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否真从历史中学到了教训？

历史没有终结：评张建伟《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下）


　　（续前）四

　　张建伟的贡献在于，他试图以文学家的亲和力告诉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历史没有定论，否则就等于消灭历史”，“所谓历史定论不过是某一时间段的历史霸道”。同时，他反对以道德的庸俗眼光来打量历史，不能让“历史判断被道德判断所取代”；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历史，是一部以道德的名义书写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对历史的“去道德化”也就是意味着历史的功利化，这是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张建伟反复强调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是说：当代人述写过去的历史，必须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识，否则便是多余的。”

　　这种历史观仍然没有跳出以权谋政治为内容和目的传统历史的窠臼。柯林武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张建伟的真实意思仍是说，一切历史都是权谋史，“成者王侯败者寇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他以极其精彩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群“伟大的政治心理学家”，“有这样一类活生生的政治天才，他们搞阴谋和搞改革同样出色，搞破坏和搞建设同样有才；他们爱国的时候真干成不少好事，而他们卖国的时候，也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建伟在总序中对张鸣的观点深表赞同。张鸣认为，“孙中山是个功利主义者，个人权势压倒了其他的东西，民族文化国家的责任感。”如果说权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功利主义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权谋化的传统历史也难以摆脱历史的功利主义。

　　如果说张建伟笔下的历史有何不同，在于他穿越了幽深宫廷的红墙和帷幕，让我们看到了宏大叙事的历史背后。这些“让读者看得懂并且喜闻乐见的历史”竟然充满这么多不可思议的“权谋”。“戊戌变法和立宪改革，两场改革都失败了。两场改革都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变成了惊心动魄的最高权力之间的斗争”。当政治沦为赤裸裸的宫廷权力斗争后，实用主义是每个政客信奉的最大法则，“改革因权力的争夺转移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当双方都明确地意识到这有关权力利害乃至身家性命的角逐已经展开时，几乎都是义无反顾，投入了全部精力，开动了一切可能启动的政治机器，运用一切可以奏效的手段，或公开，或隐蔽，或光明正大，或非法无耻。总之，凡是一切可以置政敌于死地的伎俩全都被创造性地运用起来了。在这里，人们会看到政治较量的冷酷和人在权力诱惑面前可能出现的扭曲变态以至疯狂的情形。但是，如此激烈的矛盾和血肉般的拼杀，表面上却声息甚小。一切凶狠的手段都策划于私下，一切恶毒的阴谋都形成于暗室。

　　在宫廷政治中，权力是唯一谋取的对象。无论阳谋还是阴谋，说白了都是见不得人的、不光彩的勾当，完全是对正义与良心的反动。在宫廷政治中，权力是唯一谋取的对象。无论阳谋还是阴谋，说白了都是见不得人的、不光彩的勾当，完全是对正义与良心的反动。马丁路德金说过：“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三国演义之后》，《明朝那些事儿》以全口语掀起一股全民普及“历史”的社会热潮，将权力和阴谋再一次推上道德祭坛。书中不乏如此概括性的话语：“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他们争来争去，只是为了一个目标——权力。几千年来无数人拼死拼活，折腾来折腾去，说穿了也就这么回事。”

　　被袁世凯出卖的谭嗣同曾说：“西人以在外之机器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心之机器制造大劫。”中国人素来对阴谋论津津乐道，特别是宫廷阴谋，更是被当作高深的权术和手腕，因此阴谋就变成智慧，叫起智谋来。政治沦为权力的玩具和游戏，这样也就无所谓高尚与卑鄙，只有成功与失败。政治也就与庸俗无耻的小丑表演无异。正如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所说：“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号称“中国通”的帕特南·威尔对那一段历史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帝国梦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自始至终，你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一切仿佛像做梦一样，转瞬即逝的情绪冲动，取代了某些坚实可靠的东西。密谋和反密谋此起彼伏，而且如此迅速，以至于它们的精确记录就像“编年史”本身一样，令人昏昏欲睡。


