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毛泽东批《食堂报告》和反食堂的人

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2）


　　（续前）4．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食堂报告》和反食堂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的情况，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作了权威性的描述。原先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但是，由于彭德怀和张闻天等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反“左”而变成反右，并且把敢于执言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经济所昌黎工作组的《食堂报告》也成为他批判的重要对象。

　　由于7月23日是会议的转折，我们也分前后两个部分来叙述。


　　4－1　会议前期有关食堂的议论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上到庐山以后，为会议拟定了14个讨论的议题，其中，第7个是食堂问题。在7月2日的常委会上又扩展成18个问题，并就食堂问题讲了很多话。他说，“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20％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30％至50％，将来达到80％。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据李锐回忆，“在刚上庐山的7月2日常委会上，毛讲了19个问题，其中第5个是有关食堂的”，这个讲话的一些说法“就是采纳了（科学院经济所昌黎）调查组的意见”。主要是指，从以前的“吃饭不要钱”到“基本上要钱”和“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以及“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但是，“积极办好”食堂的方针丝毫未变。李锐这里的推断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毛泽东在上山以前看过《食堂报告》的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7月23日的点名批判。

　　在7月23日以前的讨论中，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就办不办公共食堂的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有反对的，如朱德、周小舟、周惠等。据李锐记述，“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讲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应巩固起来，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过日子。如不退回家庭，粮食够不够？食堂要吃饭、吃好，人心才能稳定”。

　　7月14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毛泽东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会议各同志。彭德怀在讲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条时，并未直接提到公共食堂，只是指出“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饭”“是一种‘左’的倾向”。他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张闻天7月21日在小组会上的讲话，在肯定和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就食堂问题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说，“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强迫命令也还有：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张闻天关于贯彻按劳分配，缩小供给部分，实行社会保险的想法是很有见地的。

　　支持办公共食堂的人也不少。如程子华、王任重、谭震林、陈正人、贺龙、柯庆施、李井泉等。

　　不管毛泽东是阳谋，还是引蛇出洞。总之，这时庐山上还能自由议论，各持己见。


　　4－2　毛泽东7月23日对《食堂报告》的批判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知道，昌黎调查组在一个月之内提出了两个调查报告，两个报告都是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出发，所反映的情况有理有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其政治倾向性也完全一致。然而，两个报告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对于前者，毛泽东高度评价，立即批示，要求贯彻落实；对于后者，则嬉笑怒骂，严厉批判，必置死地而后安。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谈到了食堂问题，把《食堂报告》定性为右派进攻。他说，一亿几千万人“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l/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留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毛泽东的话很明确，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公共食堂是公社化前就有的，公社化中是一亿几千万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他只是支持、提倡和推广的。二是食堂是个好东西，是无产阶级的。三是食堂要继续办好，“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四是在食堂以及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问题上，他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更不是极“左”派。四是《食堂报告》的要害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对采取这种方法的人深恶痛绝，他曾经说，“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1934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1954年高岗饶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总之，一切反动派都采用这种办法。


　　4－3　会议后期毛泽东对反食堂的人的批判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在7月29日、30日，8月5日、10日，采用讲话和批示文件的方式，继续批判反对公共食堂的人和言论。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和《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印发到会各同志，并在批示中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7月30日，在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对于右倾，我也给了些影响，我说过食堂留一半，留三分之一也好的话。出现了两种传话，先念传达的是三分之一，吴芝圃传达提百分之百。到郑州，还有人以为我是不主张办食堂的人。食堂未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又自动集合办起来”。“所谓办公社的物质基础问题，西方国家物质基础雄厚，波兰等国家也不错，但他们要办食堂、办公社就难”。

　　8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的《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情况》写了指示，大谈食堂合乎历史潮流。批语说，“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掉是不应当，也是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是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功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是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这段话似乎语重心长，襟怀坦荡，高屋见瓴，高瞻远瞩，足见毛泽东把公共食堂看作是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桥梁。

　　8月4日，安徽省委给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中央的报告说，省委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8月10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印刷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与前一个批示相比，这个批示却是另一种心态，其措辞之严厉和不容分辩，使人惊心动魄，上纲上线之高和咬牙切齿之痛恨，使人毛骨悚然。

　　8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在《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农村的公共食堂应该坚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粮食依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一意孤行，顽固地坚持大办公共食堂的荒谬主张，不顾很多地方公共食堂已经断炊，继之而来的大量饿死人[7]的情况，要把所有反对公共食堂的人统统打倒，把公共食堂坚持到底。正如《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作者所说，“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未完待续）

注释：

　　[7] 据杨继绳记载，河南信阳“1959年9月份就出现缺粮现象。……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见《墓碑》第16～17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据顾准商城日记记载，1959年11月4日，“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11月30日，“杨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杨怀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12月17日，“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一起由综合队埋了，一起由何福祥、徐云周、老邓三人负责埋了。死者‘罗店’人”。“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顾准日记》140页、156页、177页、18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张曙光，《领导者》总第45期（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