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怎么来的？——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下）

（续前）下：何来农村包围城市？

毛氏发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不是中共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战略？罗瑞卿之女点点于其《非凡的年代》一书当中，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其父罗端卿于中央红军攻克漳州之后，率众大肆没收城中工商业主财产的情形。[9]根据马学元论及其逻辑衍论，红军有权这样行事，因为这些财产都是剩余价值、工农血汗，红军不这样做反而于己宗旨不合。可想而知，当其时也，中国城镇的工商业主该会是多么害怕中共。他们一定会抢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商品资本变现成为货币资本，然后举家携款而逃，或者干脆迁厂迁铺而逃。红军占领一座无饷无税的“空城”，有何用处？中国农村的地主富农，同样可以将土地变现成为货币而逃，但是土地不像机器，不能搬来搬去，打下村寨的红军，仍可利用土地筹饷抽税。可见农村包围城市，乃为事理不得不然；以致竟有1948年2月的刘少奇天津讲话，其中包含以“资本赚取相当利润合理”之言安抚工商业主的意思。此为中共痛定思痛的经验之谈——此前的“打土豪分田地”、“抢钱庄劫厂仓”，早已被“减租减息”、“公私两利”、“统一战线”所取代。中共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战略从头到尾，其实都是苏共鲍罗廷首倡，中共张太雷首应的“西北学说”的“西北威逼东南”。西北毗邻苏蒙，可使中共避免四面受围，便于中共陆路按受饷械奥援，以及就近保卫苏蒙后方免受日军侵扰。这一基本军事战略，乃由苏方先为孙中山、蒋介石度身定造，后让共产党、盛世才萧规曹随，终于在1946年–1949年期间，获得完胜，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一大奇迹。不过“西北”的具体，乃由“疆北→陕北”变成了“西北→东北”。作者一向怀疑，红军漳州得款，实为苏联派船秘密运来，卸于丁江河口，所以有罗瑞卿率兵驻于海堤一事记载在册。

毛氏的另一系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发明“人民战争”，只是上述“西北学说”的点缀而已。没有外援饷械，只靠人民战争，根本没戏！越南抗法抗美，重申此项真理。未得外国军事援助的本·拉丹、塔利班，有戏还是没戏？得到欧美军事援助的南联盟反统一势力、利比亚过渡委员会，有戏还是没戏？张召忠少将曾于央视访谈节目，预言萨达姆将掀起城市人民战争，《参考消息》社曾出头版通栏标题，鄙称北约空军于利比亚是纸老虎，结果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从这些深染毛氏流毒的预言落空，人们又可逻辑推理出来：“人民战争决定战争胜负”，其于中国，当年就没奏效——云周西村百姓被逼之下，以刀铡断刘胡兰头一事，颇能说明人民无法成为战争独立主体。

纵观历史，可知中国古代几乎历次改朝换代，都不曾有或者极少有依靠外来思想、外援资源来成事的；本土思想资源、物质资源已称足够。但自太平天国始，事情发生了变化。直至如今，其势已成：没有外来思想，没有外援饷械——“饷”也可以是外来资本，“械”也可以是进口设备，就不会有革命的发动、进步的产生。国民党革命乃受民主主义激发，乃先得华侨捐助，后得苏援饷械；共产党闹腾乃受马列主义激发，乃先得苏援饷械，后得西方“饷械”。国共两党所得苏援饷械，不是一战剩余物资，就是二战剩余物资——我们两次收下的别人用剩菜剩饭烹饪出来的历史盛宴——其中还有“唾沫星子”主菜，表面风光，实为寒碜！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学在我，各学皆放”两把牛逼烘烘的烂刀宰杀出来的鸡零狗碎！对比近代日本真正意义上的求强求富自力更生，我们真是自惭形秽！不过，作者并无给同胞之中接受外援任何一方戴上“卖身投靠”、“里通外国”一类帽子的意思，包括共产党、民主派、法轮功、藏疆独。大家都是一样，我们命该如此，还有什么必要互相指责？要看结果！

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不是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10]吗？苏联援助怎会成为中国夺权固权成功的必要条件？您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又得到哲学领域走一遭。

首先，读者必得明确，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还是列宁、尤金等苏联马学权威，还是艾思奇、杨献珍等中国马学权威，都没表述过上述命题。依照仪统法核心式“对立统一规律”，内因外因随机互成主辅，绝无可能总是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即以内容和形式这对范畴而论，在许多情况下，貌似次要的形式都比貌似主要的内容重要，例如，法学一贯认为：程序法比实体法重要。另外，无论是1989年沪版《辞海》，还是1982年沪版《简明社会科学词典》，都无表明上述命题乃为出自黑氏、马氏、列氏乃至斯氏著作，二书明白无误表明，出处只有毛选一处。[11]作者出狱之后查阅当代中国马派哲学权威著作或者大学教材，  如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文革之前）〕、肖前等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文革之后）〕等等，都没发现他们唐突黑马二氏，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命题纳入马派哲学，遑论苏联时期的相应著作。苏联H· 费多谢耶夫等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概要》，[12]已属距离苏联变成俄国这一拐点较近的新编马派哲学绍介，亦无见其承认毛氏此一贡献。

作者猜测，内主外辅一说极其可能是毛泽东在某些御用文胆的协助下，于延安窑洞里头自创出来的，此后成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心骨。[13]自创的目的，一是为了向莫斯科归来派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中共党内领导权；二是为了向党政军民上上下下掩饰中共的对苏依附，这种掩饰反过来又可强化下属对于毛氏的个人崇拜。

美国大学研究人员业已发现：外部环境因素可以改变人类基因，主由甲基化程度发生变化所形成的“外遗传变异”，可以因饮食结构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出现。[14]还有一项研究发现：三支香烟就可改变一个基因。[15]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一项开创性研究表明，外遗传密码是DNA中的“外层生物化学指令”，其对生物变异的影响大于内遗传密码即基因。[16]大陆学者已有出现不再坚信内主外辅一说之人。例如，上海市社科院李丽仪就曾撰文点破：“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外生因素来驱动内生因素，必须跳开“农”字，在“农转工”、“农进城”上做文章，这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新”。[17]


注释：

[9] 点点《非凡的年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70页。

[10] 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127 页“内因和外因”。

[1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卷一，291页。

[12] H· 费多谢耶夫等《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概要》，愚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3] 张远新、吴素霞《试论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探索与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14] 法新社《外部环境可以改变人类基因》，《参考消息》2008年7月？日。

[15] 路透社《三只烟可以改变一个基因》，《参考消息》20005月28日。

[16] 美网文《科学家发现外遗传机制对生物影响更大》，《参考消息》2011年9月20日。

[17] 李丽仪《新农村建设依赖于外生驱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9期。

徐泽荣，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