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大旗下，所有屠杀与罪恶都披上正义战袍

历史没有终结：评张建伟《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上）


　　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

　　有位法国先哲说，只有历史故事平淡乏味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幸福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或许比较不幸福。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中说：“最为顽固的古文明就是中华帝国。……由于渐进改革不可能，狂暴的革命便不可避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恒久忍耐成为其对死亡的解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显学和热点。这种炙手可热几乎可以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相提并论。白云苍狗，百年一瞬。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从传统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这一段历史嬗变，引发了一场持续火热的文化论谈和出版热潮。《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就是其中一本不可忽略的厚重之作。事实上，这部去年出版的重磅作品直至今年才正式上市发行。虽然迟到了，但好在它不是新闻，而历史总是迟到的。


　　一

　　2000多年前，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认为，历史是一种周期性的政治轮回和政体循环，从君主政体到专制政体，再到贵族政体，再到寡头政体，再到民主政体和暴民政体。从这一点来说，辛亥无疑是这个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100年前，1911年为大清宣统三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一个天朝的崩溃与一个国家的新生，历史在这里跨越了两个世界。

　　“竟然花去了我十年时间”，作为记者出身的张建伟，在这部150万字的煌煌巨著中，以一种“历史报告文学”的纪实写作式样，让我们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那段十字路口的中国历史。从《温故戊戌年》、《最后的神话》、《流放紫禁城》、《世纪晚钟》到《老中国之死》，5部作品如同5个层层下滑的台阶，“残酷”地描绘“大清”这个东方天朝从坠落到覆灭的过程。

　　鸦片战争证明了一件事，即所有的历史都是世界史，中国传统的历史已经终结，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里，然而历史却总是重复的。鸦片战争发生了两次，直到第二次，历史才发生些变化。一场向世界开放的“洋务运动”粉墨登场，成为“经济单边主义改革”的蓝本典范，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0多年时间果然带来一种后发性的表面繁荣。大清“崛起”了，甚至有了“同光中兴”之说。坐镇武昌的“香帅”张之洞写了一首“爱国歌”：“大清皇帝坐明堂，天下人民愿自强。海晏河清环宇泰，忠臣孝子姓名香”。然而，面对“蕞尔小国”的日本，一场海战让“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争揭开了“复兴”的假相和“盛世”的谎言。

　　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要短于清朝的洋务运动，但不到30年时间，日本就通过现代化改革，超越了凌驾东亚长达数千年的中央帝国。现代日本的崛起深深刺痛了帝国的精英，破旧立新的现代之路已经无法回避。一场“公车上书”的抗议活动立刻轰动了死水一般的天朝。在“变法自强”的旗帜下，这个以文字狱出名的国度竟然第一次出现了启蒙，民间自办的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戊戌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除旧革新开始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舶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钱穆）。借用张之洞的说法，仅仅改变“用”（器用）已经不行了，而必须改变“体”（体制）；换言之，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张建伟这部《走向共和》的时代背景，“历史”从这里开始。

　　慈禧说：“变法乃吾素志。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然而，当权力与国家发生冲突时，戊戌从一场面向未来的改革，很快变成一场回到过去的政变与屠杀，这是中国宫廷政治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在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家，改革者不是流血就是流亡，阴谋者继续紧握着权杖。“政治之改良”胎死腹中，“全面改革大业”寿终正寝。这就是张建伟为我们复原的戊戌年。


　　二

　　与马克斯韦伯齐名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虽然他的本意是为了解释欧洲封建时代的经济特点，但这句话却传神地概括了中国2000多年皇权专制历史的核心。如果说桑巴特笔下的“宫廷”是指“宫廷社会”的话，那么张建伟笔下的“宫廷”就是“权力”与“阴谋”。

　　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权力与阴谋是永远的主题。中国素有“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之说，唯一的麻烦是“贤者”与“能者”由谁来认定。从《春秋左传》、《战国策》到《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权谋史。只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太史公曰”强调了几分政治道德。“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从韩非子所著《权术》到刘向《权谋书》，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真正的鼻祖其实在中国。权谋强调的是手段。从权谋来说，道德也罢，仁义也罢，都是一种手段而已，无所谓对错，只有是否有效。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确，“别人看到你成功的光芒后，就会忘记你手段的黑暗。”所谓宫廷政治，常常只是权谋的副产品。从这一点上，张建伟是一种继续，而不是超越。因此《走向共和》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历史叙述。

　　如果说中世纪的东西方世界具有相似性的话，那么启蒙运动则制造了一种区隔：东方世界仍停留在求善的传统阶段，西方世界则已经踏上了求真的道路。这个世界无所谓好人还是坏人，只有真实和面对真实。如果说现代是契约文化的话，那么传统就是权谋文化。从黑暗中的权谋到阳光下的契约，国家消灭了帝国，法律囚禁了权力，文明驱散了野蛮。启蒙之前是黑暗的中世纪，人们无所适从，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理想，在政治层面常常沦为罪恶的借口。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袁世凯循循善诱地开导反对他的参议员罗文时说：“背叛一个人和背叛自己的政治道德是两回事。咱们搞的是政治，跟老百姓的道德那是两码事。那些个俗人的道德观念，何足论哉！在政治圈子里，就没有个人道德，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咱们来说，就是国家利益。”

