟不曾见到这个具体说法。但相同的意思，确实是屡次说过。如，1910年7月，他在抨击政府阻挠开设国会时说，人民之所以一再要求开设国会，“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4］又如1910年8月，在批评阻挠国会之官吏时说：“以公等之才，居公等之位，而复怀抱公等之心理，则不及五稔，而中国必为公等所断送，万无可逃避。”［5］又如，同年11月在《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一文中说：“今之中国，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必破产，四万万人必饿死过半，吾既已屡言之。”［6］紧接着，他又在《评一万万元之新外债》一文中说：“夫今之一万万元，固成事不说矣。然彼持欢迎外债论者，固非以一万万元而遂餍足也，而政府之无餍足，又不俟论，债权者之无餍足，亦不俟论，三无餍足相结合，则不一二年而使我国为埃及可也。”［7］
　
　　以上所引，都是当时发表于报刊者。梁氏在给亲朋好友写信时，亦同样说过清朝灭亡在即的话。如他在1910年5月写给其弟梁启勋的信中就说：“北京政局更不可问。一言以蔽之，则视牝朝（指慈禧太后掌政时期———引者）之腐败更大数倍而已。大约此数月内，萧墙之变必作，而各省一切物价，腾涌如沸，举国人民无所得食，殆皆饿死。大乱之起，绝不能出两年以外。”［8］他断言，大乱之起，绝不能出两年以外。这是1910年5月说的话，两年以内就是1912年5月以前。梁氏真可算是伟大的预言家了。此话说出，一年又五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一年又九个月，清朝皇室退位。我们虽然在《国风报》中未见到“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这句话，但断言清王朝的寿命决不可能延至宣统五年，即1913年，则确是“屡言之矣。”
　
　　二
　
　　应该说，进入20世纪之初，不少有头脑的人，就不同程度地预感到清朝的统治很危险了。但是，未见过有哪一个人能像梁启超这样，斩钉截铁地断定清朝统治不可能延续到1913年。甲午一战的惨败，给清朝统治者和人民一个极大的震动。它所引发的效应，在积极方面是促使一部分士大夫警醒，发起维新改革运动；消极的方面则是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强烈欲望，都觉得中国是一块煮熟了的肥肉，要赶紧抢得一块给自己，于是有庚子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事情发生。此事虽与慈禧太后的极端反动政策有关，但列强既已下决心要来中国掠夺，随时都可以找到机会和找到借口的。小小的日本，与中国打仗不过数月，战地不过千百里，竟索得2亿3千万两白银，还要割取大片领土。2亿3千万两，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使日本在短时间里兴教育，扩军力，取得非凡的成绩。几年之后，它便在中国的东北战败了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从此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那时中国人还远远没有学会搞外交。日本人用种种要挟、讹诈的手段使中国就范，取得不知超出实际军耗几百几千倍的赔偿。列强向日本人学习，在《辛丑条约》谈判中，也提出了超过实际军耗几百几千倍的赔偿要求。中国的谈判者们，秉朝廷之命，只要保住慈禧太后和朝廷的颜面，一切在所不惜，所以连讨价还价的想法都没有。于是就有4亿5千万两的庚子赔款。按条约规定年息4厘，分39年还清，中国人实际负担达9亿多两白银。本已大伤元气的中国，又平添了这一笔巨额负担，其国运可想而知了。
　
　　这是清朝统治走向最后崩溃的主要背景。这里包括几个最基本的因素：清政府的腐败、反动；外患的紧逼与压榨；人民不堪负担。这三种因素互相作用，相激而益烈，达到某种限度，就会导致统治的崩溃。梁启超身历这个过程，所以体验甚深。
　
　　庚子事变时逃往西安的小朝廷，回銮之后，在外国人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颜面；在中国人面前，也不免略逊往日的威严。尽管发出新政的诏令，但几年之间甚少实质性的进展。最主要的是人心不易收回。到了1906年，稍稍出现转机。因为前一年派出考察政治的大臣们都已回国，朝廷反复斟酌一番，终于决定预备立宪的大政方针。
　
　　从决定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到宣布预备立宪，这期间的举措，确曾给有志改革的人士和资产者带来一阵兴奋。如梁启超就表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9］国内著名人士张謇可算是资产者的代表人物，还在宣布预备立宪前一年，他就为此奔走，赶编赶印《宪法义解》之类的书分赠各方朋友。预备立宪之诏发出，他进而积极组织宪政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此会是清末维持时间最长、活动最有章法、影响亦比较大的一个政治团体，而张謇实是它的灵魂。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说明国内的资产者对预备立宪抱持着很高的热望。据汪敬虞等所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所提供的统计，1901年至1905年全国几个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无锡、天津）投资于近代厂矿企业的资本，依次为14．5万；409．5万；62．2万；612．2万；813．8万；平均每年只有381．7万。而1906年的投资额达到2290．1万；1907年为1405．8万；1908年则为1612．2万；这三年平均每年达1769．3万，比前五年的平均数多出1387．6万［10］。我想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应该是当时资产者感到国家有立宪之希望，所以对投资有信心。