　　五

　　“所谓历史就是说它是过去的事情，是有阶段性的，历史人物也不能超越那阶段性。”事实上，每一个历史写作者同样是有“阶段性”的，他不能超越这种“阶段性”。这不仅是历史的局限，也是每一个历史写作者的局限。作为一个有着相当思想穿透力的优秀作家，张建伟对这种“局限”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永远也当不成历史学家了”，“我无力写出一部清末民初政情的历史正传”。

　　当然，作为一个出色的专业新闻记者，张建伟的历史文本绝非当下戏说恶搞的流行历史可比，《走向共和》无疑是一种严谨成熟的“历史正说”，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十年磨一剑”的诚意和功底。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史德”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一个历史写作者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继而提出史义与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这应当就是历史与文学的差异。如果说历史在西方中更接近哲学的话，历史中国常常成为文学的一种。《史记》就被誉为“无韵之离骚”。

　　毫无疑问，历史是一种理性的言说，也是一种审美的叙事。张建伟将这种言说与叙事发挥到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这是许多历史学者所不及的。文字是阅读的艺术，这种简约、严谨、节制的叙述使阅读充满一种美妙的快感。比如：

　　……君主立宪制死了。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它都不占，它必死无疑。君主立宪制死了。但死的不仅是一个，而是两个。随后，共和也死了。

　　……走向共和，原本说的是国体变更；在专制国家，同样也是政体变更，也就是把专制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这条路在大清国走得艰难。从戊戌变法开始，走了13年，终于在辛亥那年，走到头，亡了国。

　　对20世纪的人类历史来说，战争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为了自由。所以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法国大革命戳穿了宫廷的阴谋。”革命象征着走出中世纪的宫廷，进入现代的政治。“大多数所谓的革命根本就没有构建自由，甚至也无法产生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这一‘有限政府’之福，这是一个千真万确而又令人悲哀的事实”（《论革命》）。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割掉头上的辫子容易，割掉头里的辫子很难。皇帝臭街了，“万岁”又粉墨登场。一场不经意的革命虽然推翻清廷，结束二千年帝制，但“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妥协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力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陈恭禄）。

　　作为一部插图本历史读物，《走向共和》收入了许多珍贵罕见的历史照片和古老版画，历史在这一刻体现出新闻的色彩，显得如此逼人，一切就如同发生在昨天。总体而言，我非常赞赏张建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精神，这在当下中国绝对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张建伟与二月河的不同。西方历史传统常常赋予历史以批判的色彩，而中国历史传统则以篡改和粉饰为荣。从这一点上，张建伟对历史的理想不仅意味着真相，也充满严厉的批判。“所谓‘伟人’，被涂抹了太多油彩。但历史真相终究涂抹不掉，也遮掩不住的。”

　　10年前，由张建伟参与编剧的《走向共和》一经播出，便轰动一时。但也有人批评其过于“室内剧”。作为这部电视剧的原始文本，五卷本的《走向共和》入木三分地展现了一个世纪前中国宫廷的历史。遗憾的是，这部“不堪入目”的宫廷的历史确实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大清覆灭了，但中国还在；权力崩溃了，但历史完好无损。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

　　200多年的天朝从多尔衮开始，到载沣终结，一头一尾两个摄政王，儿童皇帝成为天朝最形象的隐喻，真实的历史都藏在宫廷深处。民国五年（1916年），临终的袁世凯痛苦地叫骂：“杨度误我！”清光绪廿七年（1901年），临终的李鸿章痛苦地叫骂：“毓贤误国！”杨度者，犬儒也；毓贤者，酷吏也。15年间，从酷吏到犬儒，从“国”到“我”，都是一个“误”字。回看中国的历史，百年屈辱，百年辛酸，百年流血，百年流泪，怎一个“误”字了得？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此前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在临死前悲叹：“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