　　在传统的权力话语下，神圣的“八旗子弟”们坚持万变不离其宗，即“祖宗之法不可变”。在一个“民智未开”的中国，未来对权力并不意味着希望，而是一种危险。没有人知道正义的审判会在何时降临，但权力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向着末日奔去，就如同人走向死亡。没有人能摆脱死亡，所以权力的本能就是“活在当下”。从这一点上，权力是不承认未来的，它也不承认过去，所以权力永远没有历史。一个人只要爱上权力，他就必然失去历史感。“留取丹心照汗青”变成“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历史就在宫廷，那么这就是宫廷的秘密。在宫廷传统中，所谓历史，就是没有历史。因为权力拒绝历史的存在。对权力来说，历史不足敬畏，甚至说历史只是一种禁忌，而且永远不在现场。这种反讽与吊诡证实了张建伟的价值，他将宫廷重新置入历史的语境中，然后使历史成为一场末日审判。


　　三

　　历史是一场轮回。距离鸦片战争过去了一个甲子，整整三代人的时间，中国还是那个中国，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拒绝了世界，也拒绝了现代。当狂热的权力遇见反智的群氓时，一场人类灾难就在所难免了。中国竟然向全世界宣战。

　　在民族主义大旗下，所有的屠杀与罪恶都披上正义的战袍。所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其实就是一场疯狂的宗教迫害和种族灭绝。被称为“屠户”的山西巡抚毓贤堪称典型的中国酷吏，他身先士卒，亲自杀了44名在华洋人，包括数名妇女和11名儿童。在这里，张建伟以档案般冷静的史家笔法，记录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惨一幕：

　　他（毓贤）在给朝廷的奏折上写道：我设了一个巧计，将洋鬼子尽数擒捉，用铁链把他们锁起来，都在我的抚署中把他们处决了，没有一个漏网的。只有一个洋女人，我把她的乳房割了下来，她居然还是逃走啦！她把自己藏在城墙下面的洞里，后来我查到了，但她已经死了。

　　……毓贤设计诱杀洋教士后的第二天，7月10日，他命令把法国天主教堂的200多名童贞女，驱赶到桑棉局，强迫她们背叛天主教。童贞女们不从。毓贤命令，斩杀为首者二人，以盅盛血，强迫诸女饮之。有16人饮尽。毓贤于是下令：把这16人绑起来，吊在高处，以强迫另外的童贞女背叛天主教。但还是没有人服从。所有童贞女都要求“速死”。毓贤于是把她们交给了他的士兵，让他们随意处置。士兵们选择貌美者，掠数十人而去，准备做强奸之用。后来听说因为童贞女“无一屈从者”，那些士兵便把她们先扼死，而后淫尸。所有的童贞女无一幸免，尸横遍野。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都可疑。在知识泛滥的年代，我们却常常陷于常识的短缺。从知识到常识，这是一个传播的技术。在很长时间里，这些真实的历史一直长眠在历史学者的故纸堆里，直到今天被张建伟将它转述给普罗大众。

　　这场血色疯狂从克林德无辜被杀开始，然后到建立克林德碑结束。从某种意义上，八国联军不过是义和团的一个镜像。一个暴力换来另一个暴力，一种疯狂换来另一场疯狂。历史其实就是一种报应。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一篇《克林德碑》。张建伟在书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片段：

　　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从义和团之乱到八国联军之祸，民众被迫饮下权力酿造的苦酒。所谓权力，常常会在一个暴力世界里显得脆弱不堪。“戊戌变法……改革进行到第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了它，但过了7年，她却领导了一场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的政治变革。”上一场改革运动的“叛徒”成为下一场改革运动的“推手”，张建伟为我们重新塑造了一个“历史中”的袁世凯。

　　事实上，在故事跨越两个世纪、长达20年的《走向共和》中，袁世凯是绝对的第一主角。张建伟甚至为此专门写作了一部《袁世凯传》。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和中国第一个总统，袁世凯在张建伟的笔下如同狮身人面像，复杂多面。不可否认，袁世凯属于一个在权谋方面长袖善舞的政客，但远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指出：袁世凯“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洪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张建伟的《走向共和》以《老中国之死》收官——作为“终结者”袁世凯的“完了”——“在这个被后世史家称为独夫民贼的手上，竟有一切的开始和一切的终结？这是他的宿命，或许是中国的宿命？”

　　如果说袁世凯是个阴谋家，孙中山是个革命家，那么宋教仁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但中国却没有他的舞台。这里从来都是一个黑帮的世界。中国历史常常被定义为政治史，与其说中国没有历史，不如说中国没有政治。（未完待续）

　　杜君立，共识网