　
　　但随后朝廷改革官制的结果公布，颇令人们大失所望。中央官制的改革除了改变几个新名目，看不出有什么新意。而事实是，把重要权力部门都集中到皇室亲贵手中。这已经开始暴露出朝廷对立宪缺乏诚意。不过，有志改革的志士们，却没有因此挫折而灰心。梁启超说：“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实无有是处；而因此次改革之无效而失望，益无有是处也。”［11］他认为，须有督促的民间势力，而此种势力要成立团体加以凝聚和训练。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筹组政治团体。中间几经周折乃于1907年10月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后将总部迁上海。在这期间，梁启超与杨度达成共识，集中力量要求速开国会，以促宪政运动之进行。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是采取各省绅民签名向朝廷上请愿书的形式进行的。中间也有各团体乃至个人致电中枢，提出召开国会的要求。声势不是很大，但已足使朝廷隐约看到民间力量开始积聚的征兆。恰于此时，有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以个人名义发电要求三年内召集国会，并要求严惩主张宪政缓行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以谢天下。此举触怒朝廷，遂借口政闻社是康、梁一派人所组织，称其“内多悖逆要犯……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12］乃于1908年8月13日下令查禁政闻社，想以此达到压制刚刚兴起的国会请愿运动的目的。这对于梁启超及立宪派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西太后之流，毕竟是有政治经验的老手，他们不愿背上于筹备立宪问题言而无信的恶名。乃于查禁政闻社两个星期之后，宣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预备立宪“九年筹备事宜清单”，按清单规定，明年即在各省设立咨议局，第九年，开设议院。这两项文件的内容，有诸多不能令人满意。但形式上仍可以表明，朝廷于预备立宪并无悔弃之意，立宪派仍有活动空间。梁启超对九年筹备清单虽有很尖锐的批评［13］，但他对宪政运动也并未灰心。不过，因政闻社被禁之事使他想到，头上的“国事犯”的帽子，对于他进一步积极开展宪政运动颇不利。而他又得知，查禁政闻社一案，袁世凯起了重要作用。所以，自此以后，他与他的追随者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排袁”和“争取开放党禁”上面。“排袁”虽有结果［14］，而开放党禁，直至武昌起义前，迄未实现。这或可加深梁氏对清朝廷自绝于民的印象。其他立宪派活动分子，鉴于明年即行开设各省咨议局，他们很明白这是一项最有实际意义的预备立宪举措，所以皆纷纷回各自所在省从事活动。
　
　　1909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各省咨议局（新疆除外）如期成立并开议。此一事实，有特别值得注意者：第一，咨议局议员通过选举产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虽其过程中有不少弊窦，但仍不失为一次很有意义的民主政治的演练。第二，各省积极参加立宪运动的人士，大多都被选进咨议局。在开会期间，他们对地方事务议论、建议、批评，甚至直接批评地方大吏，显示出一种专制体制外新生的政治力量。第三，各省咨议局议员达成明确共识，要把呼吁、催促、要求速开国会，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共同议题付诸实行。
　
　　咨议局的成立及其有声有色的活动，以及由咨议局议员骨干们积极参与下国会请愿运动的再度发起，燃起了人们对宪政的更急切的期待。1910年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著名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而三次请愿运动皆以失败告终。且清政府最后竟不惜用暴力将运动镇压下去。这一年，政府与人民截然对立的形势昭然若现。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清王朝的统治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
　