　　六

　　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将暴君周厉王驱逐，这一年被称为“共和”，中国历史从这里发轫。如果历史真的是人民书写的，那么“走向共和”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的历史，虽然这个历史常常令人不忍卒读。孔子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兴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对中国人来说，“共和”永远是一种理想，历史永远在路上，而且总是姗姗来迟。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共和”绝不是一份《退位诏书》就可以建立的。当年鉴湖女侠秋瑾曾发誓：“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多年后的蔡济民悲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100年前，5亿多中国人口中，农民占95%以上。所谓辛亥革命，其实只是城市与精英的“革命”。魏斐德指出，“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新精英的杰作”，“1901年后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加速了精英政治意识自觉的进程”。美国史学家周锡瑞说：“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精英与乡村的疏远。”中华民国成立了，但这是一个没有公民的中华民国。无论大清帝国还是中华民国，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这都是极少数精英与反精英的权力游戏，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几乎没有丝毫关系。这仍是一个中世纪的蒙昧中国，一切都与现代无关，除过铁路与枪炮这种新的统治技术。对一个宫廷阴谋者来说，“囿于民族国家的传统，他们视革命为攫取权力的一种手段，视权力为暴力手段的垄断”（阿伦特《论革命》）。从某种意义上，启蒙比革命更能改变一个国家和社会；或者说，走向共和其实就是走向启蒙。共和只能是启蒙的产物，而不是革命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扛鼎之作，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由人之在中国，盖不甚多。其在政治上不良之影响，则家族之观念太重，国家之观念太轻，得意之时，不问是非，专为一家一族一地设想也。近代政治腐败，民生痛苦，盖非偶尔遽然之事，多本于历史上之遗传，社会之势力，由来久矣，人民于不知不觉之中，视为固然，自怨命运而已。

　　20多年前，历史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一举成名，他认为传统的专制的旧历史已经终结，而真正的历史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在某种程度上，张建伟的《走向共和》其实就是中国版的《历史的终结》。魏斐德说：“1911年，帝国政府的垮台不仅解构了政治秩序，而且解构了支撑帝国的古典传统”，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绅士最后的演变和灭亡”。

　　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中，政治几乎一直是阴谋的同义词。从这种意义上，哈维尔所发起的77宪章运动与其说是政治运动，不如说是反政治运动——他反对传统政治的阴暗和丑恶，比如欺骗、权谋和宫廷阴谋，因此被称为“反政治的政治”。“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哈维尔的意义在于恢复政治应有的正常道德要求，而坚决不相信人类必须生活在欺骗和暴力的恐怖和阴影之中。米兰？昆德拉曾说：“当历史控制人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它的无限性。”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一切的历史都是“资治通鉴”。有些人甚至将《资治通鉴》读了17遍，最终修炼成为中国顶级的权谋大师。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历史只是中国的历史，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如果历史就是宫廷的历史，历史就是专制、权谋和阴谋，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中国仍没有走向终结。在“走出历史的三峡”（唐德刚言）之前，中国依然是一个《甄嬛传》的僵尸中国。每天都周而复始地上演着阴谋、算计、倾轧、厚黑、心狠手辣、党同伐异和赶尽杀绝。在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高明和愚蠢；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阴谋政治就是比赛谁更蛇蝎、更恶毒、更阴险，“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循环沉迷的历史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之为“内卷化”，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也没有渐进式的增长，而只能走向不断内卷、自我复制与精细化。如果革命是走出野蛮的丛林政治，是对阴暗丑恶的宫廷历史的颠覆，那么真正的革命尚未来到。孙中山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事实上，历史不仅仅是阴谋，历史也不应该只是阴谋，阴谋充其量只能是历史的“败笔”。历史蕴含着智慧，历史也蕴涵着真理。但历史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所以历史无力改变现在，也无力影响未来，就如同人无法篡改历史，这被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的贫困”。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张建伟在书中多次说过这样一段话：“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历史教训，我们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表演，一处废墟盖住另一处废墟。……我们现代人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摆脱历史局限性。或者竟像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从来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这是历史的箴言。”

　　在今天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可怕的国家”，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背叛没有其它；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意义。“从本质上看，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柏拉图说，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黑格尔则相信，历史总是会重复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或者倒过来，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悲剧。有一首杜甫的集句诗曰：

　　怅望千秋一洒泪，
　　百年世事不胜悲。
　　北极朝廷终不改，
　　五陵衣马自轻肥。


　　说明：

　　本文为武汉七星书坊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应阳继波先生之邀而写的关于《走向共和》一书的书评。《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插图本），张建伟著，武汉七星书坊文化有限公司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杜君立，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