　　第一次请愿运动，是16省咨议局议员代表组成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到北京，分别拜会王公大臣等，表达必须速开国会，才能凝聚人心，推动宪政，挽救国家危局。但朝廷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接着于4、5月间，各省相继发起第二次请愿签名运动。据报纸记载，有的省签名者达数万人，各省总计请愿签名者不少于30万人，可谓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但这一次，朝廷的回答却更加严厉，声称：以后“毋得再行渎请”。就是在这次请愿失败后，梁启超发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指出，人民之所以一再要求开设国会，“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
　
　　第二次请愿失败，在京活动的各省请愿代表及由他们组织起来的请愿同志会与国会期成会之类的组织，立即发电各省，准备第三次请愿，表示“誓死不懈”［15］。第三次请愿从7月起，在各省相继发动起来。多数省会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请愿游行，要求督抚代奏请愿书。在群众的督促下，各省督抚随后也联名电请即设责任内阁，明年即开国会［16］。刚刚召集的第一届资政院会议，也一致通过请速开国会的决议上奏朝廷。在各省人民、各省督抚以及资政院的联合压力下，朝廷乃不得不专就国会问题举行廷议，作出提前三年。（原定宣统八年召集国会）即于宣统五年召集国会的决定（这与立宪派的要求仍有距离。立宪派要求明年即行开设国会）。但同时严辞宣示：此项决定“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17］。此项宣布发表于11月4日，随后于12月至次年1月，在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发生的更为激烈的请愿活动，皆被朝廷以暴力弹压下去。
　
　　请愿速开国会的群众运动及其被弹压的情形，梁启超一定知晓。因为他的至交好友徐佛苏等人都直接参与请愿运动中，还有众多原来派到国内活动的政闻社成员以及在北京运动开放党禁的人员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将有关信息告知梁启超。因此，他也一定知道请愿运动失败后立宪派领袖和骨干分子们的思想变化。我们看1911年3月3日（辛亥年二月十三日）梁启超给徐佛苏的信，他在信中说：“得正月二十九日由都惠书，公竟尚未行耶？公愤惋一至此极，此固无怪其然。……此次之书，欲别出他途以从事，此则有可以商略之余地耳。……公若从事于旧主义，未为不可，但不识公欲以此为目的耶，抑以此为手段耶？”［18］可惜，徐氏给梁的信，我们不曾见到。但从梁给徐的信里，我们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因请愿失败，徐氏极其愤惋，以致竟想到，要重新回到当年与黄兴等一起进行革命的路上去。我们还可以从第三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团公开发表的通告书中看出一些相似的消息。该《通告书》因是公开发表，所以愤懑之情有所压抑。但对朝廷的失望，以及听任各省父老采取行动的意思还是颇为清楚。如《通告书》中说：“臣民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以诸父老希望之殷，而效果止此。委任非人，能无惭悚！”这显然是十分失望的情绪。接着说：“三年遥遥，夜长梦多，诸父老与有兴亡之责，有国忧勤，何以图之？”最后又加一句：“惟诸父老实图利（赖）之”［19］。语气之间透露出，不再依靠和平请愿的方式，请大家相机行事吧。1911年5月，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集，最明显地体现出立宪派政治态度的急遽转变。此次会议于5月12日开始举行。当时恰逢昏聩的清政府接连抛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大败政，引起国人痛愤。联合会有两个重大决议：一是要求废除皇族内阁，另简贤员组织责任内阁；一是针对外患相逼，提议编练备补兵，即建立民兵，以卫国家和人民。结果两案皆被留中。议员们极端失望。其所宣布的报告书直言：“人民希望宪政之心日益高，政府所持之政策乃日见其不可恃”，“吾人民之希望绝矣！”［20］“人民之希望绝矣！”这是多么严重，多么沉痛的警告！
　
　　立宪派及其追随者的这种普遍不满、愤恨、绝望，准备“别出他途”，以与腐败政府相周旋的情绪和心理，在舆论界表现得异常明显。如《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预备立宪数年，编篡宪法不许国民参与末议，致有种种非常可怪之特权发见于宪法大纲中；又新内阁甫一成立，而参与国务大臣者，皇族中居大多数焉。非先除此内患不足以保政治之平等。倘萃我国民之能力与政府决一胜负，则外患不戢而自弭也。”接着又说：“夫对内之竞争实一惊心动魄最可怖之事也。幸而以文书口舌竞争，不幸则以强硬竞争。倘政府而知觉焉，则文书口舌可以奏效也。然而吾敢断言，政府之必不知觉也，则计惟有以强硬从事。”所谓“以强硬从事”是何意思，人们不问即知。就连当时被视为最稳健的立宪派领袖张謇，在得知皇族内阁出现时，也认为“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21］。梁启超在《国风报》上针对“铁路国有”案撰文说：“吾民自今乃知，凡前此国家所赋与我之权利，无一而得确实之保障，我生命财产，皆不知命在何时，政府但以一纸命令，可以攘夺无孑遗，则举国将嚣然丧其乐生之心。”［22］梁氏甚至说，国民应当“先戮力对内以去此恶政府”［23］！

　　从充满宪政希望，到以清政府为必先戮力以去之的恶政府，凡几经挫折乃至如此，这不能不深刻影响到梁启超对政局的判断。（未完待续）

　　耿云志，《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